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鄧州市城東南13公裡處，有一個道路寬闊、街燈靓麗、綠化達标的具有現代新農村氣息的古集鎮——尹集，這裡的高氏家族，從清乾隆丙子至光緒丙子年的120年間，一門考中五位進士，在豫西南傳為佳話，被譽為“百年五代五進士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三朝元老劉統勳親筆題字“進士第”匾額，懸挂于高氏門楣。據史家考證，這種科舉時代奇異的文化現象，全國實屬罕見。

　　何為進士？看一看明清時代的科舉制度，便能自見分曉。

　　明清時代的科舉考試分為三級，即：鄉試、會試、殿試。這三級考試都是由禮部主持的，隻是考試的地點不同，所得的功名不同。鄉試：逢子、午、卯、酉年舉行，俗稱大比之年，地點在各省的貢院。參加考試者是各省選拔出來的秀才、監生或貢生。考中者稱舉人，第一名舉人叫解元。考試的時間在八月桂花盛開的時候，所以考中舉人稱蟾宮折桂。會試：在大比之年的次年舉行，地點在北京，參加考試者是舉人，考中者稱貢士。殿試：在鄉試之後不久舉行，地點在故宮太和殿，參加者是本科考中的貢士。殿試一般不辍落，隻對已選拔出來的貢士進行分等排序，即把參加殿試的貢士分成三等。一等叫一甲，三個人，賜進士及第，分别稱作狀元、榜眼、探花；二等叫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第一名叫傳胪；三等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會試和殿試時間正是二月杏花開的時候，所以考中進士又叫探杏。有對聯說：“何物動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誰催我，三更燈火五更雞”即源于此。據《重修鄧縣志》記載：鄧州曆史上共有42名進士、131名舉人，但從乾隆丙子年(1756年)到光緒丙子年(1876年)的120年間，鄧州的書香之家一一高氏家族，一家五代就出了五名進士，他們分别是：

　　高家的第一名進士高名世，字際五，清代乾隆年間人，原籍鄧州桑莊尹集，後居鄧州内城西大街，自幼孝敬父母，恭兄友弟，聰敏好學，學識淵博，文章超群，德行卓著，為人敬重。青年時中秀才，乾隆丙子、丁醜聯捷進士，即乾隆丙子年(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中舉，乾隆丁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考中進士。居家候選時曾執教春風書院。初授安徽祁門縣令，那裡民俗粗犷彪悍，抗田賦者較多，甚至連秀才監生也是如此。高名世勤于政事而寬于刑罰，不肯輕易以嚴刑對待百姓，他親自善言開導，循循善誘。對抗交田賦的秀才、監生、普通庶民，都一再諄諄開導，讓他們奉公守法。在他的感化下，不到一年時間，民風大為改觀，不僅當年田賦按時按數交了，而且還将往年欠的一萬多兩銀子也交清了。對原來因抗交田賦而褫革的秀才、監生也辦理了恢複冠帶的手續。名世在理公之餘，尤愛讀書，常講學于東山書院，并将自己大部分薪俸捐給東山書院，以補助貧困學子讀書。對一些有才華而勤學的貧苦學子常邀至縣衙便宴招待，勉勵他們發奮讀書，将來報國為民，使該縣後來讀書風氣大盛，中舉者甚多。後名世病逝任上，縣内百姓像失去父母那樣悲痛。

　　高家第二名進士高叔祥(1750-1807年)，字葉瑞，号菊圃，名世之三子；自幼博覽群書，擅為文，才華橫溢，每試辄為冠。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鄉試中舉，曾任鄧州春風書院主講。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考中進士。初授福建海澄縣令，他擅于理案、斷案，勸農興學，除弊興利，清理積案，卓有政績。不久，海澄政治清明，劣紳、訟棍斂迹，生産發展，人民安居樂業，政聲遠播。調任龍溪後，經他饬治，政平訟理，甚得民心。接着又調任诏安縣，該縣海島星羅棋布，乃商賈要津，民多強悍，常發生械鬥，海寇亦常登岸搶掠，部分不務正業者，賭博騙人。高叔祥嚴加整治，陋習盡除，民風大變。當叔祥奉調武平離任時，數千民衆聚集，攀車轅、卧車前不讓走。後省裡巡撫聞知，谕令叔祥暫留一月，讓他把治理诏安的方法告訴新任令尹，民心乃安，并繪《攀轅圖》贈給叔祥。叔祥到武平後，不僅勤于本縣政事，還幫助巡撫閱卷，他有善于人，是年舉人第一名(稱解元)即出其門下。翌年春闱鄉試、殿試中的進士也多出其門下。嘉慶八年(1803年)，叔祥擒獲6名倭寇；在任候升知州，初補廈門同知，後擢署漳州知府，在驅逐外番、緝拿海盜、察吏安民方面，廣有政績，被提補建甯知府。嘉慶十年(1805年)，叔祥調任台灣知府，他清除異匪安置難民，政績顯赫。嘉慶十二年(1807年)因積勞成疾，病逝于台灣任所。

