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怡

《陸遊的鄉村世界》，包偉民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242頁，79.00元

“造物有意娛詩人，供與詩材次第新”，這是八百三十七年前一個冬天的晚上，陸遊在山陰寫下的詩句（《劍南詩稿》卷十五《冬夜吟》）。這“詩材”就是他眼前的鄉村景物。這時距離陸遊因彈劾罷官回鄉已經有三年了，眼前的鄉村相比都市，看似“山窮水絕”，實為一個蘊含無限寫作靈感的新世界。他發話說，今後他就要與之為伴，再不做他的“長安夢”了。這時的陸遊，還想不到後來他會兩度複出為官，更想不到他的“詩材”的結晶，會變成今天的“史材”。

近日有幸拜讀了包偉民先生的新著《陸遊的鄉村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9月）。該書以陸遊留下的文字材料——主要是詩作——為材料，研究南宋時期浙東山陰會稽平原的鄉村社會。該書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探索陸遊個人鄉居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來源、衣食住行等；二是探索陸遊這樣的士人在鄉村中的作用，也就是社會角色；三是勾勒鄉村經濟生産、生活習慣、民俗的大緻面貌。這三個層面的内容，交錯地體現在全書各章節中。本書共六個章節，都以四個字加陸遊的一句詩為标題。若冒昧用稍稍通俗的說法加以概括，則第一章概述了山會平原在南宋的人口、農業經濟和鄉村環境，這一部分插入了不少作者探訪陸遊故地所拍攝的照片和曆史地圖，體現了曆史地理學的方法；第二章讨論了鄉村的組織管理方式，包括南宋政府如何實現對鄉村的控制，鄉村内部婚姻宗族、鄰裡關系是什麼樣的；第三章詳述了南宋山會平原農業經濟的情況，從最基本的水稻種植，到麥、蠶、豆等；第四章是分析陸遊家庭經濟來源；第五章介紹了山會平原的市場情況，沒有延續學界将鄉村市場歸于基層市場的舊說，而是以“市船”為線索，根據實際情況将鄉村市場分為中心、中間、基層三個層級；第六章則探索了陸遊在鄉村世界的社會角色。

以詩歌為史學研究的材料，是該書最大的特點，而此事殊不易為。文、史關系曆來緊密，不過這種關系從詩詞本事這樣的小說家言，到近代以後基于實證的曆史考據，變化是巨大的。最大的難點還在于文學作品創作時不以紀實為目的，存在着誇飾、用典、模仿、套語。這在詩歌中尤為典型，因此用詩句為史料時，必須先判斷詩句是否寫實，在多大程度上寫實。如杜甫《哀江頭》“欲往城南望城北”一句，陳寅恪認為長安城皇宮在北，市在南，因此該句是說詩人回望宮阙，不忘君國之意；錢锺書則援引宋人的解釋，認為此處望即向之意，是用不辨方向來寫内心的慌亂，并且引用《西京賦》句證明來由，用“出門喚北卻來東”“欲向南歸卻望北”等證明這句杜詩的影響。雖然長安城的布局确實如陳寅恪所說，但是就這一句杜詩來說，解釋力似乎稍弱于将“望”解釋為“向”（這一段公案近日恰好又在王水照先生《走進“錢學”——兼談錢锺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一文中讀到。出自《錢锺書的學術人生》，北京：中華書局, 2020）。作者早在之前的《宋代城市研究》（2014）中，就談到以詩為史料進行研究時應當慎重：“……學者們之所能利用的曆史信息，很大部分出自傳世的文學作品……許多記載都具有明顯的文學誇張性與不确定性。如北宋毛維瞻稱越州‘戶口之衆寡，無慮十百萬’，南宋王洋稱弋陽縣城人口‘弋陽千萬家，比屋接修棟’。劉過描述鄂州人口，也稱‘城郭千萬家’。文人士大夫所用的這些‘十百萬’、‘千萬家’之類語詞，用意所在，當然并非具體的數據，隻是為了表達一種人數衆多的意境而已。如果今人竟将它們引為信史，豈非為古人所不解。又如當時人描述都城人口，一般都誇口至‘百萬家’，北宋中期孫觌盛贊蘇州人口之衆多，則稱‘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五萬家’。陸遊描述成都城市人口，先是說‘九衢百萬家’，複稱‘城中繁雄十萬戶，朱門甲第何峥嵘’。實際上這些城市的人口究竟可能達到多大規模，非得利用各種可能的信息，極其小心考訂不可。例如南宋鎮江府，時人詩文稱其‘鐵甕城中十萬家，哀弦促管競繁華’，實際人口僅在一兩萬戶之間。因此在多數情形下，真相不得不被無奈地付諸阙如了。”本書中，作者也在引言中說：“詩由心發，詩詞本非紀實文體，由詩句所描繪的鄉村與現實世界之間必然有不可忽視的距離。”不過，作者引用了林岩的論文（《晚年陸遊的鄉居身份與自我意識——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認為陸遊以寫日記的方式寫詩，因而有一定的寫實特點，所以用陸遊的詩歌當成研究的材料，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這一點，我也十分認同。

