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

梁武帝蕭衍（464年～549年）在侯景之亂中餓死，竟然活了86歲，這在皇帝中，确實很罕見，就是尋常百姓中也是少見。蕭衍是一個多才多藝學識廣博的學者，他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有一定成就，他的政治、軍事才能也較高。他很好學，從小就受到正統的儒家教育，即位後，“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辍手，燃燭側光，常至午夜”。曾任雍州刺史，鎮守襄陽。後乘齊内亂，起兵奪權。502年，齊和帝蕭寶融被迫禅位于蕭衍。稱帝以後，推動各種改革，把南齊時的種種問題改正。蕭衍的節儉也是出了名的，史書上說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講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過好幾次的。在梁武帝的影響和提倡下，梁朝文化的發展達到了東晉以來最繁榮的階段。

蕭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學說。520年，蕭衍開始笃信佛法，多次舍身出家。527年第一次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後又三次出家。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為時尚。梁朝佛寺達2846座，僧尼有82萬餘人。464年，劉宋時期有人口468萬，幾十年以後的梁朝呢？大緻也就是這麼多人，雖然通過蕭衍前期的治理，人口可能會增加一些，應該不足500萬人。如果按照500萬人計算，竟然就養活僧侶82萬，僧侶占的比例太大，這會對社會經濟産生巨大影響，這是一種巨大的經濟負擔。僧侶不負擔徭役或稅收，甚至還靠其他人口養活，這會嚴重加大農民的負擔，降低農民的物資生活質量，雖然農民的精神生活質量可能并不會降低，甚至會因為佛教的流行而有所提高。佛教提高的是大家的精神享受水平，對物資生活水平起着負作用，總體上是降低國家的生産能力，降低了國家的富裕程度。佛教的流行程度越高，對生産能力的影響就越大，對國家富裕程度的影響也越大。梁朝應該是佛教在南方漢族生存區域最流行的時候，明顯了降低了南方漢族人口的實際生存能力，明顯降低了南方漢族的整體力量，也就是降低梁朝國力。如果按照兩個僧侶的負擔相當于一個軍人的負擔水平，這82萬僧侶的綜合負擔，相當于梁朝常備軍隊增加41萬人的軍隊規模所帶來的綜合負擔。增加41萬的軍隊，可以促使梁朝軍事力量大增，甚至可以因此而統一北方漢族區域。

南北朝時期是佛教最流行的時期，也是漢族人口宗教信仰最瘋狂的時期，還是漢族人口因信仰宗教而帶來的綜合負擔最大的時期。宗教可以明顯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質量，這是宗教的根本好處，但是，人們對宗教信仰的開支投入過多，應該有些不妥。南北朝時期由于受到胡人文化的影響，人們的暴力因素較多，改朝換代也較為頻繁，南北之間還經常發生一些戰争，人們的生命受到較大挑戰，生命脆弱的感覺，或難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感覺比較普遍，這導緻人們需要從宗教中獲得心靈安慰，這是佛教高度流行的原因。

後來随着隋唐漢族人口的掌權，導緻胡人氣息的削弱，暴力因素衰退。隋唐的大一統局面也導緻戰争頻率降低，以及唐朝對道教的扶持，都促使佛教信仰的降溫，也促使漢族人口宗教信仰的降溫。估計關鍵因素是科舉制度的建立，促使儒學回歸漢族中上層人口，相對漢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儒學的普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極大，對國民思想的影響極大，人的腦子是有限的，裝這個多了，裝那個就少了。儒學把人們腦海中的佛教信仰内容擠出了一部分，在漢族人口腦子中占據了一定的位置。最終，在漢族人口中形成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準确的說是在漢族人口的腦海中形成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也許你這個占的分量多一些，也許你那個占的分量多一些，因人而已，對于漢族人口，總體情況基本是三足鼎立形勢。

宗教信仰在漢族人口中得到了很好的進化，宗教地位取得了很好的定位。漢族人口的宗教信仰特點是；在較小的宗教信仰付出（投入）情況下，獲得較多的精神享受，這幾乎是一種高度完美的宗教信仰。對于漢族人口，一個較為虔誠的佛教或道教信仰者，在農曆初一或十五各燒一次香就可以了，相對基督教的每周一次禮拜，效率高一倍。漢族人口還可以臨時抱佛腳，需要精神安慰的時候，去燒燒香就可以了。相對一神教，漢族人口可以同時信仰佛教或道教或儒教，不論寺或廟，見什麼拜什麼。

隋唐以來的漢族人口的宗教信仰就是我們說的封建迷信，這種信仰對提高古人的各種信心大有幫助，也就是起着增進自信的作用，也能壓制人性的醜惡，壓制人類獸性的爆發，降低人們的破壞力，對社會和諧有明顯好處。道家的算卦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這其實也是漢族人口信仰的一部分。算卦先生其實就是古代的心理醫生，可以為古人進行心理方面的排憂解難，調節心理狀态，對增進社會和諧大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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