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拓跋氏是非常有進取心的部族。自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牛川稱魏王起，經過數代人的勵精圖治，到公元494年的100年間，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從一個弱小的部族發展成為西至哈密，東至遼西走廊，北至外蒙，南至淮河的強大國家，在華夏版圖上兩分天下有其一。

家族的成功源于數代人的不懈努力。拓跋家族也是如此，從拓跋珪到拓跋宏數代人的軌迹，可以看出這個家族的勵精圖治，奮發圖強。

創始人拓跋珪搭建了北魏的架構雛形；他的兒子拓跋嗣雖然恰逢南朝戰鬥力最強大的時期，不僅抵禦住了強大劉裕的進攻，更向南擴張了300裡；

拓跋嗣的兒子，雄才大略的拓跋焘完成了整個北方的統一，一度打到建康城下，終結了南朝蓬勃向上的“元嘉之治”；

拓跋焘之後，他的兒子拓跋晃雖沒有建立不世之功，卻也為政清明；

拓跋晃的兒子拓跋濬也同樣減輕民負，修生養息；

拓跋濬的兒子拓跋弘北伐柔然，南征劉宋均獲大勝，他對内大力解放生産力，推動遊牧向農耕進步；

拓跋宏4歲即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在他的任上，不僅極力推行漢化，更做出一個對中華曆史影響巨大的舉動——南遷都城。

孝文帝拓跋宏的南遷對北魏來說，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舉動。

在鮮卑的各個部族中，拓跋部是最落後的，因為他們内遷的時間最晚，當他們來到長城外的内蒙古草原時，包括匈奴、羯、氐、羌和鮮卑的其他部族，已經在長城内生活繁衍多年。

拓跋珪在平城（今大同）建國前，拓跋部都還處在完全的遊牧狀态。建國後，拓跋各部即使居所固定，不再遷徙，也是采用遊牧民族的分居方式，即各部落根據血緣的遠近進行“分土定居”，著名的北方六鎮就是如此的産物。

随着北魏生産力不斷提高，民族不斷融合，拓跋氏越來越感受到京都平城的局限性。

首先，拓跋氏雖然逐步擺脫遊牧的落後生産方式，轉而向先進的農耕生産方式轉化。可是這樣的轉化相對于民衆的要求還是太慢，特别曾經屬于中原王朝的漢民族，他們本就是先進的農耕民族，他們和少數民族的融合交流，也拉動了少數民族對先進生産力的渴望。先進生産力的直接表現就是生産效率高，使得人們的生活質量更好。可是底層民衆的要求卻觸犯到了擁有衆多奴隸的貴族利益，引發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矛盾，使得貴族和民衆之間矛盾加深，結果就是民衆的不斷起義，這樣的起義對生産力又造成了嚴重破壞；

其次，平城做為京都，人口越來越多，地盤越來越龐大，糧食供應成了瓶頸。平城地處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交界，是個可耕可遊牧的地區，因此地位非常尴尬。重要的是，平城做為京都需要大量的糧食供應，大量的糧食供應就需要大量的糧食生産。北魏曾試圖不斷往北方塞外移民，讓人們在塞外耕種，可是糧食産量并不高，生産的糧食僅僅能支持北方六鎮的軍糧消耗，因此向北方要糧食行不通；

第三，北魏逐漸擺脫遊牧向農耕轉化，掠奪已經不再是增加财富的途徑，轉而是要以防禦來保證耕地和人口的安全。因此，軍事戰略就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的軍隊是為了掠奪，現在的軍隊是防禦，而平城距離塞外的北方民族如柔然等太近，這些北方民族一旦遇到天災等因素就必然南下，平城常常首當其沖，成為戰争之地。

因此，以上三個硬道理導緻北魏必須南遷。

可是，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南遷是從維護拓跋氏帝王統治的戰略考慮，對北魏各階層的貴族而言，他們大多數并不支持，因為南遷意味着固有利益将被打破，因此拓跋氏的皇帝們雖然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可是都沒有實施遷都的行動。到了孝文帝拓跋焘時代，對漢文明向往已久孝文帝将遷都變成了現實。