将詩歌作品作為史料的難處，不僅在于詩歌本身的文學性，還在于詩歌描寫的是主觀的體驗，受限于詩人的生活，不能為曆史研究提供面面俱到的内容。陸遊一生詩作甚為豐富，大部分又寫于晚年退居山陰之後，今本八十五卷的《劍南詩稿》中，作于山陰的詩作就超過六十五卷。面對如此海量的詩作，也許大部分人會想當然地覺得可以利用的材料理應很多，但事實上這些材料對于全面客觀了解南宋鄉村的任務，能提供的内容是十分有限的：“根據陸遊的詩文了解他心目中的‘鄉村世界’，不免是折射的與片面的……他所記述的隻不過是當時鄉村基層社會的片面一角，不可能是全貌。”（本書第10至11頁）因此，該書在研究陸遊的鄉村時，經常利用宋代的其他文獻為參照，再将已有的經濟史研究、曆史地理研究和陸遊的詩作相互印證，再加上作者的實地走訪，從詩歌裡的幾塊“殘缺的拼圖”出發，畫出了基本的輪廓。

今年早些時候，作者曾在《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過與本書同名的單篇論文，本書可以看作這篇論文的擴展。原論文分為居處、生計、市場、角色四節，本書則另外增加了概述山會平原曆史地理情況的第一章《區域開發：湖山處處有詩材》，和研究南宋山會平原鄉村一般農業生産狀況的第三章《農業經濟：稻未分秧麥已秋》。除了内容的擴充（如論述鄉村市場的重要交通工具“市船”時，專著使用的材料相比論文增多了一倍），寫作視角上也略有變換。單篇論文緊扣陸遊個人的鄉居生活，是緊緊圍繞陸遊心目中的鄉村社會這一主題寫成；而本書作為專著，還要為宋代農村的研究提供支點，對于陸遊詩作中的鄉村的研究不再僅僅服務于陸遊個人的研究，而是作為南宋鄉村研究的個案呈現的，因此會引述一些當時的地方志等史料，以及現有的農業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在闡釋史料時，本書相比論文，會向多個角度進行發散。例如，原論文第二節“生計”下屋舍、田産、麥作、飲食四小節，本是從陸遊詩作中歸納了他的物質生活與經濟狀況，到了專著裡，作者從不同角度重新闡發了這些文字：在第一章中，在介紹了山會平原的湖山概況之後，再讨論陸遊居住莊園的位置與規模，是将陸遊的莊園作為南宋東南水鄉平原鄉村富戶莊園的典型案例來使用；第三章中，陸遊筆下的稻麥蠶桑生産情況，成為了研究宋代農業技術的史料；第四章中，原論文裡對陸遊的日常飲食情況的整理，再加上陸遊自述經濟來源的資料一起，目的是要呈現出南宋“中人之産”的士大夫家庭的經濟情況。

