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鏡像在不同文化中均具有極其特殊重要意義。在符号學研究中，學者對待鏡像觀點迥異，艾柯甚至宣稱鏡像不能被作為符号來看待。在一系列鏡像符号屬性論辯的基礎上，本文以“鏡像是自指性元符号”為命題，從“生物演進”“個體發展”“社會身份”多層面來闡述鏡像符号所具有的形式典範性：對于生物或人類個體的自我建構，鏡像符号具有一種元符号能力的評價功能；同時它也是個體在社會文化中自我定位的标記方式。鏡像的特征使得它成為諸種像似符号的“基型”。作為意義生發的“奇點”，其不同方式的衍義可生成像似符号的無限可能形式。對鏡像符号的理解，應超越結構層的屬性探讨，進一步與文化自我意識等一般性規律結合考察，旨在從符号學角度對鏡像這個特殊文化符号提出更為明晰的形式規律界說。

關

鍵詞

鏡像符号 艾柯 自我意識 認知科學

引

言

鏡像所具有的特殊神秘氣息與魔力幾乎是超文化的，中西文學與神話不約而同賦之以神奇的力量。不隻人文學者和藝術家為之着迷，社會學家也認為它是主體建構的核心策略之一；心理學家、生物學家、人工智能科學家無不牽涉鏡像的問題。很少有哪種事物被賦予如此之多的文化意涵，同時又造成如此之多的困惑。這些跨學科的共同探讨主題是罕見的，其原因可能是鏡像問題折射的形式問題具有普遍性：個體鏡像是個體意識的反映，社會鏡像是集體或社群意識的體現，而物理學家甚至将反物質稱為“世界的終極鏡像”。由此，作為意義之學的符号學或能嘗試探讨其表意形式規律。具體讨論方式則可以是抽去個别鏡像的内容而通過它的一般形式去理解鏡像。這就有必要懸置某具體鏡像的内容，而将其形式特征作為讨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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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弄清楚，當我們說“鏡像”時，我們在說什麼？其中的一般性規律對我們理解意識具有何種價值最基礎的，至少是界定鏡像是否身處符号的讨論範疇之内。如上所述，鏡像的諸種複雜象征意涵是一個顯見事實，但符号學家卻一度考慮将鏡像從符号家庭中除名，重要的文獻之一是艾柯為其英文版《符号學與語言哲學》撰寫的《鏡像》一章。在此章中，艾柯以鏡像為對象，讨論了符号的基本條件，并以這些條件為評價尺度否定了鏡像是一種符号。他指出，将鏡像從符号群類中排除出去，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定義符号，或者至少定義符号不是什麼。此論引起了符号學者們的論争，李幼蒸、趙毅衡兩位先生的論辯最具代表性。李幼蒸認為艾柯所列條件不能排除鏡像的符号屬性并側重說明鏡像與原物意指關系成立。趙毅衡的逐條辨析更為細緻，并針對每一條提供了豐富的論辯例證。他指出，既然存在解釋空間，則鏡像依然是符号，且任何鏡像都在符号的門檻之内。兩位學者的論辯為後續研究提供了基礎。不過，對像似程度過高問題的讨論似乎尚有餘地。艾柯否定鏡像為符号的理由之一是“不能解釋以及無法撒謊”，尤其強調“鏡像隻是重複”，因為鏡像是擁有“所指對象的全部特性”的圖像……因此，不能用像似原理來解釋鏡像。艾柯還提出，鏡像隻有降低像似程度（他舉了煙熏的鏡子一例）才能成為像似符号。

可以說，艾柯拒斥鏡像進人符号世界的理由是他設定了一種“零度鏡像”，這種鏡像絕對真實可靠且不形成任何誤解。不僅如此，他還預設了對鏡像的具有零度解釋的解釋者。這導緻了鏡像作為一個文化社會中的事物被抽離而進人了一種非符号化的工作假定之中。實際上，從艾柯否定鏡像的理由以及讓鏡像進人符号門檻的策略來看，“像似程度”是一個關鍵點。基于此，筆者曾撰文分述了“絕似”“重合”“副本間關系”甚至“原物自身”如何生成符号意指關系，進而指出艾柯對于鏡像的論辯之失在于：他高估了鏡像與原物的“重合程度”，又低估了鏡像的說謊能力—鏡像并不是原物的“重合品”，它隻再現原物冰冷而無法觸摸的視覺部分而非原物的“全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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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本文就初具在符号學範疇内讨論鏡像問題的基礎。并且，由于前述諸文着重鏡像是否為符号的論辯，對鏡像這一深具魅力的符号形式的分析則需要更多後續展開。由是，本文不僅是鏡像符号身份的論證，更希望以此為起點深人鏡像作為符号的一般性規律考察。在前述基礎上，可嘗試對鏡像這種特殊符号作一個界定：鏡像，是一種釋義者與發出者具有同一身份的自指性元符号。簡言之，鏡像是“符号自我”的基本形式。其特殊性包括絕似性（三位一體的）、在場性、自指性、元認知性和具身性。上述特性的極端形式全部滿足，即同一的絕似、零度符号距離的在場、封閉的自指、唯一化的元認知，則可能構成艾柯所說的“零度鏡像”。零度鏡像隻是一種工作假定，在實際符号世界中并不存在。任何一個條件的變異都會造成符号釋義的展開和符号形式的無限衍義，其衍義結果可以構成其他任意形态的像似符号。

