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時候，時代的流動體現在一代人對某些詞彙的逐漸生疏，比如閉路電視、公交月票、電話亭、IC卡，比如許久不見的《讀者》雜志。《讀者》曾經有着“亞洲第一期刊”的美譽，是用實打實的發行數據換來的。世紀之交前後，創刊二十餘年的《讀者》雜志攀上發行巅峰，平均月發行量超過400萬冊。2006年4月，月發行量更是達到驚人的1000萬冊；這樣的紀錄，未來恐怕很難再有刊物能夠打破了。

《讀者》的輝煌背後，一個新的閱讀時代已經悄然來臨。人們喜歡在一次次惋惜中，追憶自己作為《讀者》讀者的時光，但很少會花幾塊錢，再去買一本最新的《讀者》。

《讀者》的失落，鑲嵌在紙媒失落的大背景下，但與很多消失得悄無聲息的刊物相比，還在被讨論的《讀者》又是相對幸運的那個——盡管在更年輕一代讀者當中，這種讨論也許有些走樣。

《讀者文摘》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傳奇

《讀者文摘》誕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自然也帶着八十年代的某種氣質。那是一個質樸、真誠、熱烈、包容，就像一場昏睡過後，伸了個誇張肆意的懶腰，對于啟蒙的呼喚和外部世界的渴望，席卷了全體中國人。年輕人們省下飯票錢、車票錢買書，像饑餓的白蟻一樣吸收知識：如今看來晦澀的《存在與虛無》《悲劇的誕生》，在當時成了人人追捧的暢銷書；《紅與黑》《約翰?克利斯朵夫》等經典西方文學，延遲一百餘年登上國人的案頭；朦胧詩人，像明星一樣受到年輕讀者的追捧。

事實上，補課式的啟蒙閱讀，不是大學生、學者、詩人們的特權，也是普通人實實在在的需求。在漫長的火車旅途上，在電視之外枯燥的夜晚裡，在中小學生并不算豐富的課外時光中，人們需要一些内容可能不那麼深刻、但足夠多元的讀物，它們顯然不是尼采、薩特、托爾斯泰，而是包羅社會百态的《讀者文摘》。就像很多始于八十年代的傳奇一樣，創刊之初的《讀者文摘》，沒有指标，沒有範例，同時也沒有禁锢，沒有束縛。

“博采中外，荟萃精華，啟迪思想，開闊眼界”，這是《讀者文摘》四十多年不變的辦刊方針，讓人看得明白、看得愉悅是它最重要的風格。讓普通人讀讀美文，了解一些淺顯的外國知識，在屬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拼圖上，不能少了《讀者文摘》，它便是我們熟知的《讀者》雜志最早的刊名。

那個時代的“最大公約數”

今天翻看第一期《讀者文摘》的目錄，可能會感慨于内容的駁雜：健康保健、育兒知識、社會新聞、文學音樂，無所不包。創刊号1980年送審，1981年春節後敲定，“讀者文摘”四字刊名請趙樸初先生題寫。參照當時很多刊物的流行做法，第一期雜志用女明星的一張側臉照作封面，封三是來自台灣的校園流行歌曲《鄉間的小路》。頭一篇文章是嚴肅文學作品，作家張賢亮的小說《靈與肉》。第二年，這篇小說被大導演謝晉拍成了電影《牧馬人》，成為他的“反思三部曲”之一。

創刊不久便一炮而紅的《讀者文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人的閱讀趣味：對于博學的人來說，它并不俗氣；對于普通人來說，它又不算晦澀。因為文摘的性質，它能最大程度地讓各路讀者各取所需，在不同的閱讀場景中占據了“最大公約數”。

上世紀九十年代，《讀者文摘》逐漸摸到了更加穩定的風格，有人将其總結為“雞湯 窗口”——創始人之一的胡亞權在向媒體談論起辦刊初衷時，曾提到“想要告訴中國讀者，其實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多我們不知道的美好事物、高尚行為”。雞湯，對應的是“美好事物，高尚行為”；窗口眺望的，自然就是“世界上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當然，無論是作為雞湯還是窗口，前提都是《讀者文摘》所處的前互聯網語境。當互聯網這座巴别塔在人間拔地而起後，文摘類刊物的一大半功能就都轟然倒塌了。

