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功臣亡。”這幾乎是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遠掙脫不了的夢魇。

因此，對于功臣宿将來說，如果能攤上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這樣身上人性多而獸性少的“聖明天子”，當然是最幸運不過的事情。不但不必為自己頸上的腦袋是否會搬家而擔驚受怕，而且還可以确保自己因當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所作的投資獲取豐厚的回報，過上豪華安逸的生活，享盡人世間的榮華富貴。

遺憾的是，劉秀和趙匡胤這樣的皇帝在曆史上也就是兩個而已，要撞大運碰上他們，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亞聖”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劉秀、趙匡胤可是千餘年方才出一位，這比孟子講的還來得稀罕。

所以對于衆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對此寄予太大的希望，畢竟天上不會憑空掉餡餅，若是能遇上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這一檔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錯了。還是不要好高骛遠，變得理智現實一點，多想想在遇不上劉秀、趙匡胤這樣聖主明君的情況下，如何做才能夠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聞達于“天子”。想方設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殺機戾氣，讓自己遠禍全身，苟延殘喘。一句話，作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你和我？”

人作為萬物之靈，其高明和可貴在于他總是能适應環境的變化，以屈求伸，趨利避害，在各種惡劣的條件下頑強地生存下來。這種能力，作為芸芸衆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備。對他們來說，功成名就後的當務之急，是怎樣消除皇帝陛下對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劇輪回到自己的頭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殚精竭慮思考對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樣的姿态，自斂鋒芒，韬光養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寬容。做成功了，算是為将的韬略已修煉到家，爐火純青；事情最終弄糟了，算是修煉不夠，道行不深，也隻好自飲苦酒，自認倒黴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幾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厭惡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誅之而後訣，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一是怕功臣桀骜不馴、強梁不羁，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拿戰功作炫耀的資本，憑實力讨價還價，到最後忘乎所以，上演“總把新桃換舊符”的逼宮一幕。

二是怕功臣肚裡腸子彎彎，心思歪歪，“不識廬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實則居心叵測，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強，精明能幹，文武雙修，反襯出皇帝們的颟顸無能、酒囊飯袋，這樣叫寡人如何駕馭，而且實有傷自己神聖的面子。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傾向，一門心思奔事業，展抱負，愛惜羽毛，反而對吃喝玩樂不發生興趣。這樣一來，自己在九重宮阙裡紙迷金醉，窮奢極欲，導緻物議橫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則因夙夜匪解，勤勞國事，克己奉公，聲望逐漸提升，人氣日益旺盛。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有此四點，要想不殺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來便是對症下藥的問題了。你不是怕我桀骜不馴嗎？我就改弦更張，做出一副與世無争的模樣；你不是怕我陰懷二心嗎？我就裝扮出最大的忠誠給你看；你不是顧忌我能力強、手段高嗎？我就向你證明世上就數我最庸碌無能；文不能斷文識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厭我熱衷工作，不肯享受嗎？我就醉生夢死，潇灑走一回，讓你知道我是夠标準的屍位素餐者。

這就是中國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徑來全身避禍的自我保存之道。

應該說，這一招是比較靈驗的，相當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專吃這一套，于是乎，許多功臣宿将終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級，安安穩穩以享天年。

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與人生韬略盡萃于斯，這既叫我們在今天為之驕傲，因為它大大削減了曆史上的血腥屠戮場面；同時卻也讓我們在今天為之悲哀，因為它使中國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無論是皇帝、功臣，還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于琢磨人，對付人。而“人才”過剩“事才”匮乏，正是中國封建政冶沒有希望的标志！

功臣宿将全身遠禍最直截了當也最立竿見影的途徑，自然是退出江湖，飄然高隐。《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下卷”上講：“若張良、範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說的就是曆代功臣宿将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時期越國滅吳稱霸的第一号功臣範蠡，無疑是較早洞察君臣關系的實質，未雨綢缪，及時“脫然高引”，飄然倏逝從而全身遠禍的一個典範。

