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又名《小戴禮記》、成書于漢代，為西漢禮學家戴聖所編，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選集。

書中内容主要寫先秦的禮制，體現了先秦儒家的哲學思想，如：天道觀、宇宙觀、人生觀，教育思想，如：個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學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會、禮制與刑律，美學思想，如：物動心感說、禮樂中和說，算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

自東漢鄭玄作“注”之後，《禮記》的地位日升，至唐代時尊為“經”，宋代以後，更是位居“三禮”之首。在《禮記·禮運》中，有這麼一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意思是：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選出來，人人都講求誠信，培養和睦氣氛，這個世界就“大同”了。

但很多人卻說道：“古代皇帝都學習儒家，但儒家思想卻沒能造就一個‘天下為公’的君王，所以，儒家思想在中國根本行不通。”

其實，這一觀點其實是比較狹隘的。

首先，這句話是對所有以儒治國的統治者的全盤否定，認為：一切皇帝都是圍繞着“私利”而進行的統治，這種評價顯然對那些治世明君不公平。

其次，君王自有帝王之學培養，是集中國古代帝王的領導學、謀略學、管理學以及駕馭術、識人術、用人術、縱橫術等于一體的綜合特殊學科，所以說，沒有任何帝王隻讀儒學經典。因為帝王之學海納百川，以至于，儒家思想隻是其中之一罷了。

顯然，提出這種觀點的朋友，對古代的封建帝王抱有敵意。追根溯源，這份敵意源于階級觀念。其實，人類文明自原始社會開始，到當下的現代社會，必要經曆一個“由蒙昧到清明”的過程，存在即合理，沒必要抵觸處于進化階段的曆史王朝。

人類社會中剛剛出現“文明”這一概念的時候，人們就将自身難以理解的自然具象化，認為它們是自然神的神通。後來，人們又将“天子”作為行使神權的代表。目所能及的曆史，其實，就是人類共同選擇的結果。若将一切都歸咎于封建帝王，這種想法是有失偏頗的。

何為“天下為公”？難道隻有割肉喂鷹才能算作“天下為公”嗎？正所謂“高處不勝寒”，帝王所處的環境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他們要掌握馭人之道，又要擅長權謀，努力維持各方勢力的平衡，所以，皇帝并不好當。除了曆史上的暴君和弱智之外，哪個皇帝沒想過讓老百姓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

其實，如果将“天下為公”的标準放寬，曆史上“天下為公”的皇帝并不罕見。

例如，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就頗符合“天下為公”的特質。雖說他與大多數開國皇帝一樣，是通過暴力手段取得天下，但他的對手是為天下所不齒的王莽。劉秀為民除害，足以稱之為仁義。況且，哪怕是在戰争期間，劉秀也已經考慮到仁政的重要性了，所以，在建國以後他第一時間于洛陽開辦太學，培養了一大批為國為民的人才。

或許有人會說，劉秀之所以施行仁政，隻是為了維護他的集權統治罷了。

殊不知，維護集權的方式有很多種，秦始皇、朱元璋的法子是最行之有效的，為何劉秀沒有選擇這一種呢？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每個時代，都有貼合其時代背景的特色文化，如果将今天的觀念放在千百年前，在時人看來無疑是叛逆且不可理喻的。将千百年前的思想未經删改套用到今天，同樣是不合時宜的。

“天下為公”思想的源頭是兩周時期的禮樂（語出《禮記》），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繼承了這種理念。儒學既誕生于封建社會，那它絕對具備封建時期的特性，這一點毋庸置疑。為什麼儒家思想能被數個王朝定位為主流思想，還不是因為它的存在鞏固了上位者的集權？然而，若據此将儒家思想一竿子打死，顯然會讓中華文化的傳承史出現近三千年的斷檔，這該是多愚蠢的一件事啊！

其實，不單單是儒家思想，我國傳統文化中流傳下來的諸子學說，哪個沒經過改動，原封不動地傳承下來？想要在各個朝代應時應景，就必須順應時代發展做出改變，這是必然的。

所以，生于現代的我們，在傳承儒家思想的過程中，應該結合當下的環境進行分析，那些貼合時代背景的内容無疑是精華，要予以保留；那些不符時代背景的内容，便隻能作為曆史研究材料了。

其實，筆者洋洋灑灑地講了這麼多，就是為了闡述一個事實：不論是對待儒家文化還是其他文化，我們都該保持理性。退一萬步來講，即便儒家文化中充斥着于現代人無益的冗餘内容，曆史上的皇帝無不是殘暴生靈的暴君，我們就該對其進行否定嗎？

非也。

對于思想上的糟粕和曆史人物的罪行，進行道德批判是必然的，但否定曆史卻是不正确的。封建社會，隻是人類文明演化至今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絕非某種學派或某一位統治者造就的。或者說，封建社會的形成，絕非少數人可以決定的結果，而是人類（至少是中國人）發展所經曆的一個方向，是共同選擇所誕生的結果。甚至于，這個結果是苦果也好，是善果也罷，都已成為曆史。

所以，身為後來人的我們完全沒必要抱有成見，試想一下，若千百年後的“未來人”對今時今日的我們抱有成見，那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參考資料：

【《禮記·禮運》、《儒家思想的“天下為公”》】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