一

符号距離與像似變異

通常認為，絕似符号在皮爾斯符号分類中是像似程度最高的像似符号，其判斷依據主要是在符号表意效果上因符号再現體與對象的接近而導緻實有其事的誤會。趙毅衡指出，絕似符号隻是錯覺，并沒有到絕對同一（sameness）的地步，讀者可以從中解讀出符号過程。他進一步指出，如果符号與對象完全看不出區别，則稱為“重複”（double），重複是否是符号關系是有條件的。此處，是否重複取決于觀察者是否“看出”。這個判斷用于“鏡像”的理解中，可以解釋為在未被識别的情況下，鏡像也可能是重複。但此時的問題是，我們必須預設觀察者的“無知”—當且僅當此種情況下，艾柯預設的那種絕對真實的“零度鏡像”才成立。不過，此時它不僅不是符号，也不能說它是“鏡像”，因為并沒有一個觀察者來界定所見之“象”與原物的關系。艾柯的誤會即是用假設的上帝視角來說明鏡像的性質，卻要求解釋者對鏡像這個“元符号”保持絕對的無知，以至于可以把鏡像中“象”的呈現視為真實本身。艾柯認為煙熏鏡子的鏡像能進人符号的門檻，這種策略缺乏一個抽象邏輯，它太形而下，也太機械了。

任何符号形态在被觀察之前，都類同于一隻“薛定谔的貓”，它類似于不确定的量子态。我們引人了“鏡像”概念，也即引入了“觀察者”，就好比處于量子态的對象在瞬間坍縮為可見的符号—像似符号，且是其中像似程度較高的絕似符号。如果進一步演繹這種被設定的具體條件，就進人了更為具體的演繹過程。艾柯所提的煙熏在降低像似程度方面其實并沒有任何效果，它隻是增加了符号傳播過程中的“噪音”。艾柯還提到，多重折光的劇場拉開了傳輸的距離，哈哈鏡導緻了變形等情況。這些方式都從某個側面使得鏡像原物與再現體之間的異質更為明顯。其中，他提到“照片是凝凍的鏡像”，這就是将鏡像的時間同步性抽去了。這就涉及到他反對鏡像作為符号的第二個特别重要的理由：符号再現體、對象與接受者的在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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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性也是鏡像與一般符号的不同之處。通常認為，絕似符号與對象并非同時在場，因此它們明顯是代替對象的符号。同時在場是否構成符号的必要條件，李、趙兩位先生都已經作了充分論辯，此處不贅述。但“在場性”乃是鏡像不同于一般符号的明顯特質。作為從假定的零度鏡像出離的符号表意過程，對象與再現體同時在場，僅僅意味着三者有相對較近的“符号距離”。這種較近的距離是鏡像發生演繹的初始“符号距離”。通常認為符号距離有三種：時間距離、空間距離、表意距離。艾柯用在場性來否定的隻是時間、空間距離相對較短，但未能否定任何一種距離之存在。當三種距離都為零的時候，仍可以認為這是一種零度符号态或稱為零度鏡像。此時，符号處于混純，而意義也就無從言說。一旦一種距離開始産生，意義世界的奇點就出現了。鏡像的方式是符号表意距離出現的最簡形式，相對于一般符号表意過程，鏡像需要的實際要素最少，接受者－解釋者－對象三位一體，且因為同時在場而具有極短的符号距離。在這三個距離中唯有“表意距離”才是符号存在之根本。時空距離對于符号表意來說，隻是提供了一個發生演繹的初始點。如果一種符号表意沒有時空距離，則意昧着它沒有傳播性，是一段不為人知的孤芳自賞、顧影自憐。時空的初始距離構成了一個符号衍義的“原點”，之後，随着符号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傳遞，世界成為符号構築的文化社會，符号不斷衍義、累積，并以幾何級的方式向外膨脹。這個膨脹過程即符号諸形式在文化社會中的無限衍義。嚴格意義的“再現體－對象－接受者三位一體”和“共同在場”的距離被拉大了。符号距離在技術和文化的多樣性中更具跨越性，并且更加豐富。艾柯所稱的變形了的“鏡像”（直播、電影等）實際上是在符号距離上不斷跨越的結果。并且，在這種跨越過程中，局促于原初樣态的符号表意發生了變異。這些變異的路徑在理論上是可追溯的。空間上，對象與符号同時在場的距離被逐漸拉遠，最初産生折光劇場、實時轉播，最後這種距離可能是跨國甚至越洋。這種空間距離本身也意味着時間距離的出現，不僅是光線傳播本身具有時滞，而且有實況轉播為了提供意外畫面出現時的應急切換還有人為時滞。最終，時間或空間距離拉大到可以跨越整個人類文明時空的兩端：先秦竹簡或石刻上的符号跨越數千年向我們展現當時的文明，而現代數字媒體跨越整個地球傳遞大洋彼岸的實時圖像。在這種時空距離的傳遞過程中，鏡像符号的像似程度也會發生前文所述的各種變異。

