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官在早期社會中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創制樂舞并推行樂教，以樂教國子，這一時期樂官的職能沿襲是相當明顯的。

原始文化時期就已出現有虞氏憑借“聽協風”之能成就功業、舜及其父瞽叟改制樂器的文獻記載，這一時期樂還與祭祀和巫術緊密聯系在一起，其地位不可謂不重要；

到了夏商時期，“典樂”的出現開啟了樂官制度的先河，在典樂領導下創制的“六代之樂”則是雅樂文化的萌芽，這一時期的“典樂”還擔任着宣揚先王之德、記錄曆史的職責，體現了樂官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突出作用，不可不加以關注。

根據《史記》《尚書·舜典序》《路史》中對虞舜的血統記載，雖然有細微的差别，但關于祖先的記載卻很清楚。其中，古人将虞幕視作為舜的始祖。

正如《左傳·昭公八年》：“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現存曆史記錄中仍然可見的宗族主要為窮蟬——敬康——勾望(句芒)——橋牛——黃魚——帝舜的延續。《路史》中提出自窮蟬以來，他們家族的地位就已經下降，成為了平民百姓。

事實上不是這樣的，其家族隻是不再作為帝子，在曆史當中仍然是具有特殊聲名的。

李純一在《先秦音樂史》中作出的論斷是：“傳說這個故事可能是基于長期的生産實踐，……後世樂師之有‘掌知音樂風氣’的職責，可能是由此引起的。”

《國語·周語》：“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 瞽作為掌握樂與樂器的職官，通過聽聲來斷定音準，判斷天氣，虞幕在音樂上的造詣可見一斑。

然瞽叟作為舜的父親，在《呂氏春秋》對他曾有過 “作以為十五弦之瑟”的描述，可見其亦有一定的音樂素養，因此也可以推論舜一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音樂教育。

《尚書•舜典》中記載舜非常重視樂教，繼位後曾經命令開展樂教，這是曆史上對開展樂教的第一次記載，即導源于舜，同時這也能體現出舜對音樂藝術的重視。

其中蘊含的舜對音樂可能起到的曆史作用的重視是相當明顯的，他對音樂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儒家禮樂評價的标準和規範，同時也直接影響了儒家禮樂制度的建立。這也是有虞氏在曆史上重視音樂重視樂教的又一力證。

《呂氏春秋·古樂》還記載了舜對樂舞的發展所起到過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大型樂舞進行改革和增補，舜修《九招（韶）》《六列》《六英》，使樂舞逐漸成為具有統一的神聖意義的音樂，這些樂曲更加宏大化，直至發展成為禮樂的經典，這是舜在開創典樂制度并建構典樂文化上最大的功績。

根據曆史記載，有虞氏一族能夠掌管《韶》，能夠彈奏《九招》《六列》《六英》等音樂，尤其有虞氏在編曲中運用鐘磐琴瑟管笙箫鼗鼓鞷柷敔等多種樂器，不難看出有虞氏一族對音樂的理解和編排已經相當深刻。

有虞氏掌管大編樂曲，将其整合為規範的大型樂舞，并以此“事天地神”，可以看出有虞氏一族十分重視利用音樂，這種重視和強調不僅促進了典樂制度的發展，也激發了整個禮樂儀式和音樂文明的發展。要研究禮樂，首先要注意早期曆史中有虞氏與音樂之間的特殊關系。

樂官的存在，使樂器、樂詩等其它客體共同作用，最終達到祭祀的目的。以樂聲為“樂”的客體，樂器輔助主體達到祭祀的效果。

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祭祀活動是由巫的活動發展而來的，同時巫的活動也是最原始的歌舞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樂”和“祭祀”是同源的。祭品與祭品是相生的。“樂”與祭祀相生，不斷發展的生産力及逐步建立、健全的社會體制，促進着祭祀活動走向制度化、規範化。

在這一時期的祭典活動中，“樂”起了重要作用。巫術和祭祀都屬于信仰活動，是精神寄托。在人類巫術産生的早期階段，“樂”就發揮了感通神靈的作用，期望祈求福報、消除災難。

然在夏朝初年，颛顼通過巫術改革“絕地天通”，打破了“夫人為公，家為巫史”與“民神同位”的社會現實，集中巫術神權的力量到部落統治階層手中，使得“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舊式經世，無相侵渎。”

也就是叫絕地天通。這一《國語·楚語下·觀射父論絕地通天》曾記載的現象得以出現：少黃氏沒，颛顼作。帝堯繼位後，巫術祭祀改革深化：将帝堯所有的官職都改為“南火”，将帝堯所有的神靈都改為群神。

于是巫術深入祭祀，社會由巫術時代進入了祭祀時代，随後，“樂”進入“祭”。《禮記祭統》中說：“祭者，故追養繼孝。”其認為，祭祀，即祭祀祖先，以維持孝道。詹鄞鑫從本質上說，祭祀“是古代人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神之間關系的一種活動”。