　　高家的第三名進士高振洛，字子陸，系高殿舉之子，高叔祥之孫，道光12年(1832年)中進士，自幼勤奮好學，曆任湖北東湖、甘肅靜遠、汶縣，山東沾化、單縣、陽谷知縣，四川石柱同知，貴州思州知府，在任重吏治，興教化，勸農桑，減徭賦，深受人民愛戴。

　　高家的第四名進士高振宛，字子衡，号讷齋，是高振洛之胞弟、高叔祥之孫。幼聰穎異常，博學多覽，知識淵博，18歲中秀才，又以優異成績補為廪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舉，道光十八年(癸巳年，1838年)中進士。初授浙江嘉興府桐鄉縣知縣。振宛一到任就修複該縣被洪水沖毀的堰陂，興利除弊，大力興學，獎勵讀書，督興農耕，減賦輕徭。後連任山西甯武府神池知縣和蒲州榮河知縣，均重視革除弊政，利民惠民，倡辦學校，萬民稱頌，巡撫知其德政，曾屢次薦舉，旋以直隸知州保升知府。曆署澤州、汾州、潞安知府，均緻力整吏治，除貪官，減稅賦，勸植樹，廣收入，興學校，獎讀書。署内設立育英書屋，親自輔導聰敏學子讀書，并以自己薪俸濟助貧困學子。在遇到災害時，他還捐薪俸銀千兩，舍粥赈災。振宛卓異的品德和功績，受到朝廷嘉獎，加三品銜，補觀察之職，後因勞疾引退，士民遮道攀轅，不願其離。并建生祠奉祀，抵家數月病逝。

　　高家的第五名進士高寅生，字亮臣，号春圃，高振宛之長子，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初七，20歲中秀才，同治庚午科(同治九年，1870年)舉人，光緒丙子科(光緒二年，1876年)進士。由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可惜享年不永，光緒三年十月初九去世，年僅36歲。

　　高家五代五進士，讀書為官，澤國益民，享譽四方，正所謂“高家先輩聰穎好學中進士譽滿海内外，名門後人耕讀傳家講道德名揚衆鄉裡”在民間廣為傳頌。

　　這種奇異的文化現象到此并未殺青，因為還有更加引人入勝的故事還在後頭。在以上五名進士中，有一位名叫高叔祥的因政績卓著，奉旨于1806年出任台灣知府，1807年卒于任上。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深秋的一個傍晚，在尹集村東南隅一座綠竹掩映、丹桂飄香的四合院裡，伴随着呱呱的啼哭聲，一個孩子誕生了。孩子的爺爺給孩子起了個名字：高淑祥。高叔祥六歲那年，父親高名世考中進士，出任安徽祁門縣令；乾隆四十九年，三十四歲的高叔祥亦考中進士，進士及第的高叔祥回到鄧州，在花洲書院擔任“春風堂”主講一年後，開始出仕，先後在福建涉澄、龍溪、沼安、漳州、建甯等擔任縣令、知府等職；1806年4月，因“素著政聲，為熟練之員”，清廷诏令其出任台灣知府。當時的台灣，正處在以蔡牽為首的民衆暴亂時期，再加匪盜侵襲，倭寇騷擾，生産生活破壞嚴重，社會秩序混亂不堪，人民颠沛流離，政局風雨飄搖。高淑祥在這種形勢下接任台灣知府，實可謂臨危受命，力挽狂瀾。接到朝廷委任诏書的當天，高叔祥便令家屬返還鄧州，孝順老母，并傳口信“餘自束發受教，便即秉承範公憂樂精神，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此去(台灣)若有不治，必不再見鄧州父老之理”，然後便帶上一子一女，抱着壯士斷腕的決心，登上了前往台灣的客船。一望無際的大海上，高叔祥獨站客船梢頭，目不轉睛的盯視着台灣方向，浪濤打濕了他的袍角，狂風吹亂了他的須發，但他憂國憂民的焦慮眉頭始終緊擰未解。

