社會矛盾長期處于某一時期的社會中是弊大于利的。倘若這種矛盾不及時加以根除，那麼就會産生“滾雪球”式的效應，矛盾越來越大，出現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最終歸會危及一個政權的統治。明朝就是這樣。

當時的社會長期存在社會矛盾，許多身居要職的官吏不作為，狡猾奸邪的小人趁機當道。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在此時已經分出了門派。一派“僞聖賢”的道貌岸然的理學家，他們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但把本分支稱作是“儒學的正統”，而且為了達到這種目的，他們把孔子尊崇為“神聖”。

儒家思想在明朝發展出了虛僞了一面，思想混亂是十分嚴重的一種現象，思想混亂對人、社會、國家都有不小的負面影響。到了明朝的後期，社會内部矛盾史無前例地尖銳，君主統治岌岌可危。

在長期的黑夜般的混亂局面當中，湧現出了一群“清醒着的”有思想的人。他們基于正統儒學，踴躍提出應對社會局面的良策。本文借對明清時期幾位主要的儒學思想家的分析，淺析當時産生的積極的儒家思想。

明清時期，社會風氣低迷。各種封建習俗，如男尊女卑，重農抑商等都在這一時期得到充分展現。然而，在封建社會裡這些習俗、體制并不為當時人看做是“封建的”，他們接受了這些習俗體制，即使一開始有受束縛的人站出來反對，也由于勢力單薄，最終無可奈何地接受并習慣。有這樣習于舊制的人，就有反對舊制的人。反對舊制的人目光長遠且毒辣，李贽就是其中一位。

清正廉潔的思想家李贽，為官二十餘載，目睹了當時官場上的醜惡現象，而“出淤泥而不染”。李贽沒有像那些貪官污吏一樣為禍朝廷，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堅定而且主動地從貪官的行列裡走了出來，自成一派。

在當時的官員們看來，李贽“不懂的變通”“過于頑固”。他們對不屬于自己一派的人好一點的會敬而遠之，而大多數則會貶低。李贽被當時的人視為“離經叛道”。但實際上，李贽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沒有“取悅大衆”，他近乎于一個怪才，而怪才所做的正是對大衆有意義的事。他眼見平民百姓在舊制度、舊思想之下受盡折磨，他為這些百姓感到不平。

李贽深深地意識到，他的國家不應該被這些烏煙瘴氣的思想給迫害，應該有新的思想植入到人們的大腦裡，應該有新的血液注入到人們的身體裡。于是李贽勇敢地站了出來。“異端”又怎樣，李贽無所畏懼，那麼他就敢于以“異端”自居，主張革除舊的制度、建立新的思想制度，猛烈的批判貪官污吏、男尊女卑等蛀蟲式的現象，極力地反對對人們的思想禁锢。

同時，李贽敢于向當時正統儒學的權威程朱理學發出抨擊。隻有清楚認識到不足，填補漏洞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否則陷入到某一個自以為前景大好的階段，實際上是空有其表，則會停滞不前，甚至深陷于這種美好幻想裡無法自拔。

有漏洞要及時填補，否則隻會“亡羊補牢，為時已晚”。李贽深深明白這個道理，唯獨他清醒着，李贽對前輩孔子的批判甚至達到了一種“非聖無法”的地步。他曾在《焚書》中表達出自己對儒學經典《論語》、《孟子》等做出這樣的點評，“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薮”。

可見李贽的“反叛”思想多麼非凡，敢于向孔子正統權威思想提出質疑，認為不能完全相信孔孟思想。孔孟所流傳下來的書籍盡管主要表達了他們的思想主張，但書裡絕大一部分内容是由他們的弟子記錄整理的，并不完全可信。

誠然，李贽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相反，他的想法很有先進性。李贽這一生，前半部分多為讀書做官，後半部分多專心做思想上的“異端”，他這一輩子對傳統觀念進行了重新考慮，他琢磨出了新境界，帶頭産生了反封建虛僞理學的勁頭，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重要體現。

衆所周知的是，君主專制在明朝達到了頂峰。當時，明朝皇帝通過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如廢除丞相、設立錦衣衛等措施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且至高無上的皇帝“說一不二”，自古以來就很少出現當衆讨論皇帝是非的人，更别說是有敢公然與皇帝“對着幹”的不怕死之人了。

而就在這皇帝專制權利巅峰的時期，有一批思想家站了出來，他們對君主專制有着深刻的思考。君主專制難道真的有利于國家統治嗎，皇帝憑什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們眼光犀利，從高度強化的君主專制的背後看到了社會的黑暗，認識到人民的重要性。黃宗羲，顧炎武就是這些人中的代表。

要問什麼是“公”，明朝皇帝或許會回答，他就是公。然而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則會大膽的說，“天下為公”。他們認為，君主專制并不是天下人的公，而是皇帝一人的“公”，是皇帝一人的“私”。黃宗羲與顧炎武首先都是飽讀詩書，對曆史發展有着自己見解的學者，在當時的社會上有着自己一定的社會地位。

然而是什麼讓這樣有頭有臉的大人物不顧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反抗呢？正因為他們理智且清醒，深知封建君主專制不是治國的長久之策。顧炎武曾在自己的書籍《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将當時社會以及曆朝的不平等的社會弊病進行揭露。”法不變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于大弊“，不錯地，法制出現弊端而不去糾正錯誤，勢必會産生難以彌補的問題。

顧炎武對君權進行懷疑，即使沒有完全否定君權，沒能反封建，但這種敢于懷疑君主的主張仍然使封建專制獨裁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出現苗頭。

他還多方面分析了“私”，辯證地論述了公與私的關系。他主張利民富民，肯定“私”，表現出當時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萌芽狀态下新興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黃宗羲更是在《明夷待訪錄》中表達出自己的“民本”思想，促進了糾正當時盛行的學風、推進了社會變革。

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号，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指廣大的中國人民生存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李贽反的是什麼？他反叛的就是社會裡的“烏煙瘴氣”。

黃宗羲提倡民本，危及統治階級利益，難道不怕統治階級加害于他嗎？他不怕。這些充滿積極儒家思想的思想家們都具有一個共同點，不畏強權，主張新變革來改變現狀。他們這些積極的思想家們在當時黑暗的社會中用自己充滿張力的思想喚醒了一批又一批受禁锢的人們，推動了社會的變革。

參考文獻：

[1] 《焚書》，李贽，中華書局，2018年9月

[2] 《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炎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月

[3]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中華書局，20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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