範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字少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當時正值晉楚争霸如火如荼之際，晉國為了争取戰略上的主動優勢地位，聯合和扶持吳國，南北夾攻楚國，使其處于多面受敵、兩線作戰的被動處境。“三駕而楚不能競”。為了擺脫這種局面，楚國如法炮制，決定策動越國在吳國後方進行騷擾，牽制吳國方面的戰略行動，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範蠡與另一位楚人、戰略家文種，就是為實現楚國這一戰略企圖而受命奔赴越國展開軍事外交活動的。

到了越國之後，範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戰勝吳國以報世仇的越王勾踐的極大信任，擔任了越國大夫，主持越國的軍事及外交鬥争，“（文）種躬正内，（範）蠡出治外。内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為勾踐指明了對付吳國的正确戰略方針，韬光養晦，積聚實力，等待時機，見機而作，“盡其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自處柔弱卑下的地位，争取有利的時機，創造條件，轉弱為強，“不為天下先”，以時間換空間，欲擒先縱，後發制人，最後達到“柔弱勝剛強”的目的。

越王勾踐正是依據他的這一戰略方針，并在他的具體輔佐下，發揚“卧薪嘗膽”的“膽劍”精神，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勵精圖治，足兵求強，同時大玩“美女計”，搞性賄賂，使夫差在溫柔之鄉中流連忘返，與西施、鄭旦“雲鬓花冠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務，自廢武功，從而徹底改變了吳越雙方之間的優劣态勢，通過偷襲吳都、笠澤殲敵、圍攻姑蘇等重大戰役，最終滅亡了吳國。

顯而易見，範蠡（連同他的夥伴文種）是越國滅吳、勃然興起、稱霸中原的決定性人物，是越國的大功臣、勾踐的大恩人。

不過，範蠡的睿智和高明，還不僅僅在于他才能的出衆、韬略的超群，而更在于他頭腦的清醒、識見的不凡。他沒有讓勝利淹沒自己的理性，也不曾叫君臣和諧的表面現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斷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為楚國人士，執行的是楚國的戰略使命，這一點必定會成為自己與越王勾踐之間的隔閡，在勝利尚未實現的情況下，雙方為了滅吳的共同戰略目标尚可以攜手合作，和衷共濟；但是一旦勝利降臨，共同的敵人消失之後，這種隔閡一定會迅速擴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溝壑。

另外，在和勾踐的多年交往中，範蠡對其人的性格、氣質、為人都已有細緻入微的觀察和入木三分的了解，在範蠡眼中，勾踐“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履危，不可與安”，是一個“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的角色，所以自己當明白“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的危殆處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勳，這時其實恰好已成為了自己惹禍殺身的催命符、奪魂律了。總之，“功高震主”與外來客卿雙重因素的結合，使自己（當然也包括文種）處于随時被殺殒命的危險之中。

鑒于這樣的判斷，範蠡他不管勾踐說什麼花言巧語，許諾什麼君臣共治之願，怎麼懇求，怎麼挽留，都毫不動搖，隻認準一條選擇，那就是見好就收，及時抽身，飄然高隐，杳如黃鶴，棄高官尊爵如敝屣，視富貴榮華似浮雲。

就這樣，範蠡在事業最輝煌的巅峰，在仕途最順暢的時候，寵辱皆忘、義無反顧棄官而去，攜帶着紅顔知音、絕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迹天涯，英雄美人，劍膽琴心，譜寫了其人生中更為華麗、更為燦爛的篇章。先後遊曆齊地、陶邑，隐姓埋名、盡洗鉛華，稱鸱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導經商活動，“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大獲其利，“三緻千金”，和稍後的白圭、子貢等人一樣，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早“下海”并取得輝煌成功的富商巨賈。

範蠡功成身退，以“飄然高隐”的方式，巧妙地躲避過越王勾踐屠戮功臣之劫難，成為後人醉心向往的全身避禍之道的楷模。無數人欽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識見、豔羨他的際遇、效仿他的選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真可謂“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複複中追問，方知道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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