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詩是那麼的美麗，而他的生活卻是很心酸；陶淵明的歸隐是詩意的，而他生活的年代是混亂的。作為一個詩人，他成功了。而作為一個有心緻仕的人，卻是不幸的。有人說偉大的時代造就偉大的人。但陶淵明恰恰是糟糕的年代孕育了一位無以倫比的詩人。

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一代重臣，他的祖父也做過官，他的父親并沒什麼重要的職務，但好歹也從過政。所以說，陶淵明一開始接受的便是學而則優仕的教育。東晉是一個曆史上都稱得上混亂的時代。朝代換主之頻繁也很少見。但這些也不足以影響陶淵明之類讀書人的緻仕情結。陶淵明曾四仕四隐，看得出他是有心想做點事情。但他最後還是在四十一歲那年挂印而去。這一次他走得如此堅決，那樣徹底。後人對于陶淵明的歸隐有種種說法，甚至包括對他個人性格上的分析。有說他不負責任的，因為竟讓家人挨餓。也有人說他沉不住氣，甚至懷疑他純粹是因為做不了大官而一氣之下歸隐。我想不管後人對陶淵明的歸隐持任何一種說法，這隻能是主觀方面去猜測罷了。我不敢以陶詩的水平來衡量他的實際能力。況且我們也無從得知陶淵明在任期間作出過什麼政績來，也無從知曉他的管理能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從當時的社會文化與價值評判标準來看，陶淵明無疑是具備做官的素質。否則，他也不可能做上小官。從這點來看，他比一般群衆有着優勢。可他為什麼竟然放着老百姓夢寐以求的職業不做，反而甘願做一位為世人所棄的農夫呢？我想事實并非陶淵明自己所說的“性本愛丘山”那樣簡單。

中國古代任用官員自隋朝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選拔，到了宋朝達到頂峰。在這之前基本上是搞“近親繁殖”，官僚體系非常的封閉，沒有社會背景一般人是進不去的。尤其是陶淵明生活的兩晉時期，門閥制度尤為森嚴。所謂門閥制度就是隻有大姓的人才有資格做官，小姓一般幾乎沒有機會做官，即使進入仕途也隻能幹些幕僚之類的小幹部。陶淵明雖然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但他的曾祖父是靠馬背上幫皇帝打江山才得來的官職，并不是世襲而獲得這份官職。因此，說起來陶淵明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官宦之家。所以，陶淵明一出生就陷入了很尴尬的境況。既不是大姓，但又絕非是小姓。他與一般百姓相比，自然優越的很，至少他還能讀上書，至少他還有一個官至宰相的曾祖父。但他與其它官宦之家而言，顯然家底不夠。我們說看一個人的性格以及他所寫過的詩，包括他所做過的一些事得曆史的全面的去分析。陶淵明也一樣。不管後人給予他何種桂冠，持何種态度，我們也得把他放在特定的曆史環境裡。有些事并非他本人自己所寫的那樣簡單與充滿着詩意。陶淵明生活的朝代可以說是曆史上最糟糕的朝代。皇帝是走馬燈的換人。皇權旁落意味着社會動蕩不安，也正因為兩晉的混戰才導緻以後南北朝的分裂與對峙，出現那麼多的國家。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一個糟糕的政治制度不僅讓人才埋沒，更甚者是把社會引向混亂。陶淵明生活的兩晉時期門閥森嚴，而且還窩裡鬥。結果有能力的人在清議，沒能力的人在掌權。

陶淵明在歸隐前也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有志向尚且不說，就從他幾次出仕又幾次歸隐的經曆來看，他内心是希望在仕途中有所作為的。他投身過桓玄的門下，也投奔過劉裕，做過劉敬宣的建威參軍。最後一次做官是澎澤縣令。陶淵明一生僅做過幾個小官而已。諸如祭酒、參軍、主簿、縣令，其級别相當于現在的基層中層幹部而已，但想必陶淵明工作應該是積極的。這與他接受的傳統教育有關。這麼一個有才華（當然做詩不能代表一個人的政治素質，李煜的詞是一流的，但還是做了亡國奴），有志向的人最終會選擇歸隐，這不得不讓人感歎，而且他作出這個抉擇時并非他自己在詩中所言“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般輕松與快樂，而是一種無可奈何之下的徹悟。但細想之下認為陶淵明的選擇是對的。依我之見，陶淵明無論怎樣為自己的組織賣力，都無法獲得上級的肯定。正如左思所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社會政治制度下，陶淵明的努力是徒勞的。我認為一個人不管有多大才，如果沒有好的制度來任用他，這個才對社會而言還是一樣無用。當然，這不是他的錯。有些人會掙紮，甚至以忍耐的勇氣等待機會。有些人會抱怨，以消沉來反擊社會的不公平。有時，一個人在順境中看不出他的品質，隻有身處逆境時才會彰顯他内心的精神力量，以及他的判斷能力。陶淵明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在就于他對自己的取舍非常的清醒。他沒有留戀對當權者的依賴，也沒有期待有勢者的垂青，而是揮揮衣袖，從此與仕途決裂，做起正直的隐者。雖然在一般人看來他是小隐，但在我眼裡他有着大隐無法企及的風度與氣質。正由于他有着這一份心無旁骛的堅持，他的詩才會有他内心一樣的幹淨，精神一樣的自由。

陶淵明對一個時代而言僅僅是一個遺憾而已，但對一部曆史來說卻是一個厚重的足迹。所以說，一個人的精彩不在多，而在于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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