因此，祭祀的具體活動表現為給神送禮（祈福為祈，除災為禱），通過送禮或獻祭的方式祈求神的庇佑，消除災禍。

禱告是目的，奉獻是代價，敬仰是手段。供奉的目的是對神表示敬意，并輔以物質化的貢品，同時借助音樂舞蹈愉悅神，渴望通過一系列供奉活動獲得神的庇護 。祭祀活動傳達了人類的簡單的宗教情懷，是人與神之間神秘的宗教關系的體現。

祭祀之“樂”即綜合藝術形态中的“樂”，并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展，除詩、樂、舞外，樂官、聲、樂器等也屬于祭祀“樂”的考察範疇。巫術儀式從産生之初就與樂舞是密不可分的，通過呂大吉對巫術的定義，我們不難發現：巫術作為一種普遍的宗教現象，存在世界各地區和各曆史時期已久。

巫術一般通過某種特定的儀式，使用及操縱某種超自然的神聖力量，使得人類的生活或自然現象受到影響，進而達到某種目的。巫術儀式表演通常以象征性的歌曲和舞蹈的形式進行，使用被認為具有魔力的物品或咒語。這種現象也可從古代文獻中得到證實。

在《楚辭章句》中，王逸曾提到：“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在廟中，有歌樂、鼓舞，以樂衆神。祭祀活動中的樂舞的應用更廣為吉，兇，軍，賓，嘉等各種儀制。完備的禮儀制度是時代進步的産物。

随着曆史的不斷發展，禮制也更加浩繁。禮以祭祀為目的，可見，本為原始宗教儀式，即巫術。因為上古社會有禮樂相需為用的特點，所以上古禮樂很少分開，所以禮出于巫也即樂出于巫。

最終，吉賓軍兇五禮中禮樂的運用也足夠證明禮樂來自巫術儀式。為神，大地，人類和鬼魂等奉獻的吉禮直是所有祭祀儀式的重中之重。我們也可以在後代的記錄中看到吉禮的特殊地位。這也是禮樂與祭祀的不可分割的力證。

關于“典樂”的最初記載，可追溯到《尚書·堯典》，其中關于舜命夔典樂的記載，後被證實，其中包含了後人的傾向觀點，但與此同時，我們認為，其描寫的程序和儀式場景，頗具一定的可信度，在考古發現中也可以确認其中所記載的樂器鳴球、琴瑟等。樂舞《箫韶》九章、鳳凰來儀等，文獻記載中也有出現。

這兩段文字的記載，傳遞出我國原始社會晚期禮樂文明的萌芽。最值得我們關注的音樂信息，是虞舜時期建立“典樂”制度。這一時期初創的典樂制度，其最重要的職能可以從史料中看出，是要“教胄子”，通過推行樂教，使國子養成良好的品德。

舜命夔建立典樂制度是在族群内部推行樂教較為早期的記載，因此教育國子，使其養成正直、寬和、剛毅的道德是樂官最初的職能之一。“典”的詞義，在上下文中指“掌管”，也就是說舜帝命“夔”掌管樂舞之事。從整段文義分析，“典”還有“典章制度”、“儀式”的含義。

在原始社會中，當樂舞仍屬于族群集體活動時，夔作為“典樂”的職能，充其量隻能體現在組織原始社會族群的樂舞活動上，而“百獸率舞”亦能被認作是某種神聖的原始宗教，在這個時期，夔的“典樂”活動還不具備禮的特征。

禮起源于原始族群的儀式活動，但并非所有的儀式活動都具有禮的特殊性，隻有在儀式活動的發展過程中隻有出現了一批專業人員專門掌握儀式活動，從事儀式活動的安排和調遣，儀式活動從此才具有了一種壟斷性，成為掌握儀式活動的人群——即樂官，及其上的少數人群的意志體現。

由此傳統樂舞具備了“禮”的性質。樂官的設置，說明舜帝時期，專業分工已經出現，行使職能機構開始設立，典樂制度逐步形成。

典樂制度的記事說史職能主要體現在瞽這一樂官的職能上。“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于音樂審也。”因其目盲而擁有了比正常人更強的聽覺和觸覺，在樂器演奏方面也有比一般人更強的天分。

《周禮》記載瞽樂官的總人數有三百餘人，因為生理缺陷，又設置了“瞭”來輔助他們的行動。記載顯示：許多大型的儀式活動中，瞽都作為樂官參加，彈奏樂器；除此之外瞽還作為一種史官和政治官僚出現在史籍記載中。

《國語·魯語上》單子言：“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在春秋時期被認為具有了解曆史，推論未來的能力，因此也常常作為政治顧問陪伴在國君身邊。由于近距離地接觸權力中心的統治者，瞽也具有一定的勸谏時政，針砭時弊的職能。

從史籍記載來看，瞽作為樂官，所承擔的政治與曆史職能與史有重合的部分，因此也常常瞽史連稱，通過陪伴在國君左右，講述前朝曆史，對國君進行勸谏和教化。

《國語·周語上》記：“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谏，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這些史料都充分說明了瞽作為樂官除了承擔奏樂配禮的職責外，還有記憶曆史，勸誡國君的職能，而實施這一職能的方式可能是“獻曲”，有人認為瞽往往借助樂器，以有節奏的講誦的方式實現自己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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