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儒家和道家的各階段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

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曆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國，哲學與每個人密切關聯，從儒家的四書五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到道家的《道德經》《莊子》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其中思想早已家喻戶曉，連兒童剛剛開始識字的《三字經》開頭兩句“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常說的“無為而治”，分别出自儒家和道家的基本觀念。

在西方人人看來，儒家和道家思想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已經能夠算做宗教。可是儒家和道家各種思想典著雖然相當于中國人的“聖經”，但和宗教不同的是儒家和道家是沒有創世神話，更沒有講天堂和地獄。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魯國，也就是現在的山東省。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在孔子出生以前，由于政治糾紛已經失去貴族地位遷到魯國。孔子年輕時很窮，五十歲時進入了魯國政府作了官。然而一場政治陰謀逼他下台，離鄉背井。此後十三年他周遊列國，總希望找到機會、實現他的政治、社會改革的理想。在這個期間，他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學生的人，周遊列國時有大批學生跟随。幾千個學生中有幾十人成為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号稱“七十二賢”。

孔子的思想保存體現在他和學生的對話集《論語》裡，孔子認為當時的社會已經“禮崩樂壞”，他将理想化社會寄托于“禮”的恢複，期望弟子成為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成人”，他認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最重要的事情是“正名”。就是說，“實”應當與“名”為它規定的含義相符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孔子看來君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君、臣、父、子都是這樣的社會關系的名，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孔子正名學說的含義。

其次孔子強調仁。“愛人”(《論話·顔淵》)。真正愛人的人，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而要要達到“仁”的境界，需要"克己複禮"，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不符合禮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聽、不要去說、不要去做。戰勝自我的私欲，遵循天理自然就達到了仁的境界。

孔子盡了一切努力，無論結果與否歸之于命。命就是天命，我們能夠做的莫過于一心一意地盡力去做我們知道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計成敗。這樣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說的君子，知命是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和儒家主張入世求仁義兩全不同，道家哲學思想的出發點是全生避害。“避”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們逃離人世，遁迹山林，以這種回避的方式避開人世的惡害。提出了“自然”的思想，在理論上為退隐行為辯護，然而真正将“清淨無為”發揚光大的還是由老子夯實的。

作為道家重要開創人物，老子是楚國(今河南省南部)人，與孔子同時代又比孔子年長，擁有很高的知名度和智慧，孔子曾向老子請教過“禮”，并稱贊其“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相傳老子西出函谷關，将平生感悟心得留給關令尹喜，也就是後來的《道德經》。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無名；不可言說。但是為了對于道有所言說，隻好勉強給它某種代号。所以稱它為道。

而後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裡所說的“一”是指“有”。說“道生一”等于說“無中生有”。這句話現在是貶義詞，實際本意是說世間萬物都是從沒有到有，并不斷發展完善。

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無為而治”，這并非什麼都不幹，而是保持自然随性的态度，謙虛、知足。以看似無為而實際有所作為，并保全自己。老子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　)

道是一種很玄虛的哲學，對于不懂得道的人看來，道甚至滑稽可笑，所以老子說；“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第四十一章)用自嘲的方式去解釋道的深奧難懂。

老子鄙棄儒家的仁、義，以為這些德性都是“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認為禮是禍亂的開端，從而引發了道家與儒家有關仁義道德的辯論。

孟子(公元前371一前289年)是鄒(今山東省南部)人。名轲，字子輿，作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并稱“孔孟”，尊稱為“亞聖”。

孟子的幼年有着“慈母三遷”的記載，從小伶俐好學，後又遊曆齊、宋、滕、魏、魯等國，前後有二十多年。回來與弟子們作《孟子》七篇。這部書記載了孟子與諸侯、與弟子的談話。《孟子》後來被推祟為“四書”之一。

作為儒家繼承者之一，孟子将孔子的“仁義”學說進一步發揚光大，建立了人性本善學說。認為人性内有種種善的成分。本身無所謂善惡，若不适當控制，就會通向惡。提出大量論證來支持性善說，有段論證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側隐之心。”(《孟子·公孫醜上》)