除了單篇論文以外，本書還和作者過去的城市史研究有着潛在的關聯。過去，作者的《宋代城市研究》從具體、細緻的史實入手，探索了宋代城市發展各方面的狀況。今天這一本《陸遊的鄉村世界》則是在研究宋代的鄉村，這恐怕不僅是出于作者研究興趣的轉移，也是出于宋代社會的研究走向全面的需要。兩宋士大夫遷居城市的現象，在學界有了不少的研究，由于城市興起，不少士人會為了生活的便利選擇城居，而陸遊是特意回到鄉村居住的士大夫的代表，常在詩文中自稱“不入城半年矣”（《劍南詩稿》卷五五《不入城半年矣作短歌遣興》）“三年不入城”（《劍南詩稿》卷七八《秋日次前輩新年韻》），與城居的潮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作者對于陸遊的鄉居産生研究興趣，或許也有之前城市史研究的影響吧。雖然沒有獨立成章，本書也确實思考了陸遊如何應對鄉居相對于城市在生活上的不便利的問題。例如，鄉村士人如何獲得外部信息？這裡，作者提到陸遊在作于嘉泰元年的《兀兀》中寫到當年三月的臨安府大火“聞臨安火後，興葺漸畢”，該火災損失慘重，因此聲聞于近畿地區（本書第146至147頁）。這讓人聯想到作者在《宋代城市研究》中，曾将火災列為阻礙城市發展的第二大瓶頸，還将南宋臨安府曆次火災整理成表，進行分析。再例如，鄉居士大夫子孫如何克服科舉教育的條件上的弱勢？早在《宋代城市研究》中就引述了梁庚堯的研究，論宋代士大夫的城居傾向與科舉有關，當時針對科舉的教育已經出現了專業化的傾向，因此縱使是士大夫之家，也會為了子孫的教育而選擇在教育條件更好的城市居住（梁庚堯《南宋官戶與士人的城居》，《新史學》，1990年第2期）。本書第六章讨論陸遊的身份角色時，就提到了這種傾向：“為了兒孫們的舉業，陸遊不得不投入相當的精力與财力。紹熙五年（1194）冬，他記述兒子入城求師，‘小兒破帽出求師，老父寒爐夜畫詩’。詩句沒有說明是哪個兒子，估計是小兒子子遹。博學如陸遊，兒孫們準備科考，也不得不别求他人指教，這或許有陸遊自己年歲已高、精力不濟的原因，更重要的還在于南宋時期應付科考的教館已經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有不少應對考試的技藝，而且城市是傳播關于科考動向消息的中心，這也是前文提到的當時士人傾向城居的一大原因。”（本書157至158頁）此外，本書中對于鄉村市場的研究，也和作者對于宋代城市市場的研究形成了互補。兩者對看，在《宋代城市研究》中作者強調宋代城市市場受到政府的監督和管理，在本書中則強調鄉村市場的管理較為寬松，并且舉出陸遊筆下的酒價浮動為例，盡管這不是本書中作者關于鄉村市場的最主要的觀點，但可以看出一些與前作的關聯。