互聯網時代的雞湯讀本

據說《讀者》曾對自己的讀者做過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大學以上學曆者，占據了相當比例。不過在2000年之後，随着互聯網踩着新世紀的足迹走進中國家庭，《讀者》的讀者們想必被撥号上網帶走了許多。

《讀者》和《知音》《家庭》《意林》《青年文摘》《特别關注》《故事會》們，常常被放在一起讨論。60後、70後和80後對它們的告别，不是在某一個具體的時間點，而是經曆了緩慢的過程。也許是某次行程從長途車、卧鋪火車換成了高鐵、飛機，也許是某個季度忘記了續訂，也許是發現電腦和手機裡緩存的電視劇已經看不過來，于是風靡一時的國民刊物，就像很多舊事物一樣，慢慢不再被提起。而成為新的閱讀主體的90後、00後，則大概壓根就沒有翻開過它們。

很多聲音把文摘刊物們的衰落，歸結于技術層面——報刊亭關閉，紙質閱讀收縮，網絡成為中國人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在技術性原因的背後，《讀者》們面對的也許是更加無解的“功能性陳舊”。以2010年第18期《讀者》為例，“名人轶事”欄目中的《荼蘼與平淡》，“雜談随感”欄目中的《别生春天的氣》《這世界上有另一個你》，“人生之旅”欄目中的《人人都愛聽好話》，基本代表了《讀者》們一貫倡導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價值：淡然坦然，不争不搶，甯靜淡薄，從容不迫。

這種心靈雞湯，長期撫平中國人心裡的毛躁，但随着時代的焦慮積累到一定程度，雞湯的療效逐漸降低，甚至起反作用。至于了解外部世界，中國人就更加不用依賴一本文摘了。新世紀的頭十年過去，中國人相繼迎來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通過網絡，通過影視劇，甚至通過旅行、留學，大家都能夠以更為直觀的方式對接世界，用《讀者》上的翻譯美文看世界，終究還是隔了幾層。

被懷念的與被鄙視的《讀者》

盡管距離那次并不愉快的更名已經過去近三十年了，一些人仍然習慣于把《讀者》稱為《讀者文摘》。1981年創刊的《讀者文摘》，借鑒了創刊于1922年的美國《讀者文摘》，後者曾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期刊，陪伴美國人度過艱難的大蕭條時期。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美國《讀者文摘》要求中國《讀者文摘》停止轉載自己的文章，後來又狀告中國《讀者文摘》侵權，使其在1993年更名為《讀者》。1998年，《讀者》又在這個大洋彼岸的師傅兼對手的異議下，把英文刊名标識由“READERS”改為漢語拼音“DUZHE”。

在年輕網民聚集的B站上，有人貼出了一篇刊登在2013年《讀者》上的《不閱讀的中國人》：這位印度作者在文中列舉了一系列中國人不喜閱讀的見聞，并在結尾表示：“或許我們對于一個經濟正在迅速發展的國家不應過分苛責，過于忙碌是壓力所迫，并不是一種過錯。但我隻是憂慮，如果就此疏遠了靈魂，未來可能會為此付出代價。甯可慢一些，松一些……”放在十年之前，這種“世界美好 心靈雞湯”的文字還并不讨嫌，但在國民自信心格外高漲的今天，就難免要受到口誅筆伐，甚至被一些年輕人熟練地送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今天的年輕人無法理解四十年前的信息匮乏、閱讀趣味，以及那個年代的人們對世界的想象；而當初《讀者》的擁趸們，大概也不能完全理解年輕人們對一本老刊物的敵意。于是，漸行漸遠的《讀者》們身後，留下的不是依依惜别的揮手緻意，而是綿綿不斷的争吵餘音。懷念它的人，已經成為網絡時代失語的“遺老”；鄙視它的人，則更像是在發洩着屬于自己時代的激憤。

編輯：帆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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