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一季度，新冠疫情在廣東、上海、山東、吉林等全國多個地區出現反彈，長三角和珠三角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也是本輪疫情形勢較為嚴峻的兩個地區。在此背景下一季度GDP同比增速達到4.8%，好于市場預期。

曆史上看，GDP增速是反映經濟總量最好的指标，GDP增速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業、企業盈利和研發投資高度相關，GDP增速集中反映了消費升級和産業升級，反映了民生福利和經濟活力。但是在當前非常特殊的經濟環境下，對GDP增速需要多幾個維度的補充認識。一是GDP增速未必能充分反應産出損失，二是GDP增速與當期消費福利不匹配，三是GDP增速與就業和大量中小企業生存狀況不匹配。

中國經濟接下來仍将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努力實現全年增速5.5%的目标仍然是正确選擇，在朝着GDP增速目标努力的同時，需要特别關注消費和就業這兩個與民生最相關的指标。

GDP增速未必充分反映産出損失。中國的季度GDP核算以生産法和收入法為主。從生産法看，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的減産停産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産出損失。從收入法看，這些損失由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承擔，對應在收入法上體現為勞動者報酬、營業盈餘和生産稅淨額的減少。如果企業通過使用自身儲蓄或者對外舉債的方式彌補減産停産帶來的現金流缺口，正常給員工發工資，支付租金和納稅，從收入法來看各種生産要素回報可能就沒有那麼明顯的損失。按照我國現行的統計制度，第三産業多數以收入法為主進行核算，在收入法統計口徑下可能會低估服務業的實際産出損失。除了這個角度，疫情沖擊下統計數據的獲取和使用可能滞後，這也可能使得GDP增速難以反映産出損失。

GDP增速與當期消費福利不匹配。從支出法看，GDP包括了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三個部分，消費反映當期的民生福利改善，投資和淨出口有利于未來的民生福利。疫情之前的很多年，中國經濟的正常狀态是消費增速稍高于經濟增速，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持續提升，固定資本形成占比下降，這與其他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的經曆一緻，符合經濟結構調整方向。新冠疫情暴發以後，消費增速持續落後于GDP增速，消費福利受損程度更加突出。社會零售總額2022年1季度同比增速1.6%，較2021年4季度3.5%進一步顯著下降，大大低于同期GDP增速。特别是進入３月份以後，3月社會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由正轉負降至-3.5%。以餐飲收入為代表的服務消費更是受到嚴重沖擊，3月份餐飲收入同比增速降至-16.4%。

GDP增速與就業和大量中小企業生存狀況不匹配。從産業角度看，GDP主要包括了一、二、三次産業。第一産業主要是農林牧漁；第二産業主要是制造業、采礦業、建築業以及電熱燃氣和水生産和供應業；第三産業主要是服務業。疫情之前的很多年，中國經濟的正常狀态是第一二産業的占比下降，第三産業占比上升，這與其他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的經曆一緻，符合經濟結構調整方向。新冠疫情暴發以後，第一、二産業總體狀況還在正常區間，但服務業增速持續落後于GDP增速。服務業包含了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裝卸搬運和倉儲業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等衆多高度依賴線下場景的行業，受疫情的影響尤其嚴重。此外，這些行業還容納了大量就業，以及大量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對于這些行業的從業者而言，GDP增速和他們的感觸相隔甚遠。

我們利用2012年以來經調整後的實際GDP值估算了2020年以來的趨勢值，并計算近兩年的潛在産出缺口。根據測算，2020年和2021年的實際GDP分别比趨勢值低了3.5%和1.4%，産出缺口逐漸收斂。但是，2021年下半年以來負的産出缺口在持續擴大。2022年1季度，我國實際GDP相比趨勢值少了約2.7%，負産出缺口進一步增加。分産業看，第一和第二産業已經回到趨勢水平，當前負的産出缺口主要來自服務業。從服務業業構成情況來看，除金融業和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外，大部分行業的增加值都顯著低于趨勢水平。其中，批發和零售業（-5.1%），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8.5%），住宿和餐飲業（-26.7%），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0.0%），教育為代表的其他服務業（-6.6%）。

疫情沖擊不僅是帶來了異常經濟增速，也帶來了異常經濟結構。這要求宏觀經濟管理在關注經濟總量的同時也要關注結構，關注特定群體。總量目标是做大蛋糕，做大蛋糕對解決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非常重要。實現總量政策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應該是帶有總量特征的貨币政策，這類政策的好處是盡可能利用市場自發力量提升經濟活力。貨币政策的重點是利率調整，以此降低居民和企業的債務負擔，提高資産估值，強化資産負債表，支持需求增長。比較而言，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政策的效果有限，銀行并不缺資金，缺的是合格的貸款客戶。降準帶不來更多的合格貸款客戶，充分的降息才可以。

針對異常結構需要特定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工具更加适合。結構方面的主要矛盾是高度依賴線下場景的服務業嚴重受損，消費福利損失、就業損失和大量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經營困難主要來自于此。解決矛盾首先取決于疫情防控措施。在給定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加大對受損行業的特殊補貼政策、對受損行業就業人員的補貼政策，對企業重新恢複經營的啟動資金支持計劃、對低收入群體、老人和嬰幼兒的暫時性補貼都能起到一定幫助。

（張斌為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朱鶴為CF40研究部副主任、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員）

内容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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