陸遊這樣的士大夫在鄉村世界的社會角色，是本書至關重要的内容。如果去除這個部分，則本書所談論的就并非“陸遊的鄉村世界”，而是“陸遊筆下的鄉村”了。在稱謂上，作者使用了“寓公”一詞，來稱呼陸遊這樣來到鄉村置産居住的士大夫。關于“寓公”，作者是這樣解釋的：“閑休官宦散居于鄉裡，宋人多稱之為寓公。他們本身即構成了當時鄉村社會的一個重要階層，值得關注。”（本書第11頁《引言》）在本書的第六章，作者用“四方書問”“八世為儒”“社會角色”三節，讨論了陸遊作為鄉居的士大夫如何行使他們對于國家政治的責任、如何實現文化的傳承、還有如何在鄉村作出實際貢獻三個問題。本書“四方書問”一節，借助對于《劍南詩稿》中酬唱情況的梳理，顯示出陸遊經常從朋友的登門拜訪、書信往來，獲取時局信息，綜合這些詩作，本書認為，隻有在事态較為危急時，陸遊才會利用他的信息網絡，試圖有所作為，例如淳熙八年秋紹興地區發生嚴重水災，陸遊在這一年寫詩《寄朱元晦提舉》，希望朱熹可以在赈災工作中發揮作用，建議朝廷在稅收問題上暫緩征收，除此以外大多數時候他都刻意與政壇保持距離。曆來評價陸遊，都傾向于強調他積極進取，或者說“熱中”的一面，這樣的叙述，可能和陸遊晚年一度受韓侂胄之邀而複出，以朱熹為首的當時名流都對此事頗有微詞有關。再加上近百年來陸遊詩作的選本大多突出他的愛國詩篇，忽視了他晚年極為大量的吟詠鄉居日常生活情味乃至“流連光景”的作品，平靜的晚年生活被“鬥士”的形象覆蓋了。因此本節在閱讀了陸遊整體作品基礎上作出的這一判斷是很新穎的，挑戰了主流大衆對于陸遊的認識。接下來“八世為儒”一節，主要讨論了陸遊詩作中羨慕農家生活，又放不下兒孫舉業的複雜矛盾心境。“社會角色”一節，則是歸納了陸遊在鄉村凸顯士人身份的社會活動，一是詩作中表現的他在農村施教、施藥、向鄰裡鄉親贈詩的活動，二是他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在地方宗教上的影響。在這裡，本書認為，陸遊可以決定陸家功德院住持的任免，但是對于國家政權在地方的職役人員，陸遊的态度是尊敬客氣的，他并不是鄉村社會各種權力關系的核心。因此，作者将陸遊定位為“長者”與“豪強”中的“長者”，作為總體的評價。

陸遊

作者是曆史學家，本書的定位也是史學研究專著，但是由于陸遊本身終究是一位詩壇大家，因此接下來就本書對于詩句的解讀，略談本書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陸遊的詩作通常是被當作文學作品來閱讀的，而本書從史學的眼光出發，對于注詩者容易略過的一些名詞提供了解釋。例如陸遊詩中常寫到“白稻”，如“白稻雨中熟，黃鴉桑下鳴”（《劍南詩稿》卷五八《蔔居三山已四十年矣暇日有感聊賦五字》）“白稻登場喜食新，太倉月廪厭陳陳”（《劍南詩稿》卷六二《村飲》），兩詩都作于初秋，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中沒有為“白稻”出注，而作者吸收了農業史研究的成果，根據《嘉泰會稽志》中記載的山會平原地區稻米種植情況，斷定這裡的“白稻”應該就是早白稻，或烏黏、早白之類的種植周期短、成熟早的品種，現代農學稱為早籼稻。再如卷三九《喜雨》中有“六十日白最先熟”句，陸遊自注“六十日白，稻名，常以六月下旬熟”，作者根據早占城“一名六十日”，斷定這裡的“六十日白”應該就是這一品種（本書第72頁）。了解這一知識後，再反觀陸遊寫有“白稻”的詩句，可以發現，這些詩句也是陸遊晚年在詩作中使用新語、俗語入詩的例子，尤其“白稻雨中熟，黃鴉桑下鳴”一句，是用罕見的田家名詞來組織對仗，更顯得清新有味。史學的研究為陸遊詩的文學解讀提供了新的思路。

