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得祿，八旗漢軍子弟，十八歲時，跟随戶部主政管椒軒左右，擔任騎奴一職，因其為人厚道，故而深得管椒軒賞識，為其做媒，娶東直門老學究倪琨的女兒小玉為妻。

隻說倪小玉，出身自書香門第，深受儒學熏陶，不但能寫能畫，孝順賢惠，偏偏又有着一張天生麗質的俏皮臉蛋兒，身段兒更是惹人稀罕，正是該肥的地方肥，該瘦的地方瘦，如此一個尤物嫁給身為騎奴的張得祿，隻能說是他老張家八輩子修來的福氣。

張得祿得此尤物，自然愛不釋手，恨不能整天膩乎，奈何管大人公事繁忙，需要經常外出，身為騎奴，必須跟随大人左右，一來給大人狀門面，二來保護大人安危。再者說來，若不是管大人保媒，他張得祿怎能娶到倪小玉這樣的大美人兒。因此，隻要管大人有分派，張得祿必先第一個站出來，鞍前馬後，比伺候自兒個的親爸爸還周到。

張得祿不在家，小院兒之中就剩倆人，一個是他老子張伯發，一個便是嬌妻倪小玉。張伯發這老小子不地道，趁着兒子不在家的當口，居然打起了兒媳婦的主意。

小玉為人厚道，對于公爹的歹心渾然不覺，忙活完家務，又給公爹做好午飯之後，便回到卧房小憩。剛進入迷迷糊糊地狀态，便感覺房門被人輕聲推開，随後有個人影蹑手蹑腳地進到屋中。小玉趕緊坐起身，揉揉睡眼還未等看清那人是誰，便被那人一下按倒在床上。這時，才看清要對自己無禮之人居然是公爹張伯發。

小玉大聲呼叫，拼死掙紮，張伯發做賊心虛，擔心兒媳的呼叫聲被人聽到，于是趕緊狼狽逃走。小玉雖說保全了清白，卻也吓得魂不附體，用棉被遮住身體，泣不成聲，隻盼着丈夫快點回家給自己做主。

張得祿回家之後，小玉立即将公爹對自己強行無禮的事情講述。要說小玉還真是善良，并不希望丈夫去叱責公爹，更不希望将此事鬧大，讓公爹下不來台。隻希望丈夫能夠好言相勸，不要再讓公爹有非分之想。

面對如此一個賢妻，張得祿憐惜得不得了。奈何他是個孝子，老娘病故之後，全靠老爹獨自把他拉扯成人，雖說這一次老爹的行為實在過分，甚至可以用“禽獸不如”來形容，但畢竟那是自己的生身之父，真要撕破了臉皮将老人家怒斥一番，隻怕老人家會氣出病來，到那時他這個孝子隻怕要落一個逆子的罵名。

再說，老爹喪偶多年，一直沒有續弦，獨自生活太久，也許是憋壞了腦子，一時糊塗而做出過分之舉。既如此，不如給老爹找一個“上炕老媽”，有人在身邊伺候着，老爹就不會胡來了。

所謂“上炕老媽”，是舊時京城一個特殊的職業，一些有丈夫或者沒有丈夫的女子，為生計所迫，自願照顧喪偶老男人的起居，白天勞作，夜間侍寝，雙方簽訂文書，商量好價格和期限後，女子就可進門，待到合同期滿之後，立即走人，絕不留戀。

當時有文人作詩稱她們：“粉面油頭青布衫，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媽稱謂何曾老，弱齒無非廿二三。”

有此打算之後，張得祿苦口婆心地勸導老爹。哪曾想，張伯發這老小子是頭老倔驢，不但拒絕了兒子的好意，反倒将兒子大罵了一頓。究其原因，還不是因為這老小子心心念念地要沾兒媳婦的便宜，以至于鬼迷心竅，全然不顧身份與倫理。

見老爹不分好賴，張得祿也無可奈何，隻能勸慰小玉，讓小玉多多留心，不給老爹胡來的機會。小玉有苦難言，又不忍心丈夫為難，隻能委屈地答應，隻盼着老公公能夠幡然悔悟，不再幹出這種逆倫之事。

然而，小夫妻的想法實在單純，起初幾天，張伯發的确有所收斂，張得祿認為父親已經學好了，懸着的一顆心也終于可以放了下來。殊不知，安穩日子沒過多久，張伯發這匹老牲口，再次對兒媳小玉伸出魔爪。

幾番下來，由于小玉拼死抵抗，老牲口終究沒能得逞。對丈夫哭訴自己的委屈，丈夫也隻是勸慰和歎氣，并沒有好的解決辦法。小玉也知道，這種醜事一旦傳揚出去，是要被人戳爛脊梁骨的，就算自己是受害者，照樣會被人罵成是跟公爹“扒灰”的狐狸精。如此一來，丈夫不但做不成人，娘家那邊也會因此而蒙羞，既如此，唯有一死了之，才能擺脫公爹一次又一次的騷擾。

下定決心之後，小玉用針線将自己的衣裙密密麻麻地縫起來，除了雙手和臉面之外，整個身體包裹得嚴嚴實實，接着将一根布帶系在梁上，雙腳一蹬，結束了卿卿性命。

嬌妻自缢，張得祿哭成淚人，惱恨自己不夠決絕，不該縱容父親，如今害死嬌妻，都是自己無能所緻。

倪小玉的娘家不依不饒，執意要官府為女兒讨還公道。當年自願做媒的戶部主政管椒軒也因為此事而大動肝火，當得知小玉之死乃是遭公爹多次無禮，無處訴苦而被迫自盡時，更是怒不可遏。命人将張得祿除名，不許他再出現，也僅僅如此而已。

張伯發逼死兒媳，理應受到懲處。但他卻堅稱自己從未有過對兒媳的出格行為，他一直把小玉當成親生女兒對待，老爹疼女兒，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或許疼得過了頭，讓小玉有了誤會，這才懸梁自盡。怨隻怨小玉的心眼兒太小，不知道好歹，這樣的女子嫁到别人家，隻怕也會污蔑老公公的清白。故而，這樣的女子死不足惜。

如此一通颠倒黑白的邪說，居然讓老小子躲過法律的制裁。張伯發的行為，隻能說是壞人變老了，而不是老人變壞了。而借此案也不難看出，在被封建禮教束縛的年代，女性的地位是何其的低下。

這是發生在道光二十一年的一樁真實案件，被同情倪小玉的文人記錄下來，留給後世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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