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
梁武帝蕭衍(464年~549年)在侯景之亂中餓死,竟然活了86歲,這在皇帝中,确實很罕見,就是尋常百姓中也是少見。蕭衍是一個多才多藝學識廣博的學者,他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有一定成就,他的政治、軍事才能也較高。他很好學,從小就受到正統的儒家教育,即位後,“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辍手,燃燭側光,常至午夜”。曾任雍州刺史,鎮守襄陽。後乘齊内亂,起兵奪權。502年,齊和帝蕭寶融被迫禅位于蕭衍。稱帝以後,推動各種改革,把南齊時的種種問題改正。蕭衍的節儉也是出了名的,史書上說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講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過好幾次的。在梁武帝的影響和提倡下,梁朝文化的發展達到了東晉以來最繁榮的階段。
蕭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學說。520年,蕭衍開始笃信佛法,多次舍身出家。527年第一次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後又三次出家。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為時尚。梁朝佛寺達2846座,僧尼有82萬餘人。464年,劉宋時期有人口468萬,幾十年以後的梁朝呢?大緻也就是這麼多人,雖然通過蕭衍前期的治理,人口可能會增加一些,應該不足500萬人。如果按照500萬人計算,竟然就養活僧侶82萬,僧侶占的比例太大,這會對社會經濟産生巨大影響,這是一種巨大的經濟負擔。僧侶不負擔徭役或稅收,甚至還靠其他人口養活,這會嚴重加大農民的負擔,降低農民的物資生活質量,雖然農民的精神生活質量可能并不會降低,甚至會因為佛教的流行而有所提高。佛教提高的是大家的精神享受水平,對物資生活水平起着負作用,總體上是降低國家的生産能力,降低了國家的富裕程度。佛教的流行程度越高,對生産能力的影響就越大,對國家富裕程度的影響也越大。梁朝應該是佛教在南方漢族生存區域最流行的時候,明顯了降低了南方漢族人口的實際生存能力,明顯降低了南方漢族的整體力量,也就是降低梁朝國力。如果按照兩個僧侶的負擔相當于一個軍人的負擔水平,這82萬僧侶的綜合負擔,相當于梁朝常備軍隊增加41萬人的軍隊規模所帶來的綜合負擔。增加41萬的軍隊,可以促使梁朝軍事力量大增,甚至可以因此而統一北方漢族區域。
南北朝時期是佛教最流行的時期,也是漢族人口宗教信仰最瘋狂的時期,還是漢族人口因信仰宗教而帶來的綜合負擔最大的時期。宗教可以明顯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質量,這是宗教的根本好處,但是,人們對宗教信仰的開支投入過多,應該有些不妥。南北朝時期由于受到胡人文化的影響,人們的暴力因素較多,改朝換代也較為頻繁,南北之間還經常發生一些戰争,人們的生命受到較大挑戰,生命脆弱的感覺,或難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感覺比較普遍,這導緻人們需要從宗教中獲得心靈安慰,這是佛教高度流行的原因。
後來随着隋唐漢族人口的掌權,導緻胡人氣息的削弱,暴力因素衰退。隋唐的大一統局面也導緻戰争頻率降低,以及唐朝對道教的扶持,都促使佛教信仰的降溫,也促使漢族人口宗教信仰的降溫。估計關鍵因素是科舉制度的建立,促使儒學回歸漢族中上層人口,相對漢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儒學的普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極大,對國民思想的影響極大,人的腦子是有限的,裝這個多了,裝那個就少了。儒學把人們腦海中的佛教信仰内容擠出了一部分,在漢族人口腦子中占據了一定的位置。最終,在漢族人口中形成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準确的說是在漢族人口的腦海中形成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也許你這個占的分量多一些,也許你那個占的分量多一些,因人而已,對于漢族人口,總體情況基本是三足鼎立形勢。
宗教信仰在漢族人口中得到了很好的進化,宗教地位取得了很好的定位。漢族人口的宗教信仰特點是;在較小的宗教信仰付出(投入)情況下,獲得較多的精神享受,這幾乎是一種高度完美的宗教信仰。對于漢族人口,一個較為虔誠的佛教或道教信仰者,在農曆初一或十五各燒一次香就可以了,相對基督教的每周一次禮拜,效率高一倍。漢族人口還可以臨時抱佛腳,需要精神安慰的時候,去燒燒香就可以了。相對一神教,漢族人口可以同時信仰佛教或道教或儒教,不論寺或廟,見什麼拜什麼。
隋唐以來的漢族人口的宗教信仰就是我們說的封建迷信,這種信仰對提高古人的各種信心大有幫助,也就是起着增進自信的作用,也能壓制人性的醜惡,壓制人類獸性的爆發,降低人們的破壞力,對社會和諧有明顯好處。道家的算卦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這其實也是漢族人口信仰的一部分。算卦先生其實就是古代的心理醫生,可以為古人進行心理方面的排憂解難,調節心理狀态,對增進社會和諧大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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