同樣是關于農業和飲食，陸遊詩作中多次提到“芋羹”，如“朝甑米空烹芋粥”（《劍南詩稿》卷二三《雜題》）“薄飯惟羹芋”（卷四七《省事》）“芋羹豆飯家家樂”（卷八一《肩輿曆湖桑堰東西過陳灣至陳讓堰小市抵暮乃歸》）等等，還自稱在園中種芋，如“北界綠芋區”（卷四三《齋中雜興十首以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顔為韻》）“種芋已成區”（卷七四《八十四吟》）等 。作者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認為從“芋羹豆飯家家樂”一句來看，似乎芋被當地農戶普遍食用，但《嘉泰會稽志》中并未記載芋的種植，因此作者判斷以芋充飯的是當地窮民下戶，又根據“齒搖但煮岷山芋，眼澀惟觀胄監書”（卷三七《澤居》）“頗欲呼小艇，東村行芋區”（卷四〇《秋懷十首》）判斷芋種植在山地與濕地。“東村行芋區”是一種寫實的筆法，當地應該确實有所種植。觀“齒搖但煮岷山芋”一句，講到芋熟後質地綿軟，對于老年人來說比較适口，因此陸遊在他作中稱自己喜食芋，也是可信的。但如果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審讀該句，“岷山芋”可以視為一種用典現象。錢仲聯注《統分稻晚歸》詩中“村醪莫辭醉，羹芋學岷峨”（《劍南詩稿》卷一）句，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傳》:‘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正義》：蹲鸱，芋也。……《華陽國志》雲：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鸱也。按：汶山即岷山。”在詩中使用岷山芋的典故的，以杜甫為代表，有“我戀岷下芋，君思千裡莼”（《贈别賀蘭铦》）“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句。陸遊詩中的“岷山芋”，很可能是化用杜甫的詩句。除了“岷山芋”以外，“芋羹豆飯”也是形容飲食粗粝的套語，《漢書·翟方進傳》載童謠“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陸遊《十月八日九日連夕雷雨》中說“牽蘿且複補茆屋，飯豆何妨羹芋魁”，前一句化用杜甫“牽蘿補茅屋”句，後一句就是出自這一童謠。豆飯藿羹、豆飯菜羹也是和豆飯芋羹内涵近似的套語，而且這種套語形成得很早。《戰國策·韓策一》中說到韓國的農業與飲食民俗，“山居，五谷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陸賈《新語·本行》中也有“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的文字。可能是因為這些植物可以自由生長在野外，窮人不需要擁有自己的田地和複雜的生産工具就可以取得，從而就成了粗粝飲食的代稱。陸遊另有詩“但令有米送官倉，豆飯藜羹甘似蜜”，用意和前述典故相近。陸遊詩句中談到自己食芋、種芋的詩句很多，或許确實在家中種植了芋作為花園的布置和日常飲食的補充，但是文學上誇張、套語的影響也是無法排除的，二者不矛盾，是互補的關系。為了更好地理解詩作、詩人、時代與環境，也許就是要在文學方法和史學方法之間相互穿梭。

最後，本書在行文上還是有一些令人略為遺憾之處。例如，本書第一章第三節“别業莊園”第三十八頁的一段文字和第三章第三節“躬耕百畝”第九十八至九十九頁的兩段文字在内容上較為雷同，可能是由論文擴展為專著時在章節調整上的偶然疏失。第一百五十八頁講到陸遊雖然試圖克服鄉村種種不便，讓子孫堅守舉業，但直到孫輩在科考上都不怎麼成功，“這可以成為科舉社會人們的垂直流動性（社會地位）比之前代明顯增大的一個案例”，但是以理揆之，此處要說的似乎應該是社會流動性下降，恐是筆誤。還有少量引文上的錯誤，如第一百一十九頁引《劍南詩稿》卷七〇《正月十六日送子虡至梅市歸舟示子遹》，“賣藥惟當學伯體”應為“賣藥惟當學伯休”，第一百四十六頁“興葺漸舉”應為“興葺漸畢”，白璧微瑕，期待今後的修訂。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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