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春秋時期，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因此，他一生都緻力于恢複周代的“禮制”，抨擊一切違背“禮制”的東西。

然而，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了春秋時期，随着冶煉技術的進步，鐵制農具逐漸在社會中普及，再加上水利灌溉、壟耕法等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産力相比于以往大大地提高。

這樣一來，随着人口的增長，社會的體量也不斷地變大。對于宗法社會的那套對自己的權力進行制約的“禮制”，諸侯們再也忍受不了。于是，他們紛紛尋求變法，實行編戶齊民、郡縣制，都想要打造一套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員到地方的中央集權式官僚體系。

以往的熟人社會秩序因此被打亂了，随着城市的擴張和人口的遷移，開始形成陌生人的社會。這樣，過去的那一套宗法封建制，也就不再适應統治者的政治需求了，也就逐漸地瓦解掉了。宗法社會是周代“禮制”存在的基礎，連存在的基礎都開始瓦解了，“禮制”也就難以恢複了。

因此，孔子“複禮”的嘗試，注定是一場失敗。（詳見文章：孔子“複禮”為什麼會失敗？弄清楚“禮”是什麼，就知道了）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孔子一生的事業都失敗了，為何後世還要尊他為“至聖先師”呢？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得要從孔子的“複禮”說起，看看孔子的“複禮”面臨什麼問題，他又做了什麼。看完這些，再看這個問題，你心中就會有一個答案。

面對春秋這樣一個“禮崩樂壞”的亂世，該如何救世呢？孔子很清楚地知道，想要拯救這個亂世，就必須要找到這個亂世的病因。

老子認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天道無情，老天爺不會對誰好，也不會對誰壞。聖人也一樣，對百姓不會好，也不會壞。從宇宙到社會，都是沒有人格的，這個世界是一個沒有好惡的世界。

和老子不同，孔子則認為老天爺是通人性、有道德、人格化的。禮，即代表天道（天命）。世間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禮崩樂壞”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世人不遵從周禮。

孔子認為，政治的秩序本質是人的秩序，而政治的最高形态就是教育。教育，是讓人擁有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和情操陶冶。君子能在自己具體的行為中，随時地遵從周禮，從而樹立人事的典範。因此，隻要教導世人向往成為君子，世界的秩序也就能恢複了。

因此，孔子為了實現“複禮”的畢生理想，就必須要以教育的形式來教化世人，以文化教養實現對個體人格的整體提升。

我們都知道，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但你可能不知道，“儒”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那時候的“儒”，其實是對某些職業的一個總的概括。就像“商”，是對所有賣東西的人的概括。

當時的“儒”，主要分為兩種：六藝教民的“儒”，以德行教民的“師”。

“儒”，主要是當時社會上的一些掌握特定專業技術的人員。他們是可以夜觀星象、為百姓預報天氣、辨别農時的人，也可以是來自社會上各個階層懂得禮節、儀式的專家，尤其是治喪的禮儀顧問。雖然被貴族們抛棄了朝廷之禮，禮也崩了樂也壞了，但是像婚喪、相見等周禮，卻完整地被民間大衆保留了下來，并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持續地起發揮着作用。

“師”，以德行教民，他們則與官學中的樂師有關。在先秦的典籍中，若單單提到“師”字，往往特指的是樂師。一方面樂師的舞蹈中有祭祀、祈雨等上古的巫觋傳統遺迹。另一方面，周代的樂舞教育已經開始人文化，樂教主要是以“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為目标，培養人的協調的德性。然而，這種以藝術教育形式呈現的德育卻不面向普通人，它主要的受衆是貴族子弟和未來的政府官員。

而咱們的孔老夫子呢，他的身份既是“儒”，也是“師”，後世儒家的基本面貌就是這樣被奠定的。

孔子他老人家的一生中，最關切的内容就是禮樂文化。因此，孔子的那些事業，無論是從政、授業、還是删詩作史，他都是以探究禮的内涵、恢複禮的秩序、發揚禮的精神為目的的。而孔子認為這些事業的實現途徑，必須通過美育，也就是樂。

既然教育途徑找到了，那下一步就是找學生了。這時候，孔子又發現了一個問題：當時隻有貴族子弟和未來的政府官員接受教育，他教育受衆十分有限，如何能将“天”引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和行為方式當中呢？

在春秋早期，隻有當時社會的貴族階層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因為這本身也是禮的一部分，但是禮是不下庶人的。

然而，周朝當時無論是貴族，還是其他的文化人，他們不是依附于君權，就是被貴族、卿大夫們豢養的門客，通通都是官家人。所以，當時的教育被稱為官學。孔子認為，官學教育出的人，既沒有獨立的身份，又沒有自由的靈魂。