　　高叔祥充分認識到台灣為祖國的東南門戶，軍事位置極其重要，因此一到任便投入到緊張繁忙的公務之中。他招募遊民組成高山族義勇軍，驅海盜，抗倭寇，并親率兵勇圍蔡牽，逼其逃入外洋，再也不敢踏進台灣本土半步。台灣的社會秩序迅速得到了穩定。

　　當時的台灣，不少地方尚為荒蠻之地，經濟發展十分落後。高叔祥在救濟孤寡、扶攜老殘的同時，積極興辦學校，開辟鹽場，修建港口，擴大貿易，積極組織鄉民墾荒辟壤，興修水利，疏通河道，大力發展農業生産。他派人回到鄧州老家，選擇12名精通耕作技能的老農，帶着綠豆、芝麻、煙葉等優良品種，漂洋過海，前往台灣傳授栽培技術；一年後，當地農業大獲豐收，鄉民們一面載歌載舞，一面手提肩挑，給高叔祥送來了剛剛采摘的綠豆瓜果。

　　為了融洽民族關系，高叔祥還積極倡導當地的漢人與高山族通婚，他率先将女兒嫁給花蓮縣一位酋長之子達羅統糾為妻；在他的率先垂範下，當地各族居民互通婚姻，出現了和睦安定的大好局面。由于高叔祥的勤政努力，宵衣旰食，莅任四個月後，台灣境内大治，“抵台四閱月競以軍香芳”。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為操累過度，積勞成疾，嘉慶十二年(公元1807年)八月，年僅57歲的高叔祥病逝在台灣任上。

　　高叔祥病逝的消息傳出，台灣兩岸百姓無不大恸，紛紛舉辦祭奠儀式；台灣人民為了紀念他，還特以為他修建了衣冠冢。

　　胸懷“憂樂精神”的高叔祥出仕13個個春秋，始終恪盡職守，勤政愛民，其卓著政績朝野鹹知。如今，國内尚存《攀轅圖》一幅，反映了當年離任時福建沼安百姓對他的依依不舍之情，同時還流轉《攀轅歌》一首，歌頌他在福建沼安任職期間的懿行卓績：

　　公勿去，公去民即苦，小人住窮鄉，入城怕差卒。

　　公勿去，公去路難行，一日無此君，途見有狼虎。

　　公勿去，公去誰我顧，世仇公可解，含怨公可訴。

　　公勿去，公去太急促，桃李滿城花，欣欣代吹噓。

　　公且住，公住民心舒，君既不可留，萬民心酸楚。

　　高氏家族雖然務農，卻為書香門第，曆來講究耕讀傳家，代代俱以科考為榮，“耕讀傳家久，書香世澤長”，一直作為族訓而輩輩遵循不違。正是這種農村文化與書香文化的交相熏陶，奠定了高家人才輩出的良好基礎。其次，與高家相鄰而居的王樓村王姓原為大戶，村裡辦有私塾，高家最初的幾位進士均曾借光叼惠，在此受業就讀，高家顯盛後，專門辟出村北關帝廟作為本族學堂，高薪聘請有學問、有德行的教書先生擔任西席，凡高氏學子，隻要有志科舉，俱可在此免費就讀。再者，位于鄧州市區花洲書院内的“春風堂”，曾系北宋中葉範仲淹知鄧期間為政施教的地方，當年範仲淹就是在這裡執筆寫下了《嶽陽樓記》。自範仲淹後的數百年間，花洲書院一直作為中國名人憑吊敬仰的文化聖地，“春風堂”更是書聲琅琅，從未斷絕，範仲淹的“憂樂”精神也給代代名儒耆碩傳唱不衰，發揚光大。高氏後人正是在“春風堂”中接受了進一步的教育，并由此走進科場，蟾宮折桂。毫無疑問，高叔祥自然也是渾身散發着濃濃的書香氣息，沿着王樓村、關帝廟、“春風堂”的足迹，憑着科場上揮筆而就寫下的錦繡文章走向朝堂，走上仕途，最終走到了台灣。（沈俊偉 史英 王占新）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海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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