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行一這本《王羲之放鵝記》似乎蠻有意思的，光是書名就很容易讓人看成“王羲之騎鵝記”，這都是因為塞爾瑪·拉格洛夫有一本大名鼎鼎的書叫做《尼爾斯騎鵝旅行記》，在這樣的暗示下，一下子便産生了對這本書的好感。再後來定睛一看，發現看走了眼，原來是“放鵝”，而不是“騎鵝”。也許“騎鵝”更滿足那些對幻想有着大肆期待的讀者吧，“騎鵝”是在天上飛行，在鵝的身上能夠找到冒險的方向，而“放鵝”好像更有一種随心蕭散的意味。會看錯這名字當然也怪自己，畢竟王羲之與鵝的故事大概都能編一本書了吧，怎麼還可以想到王羲之去騎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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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想象王羲之像騎掃把的女巫一樣去騎毛筆或許還可以，騎鵝就由于王羲之與鵝固有的故事而顯得滑稽了。要做到不滑稽那就隻好對舊故事搞搞新意思，這本書的宣傳語言到“中國古代書畫藝術家的‘故事新編’，居于芥川龍之介與王小波左右”，大概就是這意思罷。

提到“故事新編”這四個字，自然首先聯想到的是魯迅。在《故事新編》裡，魯迅倒也不是單純地對那些古老的英雄名士進行全新的演繹，而是續寫功成之後的故事，猶然關注的是“走後怎樣”的困境。葉行之這本書當然不會這樣幹啦，因為書畫家恐怕是沒有“走後”的？就像他在《乞米》這篇中提到的，“那幫客居揚州的書畫家似乎都過得很窮”，以金農為首的吃喝遊樂書畫藝術團的生活方式簡直像是流浪的吉普賽樂團，今朝有酒毋須留待明日，掙得快，花得也快，何談功成，何談以後，以後倏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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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篇目作者想通過小說的形式來呈現，會在其中設置一個轉述故事的角色“我”，但通常這個“我”并不重要，隻是起到故事轉述的一個功能，但在故事的最後好像又從小說的形式中抽離出來了，以杜撰的方式繼續講述故事的後續，然而這也隻是起到了假意補充更多參考信息罷了。蒲松齡在每一篇《聊齋志異》故事結束時都會以“異史氏曰”來發表自己對故事的看法，但《王羲之放鵝記》顯然并不想全部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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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撰的方式來創作文學作品，已有很多作家做過這類實驗，以至于杜撰書籍已并非多麼有創意的事情了，萊姆都早已寫過杜撰書籍的書評。葉行一在這書裡煞有介事地引用文獻資料，來講述一段奇聞，同時營造出一種取材于多本古書的感覺。當讀者将作者的引用信以為真時，便會覺得作者的寫作隻是在整理古代筆記而已，他的工作是搜集與編譯；當讀者将作者的引用判定為杜撰時，便會明白一切都為虛構，所謂的資料來源隻是戲弄讀者的一種方式，也是讓故事講得更為曲折些，營造出一種故事還處于尚未編排好且零散的感覺，但卻并未對讀者造成多大的沖擊。被騙與懷疑之中，讀者産生的反應都不會太過于強烈。若是足夠精彩的故事，會讓讀者暫時忘記判定，顯然，這本書暫時無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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