随着禮崩樂壞，原有宗法社會的制度逐漸解體。受過官學教育的人也因為打了敗仗，或者失去土地，逐漸地流落到平民社會。這樣一來，他們反而身份獨立了，靈魂也解放了，也就可以憑自己所感所悟，自由地傳播思想了。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論語·述而》

“我的品德是上天所賦予的，桓魋能把我怎樣呢？”孔子的這句話，充分的反映了宗法社會架構崩潰，個人的精神世界在意識覺醒後進一步擴大的曆史潮流。

周文化中天人關系是孔子的思想中格外注重的傳統，因此，他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觀點。“人”不再是過去那樣，專指貴族，而是世間一般意義上的所有人，人的内涵就這樣被擴充了。

就這樣，孔子将過去的“學在官府”，變成了“學在民間”，辦學的時候，他主張“有教無類”。誰要是想跟他學習，不論是什麼身份，隻要交适當的學費就行，沒有學費拿幾個雞蛋是那個意思就行。因此，孔的三千弟子出了七十二賢人，他們從事什麼職業的人都有。

孔子是曆史上第一個在民間辦學的人，也是那個時代獨一無二的老師。

就在孔子擴充了人的内涵，開始在民間辦學以教化世人的時候，又一個難題擺在了孔子的面前：

如何向世人傳教？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禮的精神？

孔子的教學目标是，向世人傳授禮的精神，以文化教養實現對個體人格的整體提升。但是，以什麼樣的文化載體教學，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禮的精神呢？

孔子給出的答案是：禮教為體，詩教為用。

春秋時代的賢者們為禮崩樂壞而痛心疾首，但是，相比于形式性的禮樂儀節，他們其實更關心曾作為天人秩序之載體的“禮”，在當下混亂的社會形勢中所呈現的實際生命力。

在《左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的“禮也”、“非禮也”，原因就在于此。因為，當時的人已經把“禮”作為衡量和規範社會中人們行為的基本正義原則。

因此，聖賢們一方面想将古禮的典章儀式完整的保留下來。另一方面，他們挖空心思地渴望将禮的精神、禮的本意提煉出來，再通過某種方式将其作用到現實當中。當時貴族社會的共同語言是《詩》，因此，《詩》就是最能保持禮之精神的文化載體。

《詩》就是我們說的《詩經》，是在民間所口口相傳的詩歌。古代社會十分閉塞，信息極其稀缺，因此，詩歌就成為了當時的人們最得力的精神共享手段，它包含了多種多樣的地方風土人情，是社會中溝通上下、遠近的橋梁。

我們都知道，《詩經》包含《風》、《雅》、《頌》三個部分。人們用《風》來溝通民情和王政，通過《雅》來進行諷喻和抒情，通過《頌》來進行一些莊敬典雅的儀式。

因此，在那個時代《詩》就是政治、是宗教、是教育、也是社交，它體現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着巨大的社會功能。

在當時的上層社會中，歌詩待賓和賦詩言志是非常流行的交往和表達方式，也是平時貴族的交往禮儀中所必需的手段。因此，《詩》具有特殊的政治屬性，它是各諸侯國間進行溝通交流的話語平台，無論邦國外交還是宴飨賓朋，都要用《詩》歌唱，并伴以優美的音樂。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小雅·鹿鳴》

如果那個國家的士人、大夫不具備欣賞和靈活運用《詩》的素養，他就無法在往來酬酢的外交場合中合适地發言。說錯了話，不僅丢自己的臉，更會讓國家跟着蒙羞。換句話說，一個合格的外交官，隻有掌握了《詩》的内涵，才可以在樽俎鼓樂之間，得心應手地曲抑強權，展現本國的文化實力。

《詩》還具有很強的社交屬性，孔子對兒子孔鯉說過：

“不學詩，無以言。”

——《論語·季氏》

這句話的意思可不是，“不學詩，你就不會說話”。孔子表達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學習《詩》的話語和表達方式，你在社交場合中，就不知道該如何恰當地與人說話。孔子的言外之意是，《詩》可以教你如何恰當地表達複雜的、微妙的意思。

因此，《詩》不僅是貴族的共同語言，塑造了貴族文化。它還是社交語言，向世人傳遞了一種恰當、含蓄、得體的表達習慣。

在孔子之前，周代的王官之學就早已有了詩教。但是，其主要内容是教導人如何去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這種詩教顯得有些功利主義。

孔子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詩可以興”，擴展了《詩》的用途。孔子的“興”有兩層意思：

• 第一層意思，是作為一種與“比”和“賦”并列的創作方法。東漢大儒鄭玄在《周禮注》中曾經指出，“興者，托事于物”，“興者，以善物喻善事。”他認為興與比經常聯用，作用都是通過産生一種意象來指喻他事。
• 第二層意思，是作為欣賞詩時，人産生的一種升騰高越的特殊情感效果，也就是所謂的怡情。