因為，在孝文帝眼裡，除了以上三個南遷的硬道理之外，還有一個軟道理，這從孝文帝拓跋宏和任城王拓跋澄的一段對話中可以看出端倪。

拓跋宏對拓跋澄說：“我們國家發迹自北方，之後南遷來到平城，雖然現在我們的地盤已經非常廣闊，可是隻是形式上的統一，因為文化還沒有完成統一，平城這個地方是用武的地方，不是文治的地方，要移風易俗非常難。”

從拓跋宏的談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的一個軟道理，就是要完成對北方各部在文化和風俗上的統一，形成一個和中原的大一統完全一緻的“統一”。

這個從内到外的“統一”，才使得北魏的南遷有了曆史性的意義。

孝文帝要南遷，有兩個地方是新都城的合适選擇：邺城和洛陽。

邺城在今天的臨漳，比洛陽距離平城更近，也比洛陽更靠北，相對來說，更利于習慣寒冷的鮮卑人的生活。重要的是，邺城比洛陽更加富裕。

邺城是曹魏時期曹操重點營建的都城，是曹操在這裡建著名的銅雀台等三大台并大會群臣的地方。後來羯人石勒建立後趙和鮮卑慕容儁的前燕國，都在邺城建都。邺城所在的冀州，是北魏重要的物資供應基地，被認為“國之資儲，唯籍河北”。遇到饑荒時，邺城所在的冀州地區也是北魏對饑民的安置地。

除此之外，邺城的漕運也很發達，經過曹操的經營，有多條溝渠可以通黃河和江淮。邺城更有軍事戰略上的地理之利。當初石勒之所以在邺城建都，就是因為邺城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

洛陽是東漢、曹魏和西晉幾個朝代的國都。相比邺城，洛陽做為國都的曆史雖然久遠，可是自西晉滅亡的“永嘉之亂”後，洛陽遭受到極大破壞，号為“荒土”。

因此，相比邺城，洛陽在硬件上沒有優勢。

孝文帝卻要遷都洛陽。

在孝文帝拓跋宏的曾祖父拓跋焘時代，就有過遷都的讨論，當時主要從經濟的因素考慮，大多數人主張遷都富裕的邺城，卻遭到漢臣崔浩等人的反對。崔浩等人認為遷都邺城隻能救一時的饑荒，對國家來說不是長久之計，國家的長治久安賴于文化政治。

在硬件方面和邺城無法比的洛陽，卻恰恰在文化政治的軟件上有邺城無法比拟的優勢。

孝文帝拓跋宏是具有雄才大略，大一統思想的君主，他需要獲得中原民族在文化思想上的認可。東漢以來的京都洛陽，代表着華夏正統觀。以拓跋宏的天下意識和君臨天下的胸懷，他必須以洛陽為京都。

前面所述的拓跋宏和任城王拓跋澄的談話中，除了談論南遷的原因外，孝文帝拓跋宏還談到了他遷都洛陽的原因：“崤函帝宅，河洛王裡，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他認為長安和洛陽是傳統的帝王故都，因此以這兩個地方為都城，才可以真正問鼎中原。

其實，遷都洛陽也是桓溫和劉裕等具有雄心壯志的南朝君臣們的理想，雖然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了大多數人的反對而沒有成行，但這些反對主要是基于遏制權臣的政治因素，并非反對遷都洛陽，他們的理由是待天下統一後再返回洛陽。

可見，在南朝君臣們的心中，返回洛陽仍然是他們的最終政治目标。

孝文帝拓跋宏對定都洛陽的想法，和南朝君臣們的終極目标是一緻的，可是拓跋宏比南朝的君臣們更加務實，他認為定都洛陽是統一天下的基礎，因此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南朝君臣們則是要待天下一統之後再定都洛陽，實際也就變成了虛無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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