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意思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提出仁政思想。認為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此曾命人删節《孟子》中的有關内容。但在中國近代曆史中，民本思想對民主革命思想的誕生産生了重要影響。

孟子把将孔子提出的仁、義、禮加上了“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認為樹立完美的道德垂範，首先需要培養浩然之氣。創造性提出了浩然之氣，認為一個人若是經常行義，浩然之氣就會自然而然從他的内心出現。雖然這種浩然之氣聽起來怪神秘，可是照孟子所說，它仍然是每個人都能夠養成的。因為浩然之氣不是别的，是充分發展了的人性，所以每個人都能夠正如孟子斷言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這是孟子的教育學說，而之後儒家都堅持這個學說。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作為孟子的同時代人，荀子在人性問題上提倡性惡論，主張人性有惡，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

荀子把天看為自然，沒有理性、意志、善惡好惡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萬物自身運動的結果。自然界和人類各有自己的規律和職分。天道不能幹預人道，天歸天，人歸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亂吉兇，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職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載人，不能治人”（《禮論》）“天有其時，地有其才，人有其治”

荀子從天人相分的立場出發，認為人性自然表現為“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人對物質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禮儀規範相沖突的。他認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生下來就有各種欲望需求，所以說人性是“惡”，而不是“善”。認為天然禀賦的性情是惡的。因而人與人争奪賊殺導緻社會的混亂，這就是性惡論。

荀子認為凡是沒有經過教養的東西是不會為善的。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為聖人。荀子以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都是天生性惡，後天的環境和經驗對人性的改造起決定性的作用。通過人的主觀努力，人性可以變善。顯然更加強調了後天教育的重要性。

莊子，姓莊名周，與梁惠王、齊宣王是同時期人，然莊周無意仕進，隻在不長的時間裡做過管漆園的小官。楚威王聽說他的才學很高，派使者帶着厚禮，請他去做相國。莊子婉言謝絕。最後幹脆隐居著書，繼承和發展了老子思想，被後世尊稱為道教祖師、南華真人、道教四大真人之一。與老子并稱“道家之祖”。

莊子和老子都主張不治之治，但是強調天與人的區别。而并非具體的政治主張，他緻力于探求宇宙萬物的根據，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以抽象思辨的思維提出了“逍遙處世”之說，塑造且崇尚一種來去自由的人生境界，“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随天外雲卷雲舒。”

莊子妻死，惠子去吊喪，卻看到莊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子說你不哭也就夠了、又鼓盆而歌，不是太過分了嗎！“莊子曰；‘這種變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那樣運行不止。現在她靜靜地安息在天地之間，而我卻還要哭哭啼啼，這不是太不通達了嗎？所以止住了哭泣。”莊子的無情并不不是沒有情感。而是不為情所憂亂，以“靈魂的平靜”超凡存在。

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蝴蝶，飄飄蕩蕩，十分輕松惬意。他這時完全忘記了自己是莊周。過一會兒，他醒來了，對自己還是莊周感到十分驚奇疑惑。他認真的想了又想，不知道是莊周做夢變成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成了莊周？

随着時代的發展，人們發現單純的規定理論難以解釋複雜的現象，于是道家的人開始引入儒家文化，彌補以前理論的缺憾和不足；而同樣儒家的人也嘗試着吸收道家文化思想，改進完善儒家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漢廣川(河北景縣廣川鎮)人，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武帝所采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

漢初實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經濟發展很快，出現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時代出現了吳楚七國之亂。統一的國家将面臨着分裂的危險。景帝時任博士的董仲舒認為，重要的問題是要鞏固集中統一的政權，防止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董仲舒認為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時代的道理。

董仲舒在之前的仁義禮智的基礎上加了“信”，從此确定了儒家的五常，并提出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作為社會倫理。他采用了陰陽家的思想，認為天與人之問存在密切聯系。社會上政治的過失必然表現為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人間的政治過失必然使天生氣，王者受命于天，皇帝必須注視天的喜怒表現，依照它來行事。而一個朝代無論多麼好，其統治時間是有限的。氣數用盡之後就得讓位給新朝，而新朝的創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

