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書法

“桐城派”獨占清代文壇二百餘，為中國文學史所獨見。這一局面，是怎麼形成的呢?

桐城派的思想主張

桐城派的基本理論，是從方苞開始建立的。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方苞繼承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方苞對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潔”。

劉大櫆進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藝術性，提出了“因聲求氣”說。劉大櫆師事方苞，又是姚鼐的老師，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啟後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張，就是我們熟悉的六個字：義理、考據、詞章。義理，内容合理；考據，材料确切；詞章，文詞精美，三者不可偏廢。同時，又在學習方法上提出要求。桐城派主張學習左傳、史記，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這種語言上的追求，無形中割裂了不同的階層，所以後來倡導平民白話，必然與“桐城派”發生激烈的沖突。

桐城派以“道統自任”，梁啟超有一段分析，他說：“桐城派又好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之言，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自任，而與當時所謂漢學者互相輕。”這一主張，必然與漢學發生沖突。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他們的許多散文，都體現了這一特點。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這一特點特點，與科舉之間形成了利害關系。

“桐城派”在文風上，是選取素材，運用語言，隻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藻，不用詩詞與骈句，力求“清真雅正”。桐城派要求泾渭分明，散文是散文，骈文是骈文，不符合這一要求的，就像我們看網絡文章，一會書面語言，一會口頭語言，一會外文，一會表情符。“桐城派”在風格上，是相當苛嚴的。

辭賦大師潘承祥先生評價“桐城派”：“桐城古文運動，是唐宋古文運動的繼續、發展、終結。”這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上來說的，實際上“桐城派”有濃厚的時代色彩。

“桐城派”的影響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内。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适應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桐城派”的“義法”理論，能為“科舉之文”所利用，不能真的認為“桐城派”是純文藝性的，稍作處理也就可以用來應付科舉，這恰是“桐城派”生命力所在。從文學史的角度，“桐城派”又矯正了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的文風，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桐城文派的作家，籍貫幾乎分布全國，以江南省（安徽、江蘇）居多，廣西、河北、湖南、福建等地也盛極一時，北京、上海、浙江、山東、河南、貴州等地都有。如廣西即有“嶺西五家”：永福呂璜、臨桂朱琦、平南彭昱堯、臨桂龍啟瑞、馬平王拯。“姚門四傑”中，梅曾亮、管同，都是江蘇南京人。“曾門四弟子”中，張裕钊，湖北鄂州人；薛福成，江蘇無錫人；黎庶昌，貴州遵義人。

桐城文與桐城人也是需要區别的，清代最著名的桐城人，是張英、張廷玉父子，民間稱其為“父子宰相”。但張英、張廷玉的文章，恰恰不能歸入“桐城文派”。

縱觀“桐城派”的發展，以清初的社會背景看，沒有桐城文派，也會有類似的其他文派出現。“桐城派”的産生，前提就是這種文派的文學主張，必須符合統治者的文化導向，具有實用價值，為官方和社會同時肯定。否則，難以興盛。

“桐城派”是以“古文”寫作為主的一種藝術流派，對“桐城派”的認識也不能局限于文派本身。桐城還有“學派”與“詩派”，三者互相影響。“學派”強于文派，主要人物方以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桐城文派”在學術思想方面，很受方學漸一方以智的影響。前面我們講，“桐城派”文與詩泾渭分明，方苞不作詩，但劉大櫆、姚鼐則把古文之抑揚頓宕技法，用入詩中，成為“詩派”的特色之一。同時，又把詩歌的美引人文中，使散文詩化，這又成為“桐城文”的藝術特色之一。三派相互影響，然又非完全一樣。

“桐城派”的命名，是地方文化興盛的重要表現，但也存在不同看法。如清代史學家、漢學家錢大昕，即因方苞文中把“桐城”寫作“吾桐”或“桐”加以鄙棄，認為“不足觀”。其理由是，當時各省中以“桐”為縣名的很多，如“桐廬”、“桐鄉”等等，共有五縣，僅稱一“桐”字，那怎能知是“桐城”呢？但是，方苞寫的是文藝性散文，且作者是桐城人，他文中的“桐”自不會被人誤解為“桐廬”、“桐鄉”，事實上，桐城古代也稱“桐鄉”，宋代張孝祥詞中的“桐鄉”，其實就指安徽桐城，不是浙江的桐鄉。

張孝祥是南宋狀元，考中狀元後，全家人吓得半死，因為這一年的狀元，普遍認為是秦桧的孫子秦埙(xūn)，但秦埙隻考了個探花，第三名。秦桧如果報複，張家又有把柄。張孝祥當時沒有成婚，但與桐城少女李氏同居，還有個私生子。張家沒辦法，便将李氏與兒子送回了桐城老家。張孝祥與李氏很有感情，時常填詞，有一首《念奴嬌》：

風帆更起，望一天秋色，離愁無數……默想音容，遙憐兒女，獨立衡臯暮。桐鄉君子，念予憔悴如許。

君子，李氏，浮山人；桐鄉，就是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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