二

鏡像作為自指的元認知符号

（一）、鏡像自指及其具身性

自指性是鏡像最直觀的特性，也是它關涉“自我”的原因。隻有當觀察者自身置于鏡子之前并以自身為觀測對象時，鏡像符号才具有了那種不同于一般符号的特殊形式—原物與對象常常同時在場。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艾柯才認為它應被逐出符号家族。因此，此處對典型鏡像的界定必須包括“自指”的特性，否則就失去了劃定鏡像邊界的重要依據。一切借助某種光學媒介手段形成的“視覺圖像”均是鏡像，意味着一切都是鏡像，而這無異于讓鏡像失去了基本特征。一旦通過鏡像來觀察他物，鏡子就變異為與一般媒介物作用毫無區别的類折光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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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鏡像的這種自指特性來說，它的基本表意形式即“圖形對象”主體關于“自我”的認知—在其意義上可看作哲學上古老的命題“認識你自己”。人類在自我認知曆史上，曾通過各種方式來尋找人類這一物種與其他生物的區别。卡西爾在《人論》開篇即指出，“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标”。但對現有結果的深究表明，人與動物的差異往往不能通過某種單一界限加以界定。換言之，很難從單點出發論斷動物與人類之間的絕對界限。例如，亞馬遜叢林中的卷尾猴可以使用簡單工具，黑猩猩具有一定的邏輯推理能力，螞蟻或者蜜蜂的社會化分工極其有效，甚至道德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也并不能完全将動物與人分割開來……随着生物符号學的進一步推進，卡西爾籠統地通過“符号動物”來界定人的獨特性恐怕也需要更為細緻的考證。人類自我确證日漸被理解為多維度的複雜性問題。正如馬克思舍勒（Max Scheler）曾經焦慮的那樣：“我們有一個科學的人類學、一個哲學的人類學和一個神學的人類學，它們彼此之間都毫不通氣。因此我們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連貫的關于人的觀念。從事研究人的各種特殊科學的不斷增長的複雜性，與其說是闡明我們關于人的概念，不如說是使這種概念更加混亂不堪。”複雜性本身當前已經成為一種無法否認的理解方式。就“人”的獨特性而言，要做的隻是在人類不斷自我建構中實現“人”的總體性價值，不斷地用新證據實現人的自我建構，而非給出一個固化的終極答案。卡西爾即便将人定義為“符号的動物”，也保留了對動物的開放性。他指出：“對這個問題（類人猿的符号化過程）的未來發展作任何語言都是為時過早的。這個領域必須為今後的研究始終敞開大門。”

本文所涉的“鏡像”亦是如此。科學實驗表明，除了人類，經馴養的黑猩猩、大象、海豚以及某些鳥類（如喜鶴）有照鏡子的能力。法國兒童心理學家亨利瓦隆的“鏡子測驗”表明，人類在肢體協調性方面即便弱于其他動物，但在領會自身鏡像關系方面卻更有優勢。這似乎表明，鏡像識别是智力中比較特别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可能不完全與記憶等其他智能等同，它有關自我，是人類信息認知結構中占據信息主導地位的視覺符号形式。符号哲學家諾伯特威利指出：“自我是一個符号（或者記号）……自我由符号元素組成。自我不再是指一種機械的或者物理學意義的性質，而更是一種文化的性質。這句話有幾層含義：其中最重要的一層是指，所有的自我—不管過去、當下還是未來—擁有相同的本體意義上的品質或者說相同的性質。”從某種意義上說，鏡像的認知是自我意識覺醒的标志之一。因為隻有“我”存在，人類在社會化發展過程中才可能具有更進一步的自我意識顯現。“我”是從動物到人的漫長演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裡程碑，具有鏡像符号能力，對于“自我”而言，無疑是一個相當明晰的節點。

(本期編輯：伏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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