詩歌的興，是通過情景合一的審美意象，讓普通人的情懷也能具有詩人的文采，讓士人、君子内心的憂懷可以得到宣釋，讓這幽微的情愫能夠感人益深，久遠地流傳。這時，我們當下客觀的自然世界雖然沒有改變，然而精神世界的意蘊卻因為“興”而變得有所不同。人們通過詩教的蕩滌，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局限當中跳脫出來，由貧乏的“小我”轉而成為“大我”。因為“興”，人的精神世界變得前所未有的自由、開闊，和包容，也就逐漸擺脫了小人的習氣。

因此，孔子詩教的最終目的，是解放并提升人們的精神思想。通過“詩可以興”，孔子為詩教注入了審美式教育和新内涵。

孔子做了這麼多，但他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複禮”，而要想“複禮”，就必須要和政治發生聯系。孔子是怎麼做的呢？

如何将審美式的教育與政治發生聯系呢？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政》

譯文：“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制約百姓，百姓可暫時免于罪過，但不會感到不服從統治是可恥的；如果用道德來統治百姓，用禮教來約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會糾正自己的錯誤。”

孔子給出的答案是“德政”，統治者應該崇德尚禮。簡單地說，就是用審美式的教育方式，把“禮”的秩序和條理化入到理想的人格修養之中，教導人們成為“君子”。

在《論語》中，“君子”經常是和“小人”一起出現的。其實，在春秋的時候，“君子”和“小人”還不包含現在語境中價值褒貶的意味，他們隻是社會等級與分工的分野。

那時候，中上層的貴族與社會的管理者被稱為“君子”，而承擔具體職事的下層貴族或從事勞動生産的庶人被稱為“小人”。概括地說，“君子”是社會的協調組織者，而“小人”是具體的執行者。

然而，孔子将“君子”與“小人”的身份、社會分工方面的意義進行了弱化，進而将“君子”精神意象層面的意義進行了強調。

在孔子眼裡，“君子”與“小人”之間最明顯的差異，體現在他們對“道”的把握：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子路》

孔子說：“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君子能夠與其他人保持和諧友善的關系，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君子卻又不必苟同于對方。而小人在對問題的看法上習慣于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論，但在“小人”的内心深處，卻并不抱有一種和諧友善的态度。”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和”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和”，作為人格素養至少有如下兩個層次的内涵：

• “和”，意味着一個人要具有協調各種要素、創造新意義的能力。
• “和”，也意味着君子要擁有廣大的氣量和胸襟。

在我們當前的世界中，中國總是聲稱自己會“和平崛起”，我們說這句話的依據，其實就是兩千多年來我們傳統文化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觀念。

孔子主張統治者施行德政，又教導世人成為“君子”，然而，他“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這套理論中卻存在一個重大的缺陷：人們遵循“禮”的内在動因又是什麼呢？

春秋時期之所以禮崩樂壞，正是因為人們眼看着那些違背“禮”行事的諸侯，不但沒有被天命制裁，反而越來越強大。那人們就想了，到底有沒有天命這回事兒，我為啥一定要遵循周禮呢？因此，為了挽救人們對“禮”動搖的心，孔子就必須要為“禮”找到一個内在動因。

禮的内在動因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說到底，就是要回答，我為什麼要做君子？為什麼要遵守道德？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論語·八佾》

孔子認為，“仁”，是一個人對道德規範的内在自覺，是人的德行之根本。因此，仁不僅是諸德目之中的一個，還是一個具有統禦功能的基礎性的道德概念。“仁”是美醜和善惡的最終評判标準和唯一依據：“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子對于現實世界的政治主張是，統治者要施行“仁政”。統治者施行仁政的最直接體現，就是要以對待家人的态度愛護子民，用文化和道德來維護秩序，孔子反對濫用戰争和刑政。

因此，孔子始終在反複地強調，“仁”是人的心靈秩序，如果人的心靈失去這個秩序，“禮”就找不到内在動因；“仁”也是禮樂的精神内涵，如果丢棄了這個内涵，禮樂也就淪為了沒有靈魂的死物。

結語

孔子為“複禮”奔走一生，最終也沒有獲得成功。因為曆史的洪流滾滾向前，宗法社會是“禮制”存在的根基，社會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的，根本不可能再退回到宗法制的小社會。所以，孔子的“複禮”理想終究是一場夢。

然而，孔子“複禮”的夢想實現不了，并不代表他在追夢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也毫無意義。事實上，也正是因為在追夢路上他在民間辦學、詩教授禮、為禮尋找内在動因的諸多努力，為他在中國的文化思想曆史中奠定了地位。

孔子為中華文明找到了人心靈秩序——仁，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後世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為何孔子“複禮”失敗了，卻仍舊被後人尊為“至聖先師”？關于這個問題，我相信你的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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