正是因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等理論符合了統治階層的需要，所以在之後的皇帝也都将自己看做上天的代言人，為皇權合法找到了理由。為了鞏固統治，進一步打壓其他學派，從而造成儒家之後一家獨秀的局面。

漢朝末年，社會的動蕩促使道教誕生。老子，莊子從思想家變成教主神仙，模仿外來的佛教，有了廟宇、神職人員、宗教儀式。幾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學，衍變出一種有組織的宗教，即我們常說的道教。道教不同于道家，道家教人順乎自然，主張無為。而道教則則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術，追求的是修仙長生不老。簡單概之，以實體供奉在廟堂讓人參拜的是道教，不談鬼神，隻談辯證思想的是道家。

漢朝亡于公元220年，經曆了三國鼎立，晉朝再次統一中國，很快又陷入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才告結。這一期間，道家思想結合儒家實踐融合，企圖調和"自然"與"名教"，以讨論"本末有無"問題，用思辨的方法讨論關于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的問題，出現了“玄學”一說。

"玄"這一概念取之《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學即是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學說。玄學所探讨的中心問題盡管仍可歸結為天人關系問題，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抵"的思想格局，主張"祖述老莊"，以道家為主調和儒道，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魏晉時期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時常聚在一起談論玄道，當時人稱之為"清談"或"玄談"。

這些名士們思想既有反儒家傳統的精神，推崇黃老的"因循"原則，同時又受老莊思想影響，崇尚放達。認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君主無為而無不為。主張毀棄儒家嚴苛禮法﹐但骨子裡又維護着封建地主階層倫理觀念。故而行為上往往乖張輕佻，表現放浪形骸的孤憤。在東晉以後，玄學又開始與佛教中般若學合流，逐步變為佛學的附庸。以陶淵明等代表将齊生死、解脫逍遙的問題作為玄學研究内容。把世界和人生說成是瞬息萬變、稍縱即逝、虛僞無常的，主張縱欲主義和虛無主義，從而把玄學引入了絕境。

公元618年，隋朝被唐朝取代，作為一個強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唐太宗建立了以儒家經典占支配地位的選拔官員的考試制度，儒家也從此确定為官方教義，得到了迅猛發展，在宋朝開花結朵，大放光彩。出現理學與心學兩大重要分支。

理學由北宋時期的程頤開創，南宋時期的朱熹完成。也被稱為“程朱理學”。以儒學思想為主融合道學、佛學，建立了一套綜合探讨宇宙本原、萬物生成、人性、封建倫常等問題的哲學體系，提出了“天理”說和“格物緻知”論，認為萬物都有各自的理，而世界萬物又有一個共同的理。“隻有通過研究事物才能獲得知識，切身去體驗事物然後獲得道理。

南宋的朱熹認為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而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現實世界中理、氣相依而不能相離。斷言"理在先，氣在後"，強調"天理"和"人欲"的對立，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要求人們放棄"私欲"，服從"天理"。“存天理滅人欲”，但這個觀點卻被後世斷章取義曲解為禁锢保守，扼殺人性而遭到了批判。

心學由南宋陸九淵開端，到明朝由王守仁(号陽明)發揚光大，也被稱為"陸王心學"。王守仁早年信奉程朱理學；曾下決心從竹悟出“理”，然而格了七天七夜什麼也沒有發現，人卻累病了。在極大的失望中王陽明放棄心學，從而走上一條不同尋常的感悟之路，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其核心是“心即理”、“心外無物”，強調知和行都産生于心。

王陽明和朋友出遊，友人指岩中花樹，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心學的“心即理”認為萬事萬物皆由心而生發。與朱熹理學不同，朱熹主張由道問學，強調格物緻知，注重學習知識的重要性，以為人的道德水準必将随着知識的增長而增進。而心學中則更尊德性，強調為學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增進知識，而是為了實現道德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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