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聶麗平

作為19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白癡》《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小說影響了無數作家，茨威格、布羅茨基、博爾赫斯、蘇珊·桑塔格都曾表達過對他的贊譽。他的作品也反映出他與命運、與時代的糾纏，傳記學者約瑟夫·弗蘭克撰寫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詳細再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壯闊一生和作品長廊，目前已出至第三卷。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将于2020年上半年出版。

近日，圍繞着今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蘇醒，1860-1865》，作家止庵、編劇史航以及譯者戴大洪在單向空間·愛琴海店進行了對談，他們談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幸遭際，這些經曆如何塑造了他與他的作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與宗教情懷。

把所有的不幸放一個人身上，

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戴大洪介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約瑟夫·弗蘭克是美國高校的比較文學教授，1956年，約瑟夫·弗蘭克在普林斯頓大學高斯學院舉辦了一個名為“現代文學中的存在主義主題”的講座，在講座上，弗蘭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作為存在主義的先例來闡述，在整理講義時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更濃厚的興趣，此後自學俄語，閱讀了大量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資料，萌生了寫一本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的想法。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已經非常多，約瑟夫·弗蘭克無意再重複。戴大洪介紹，約瑟夫·弗蘭克的目的在于闡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他隻關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對闡釋其作品有幫助的那些方面。因此，這部傳記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傳記，它應該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及其藝術的一次總結。他對很多權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的定論提出質疑，并且進行了自己的闡述。

19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出版，2002年第五卷出版。在教學之外，約瑟夫·弗蘭克一生隻寫了這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蘇醒（1860-1865）》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亞十年後返回聖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蘇醒（1860-1865）》，[美]約瑟夫·弗蘭克著，戴大洪譯，2019年4月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因涉嫌政治謀反遭到逮捕前，已經憑借小說《窮人》而聲名鵲起，《窮人》被認為是俄國文學的希望。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按照《窮人》的文學方向繼續創作，在第二部《雙重人格》後，他遭受了屠格涅夫等“别林斯基身邊的文學貴族”的諷刺挖苦，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别林斯基及其小組決裂了。

決裂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會，想從事社會主義革命，後來被捕，流放西伯利亞十年。歸來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想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學聲望。1961年，他和哥哥一起創辦了雜志《時代》，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功，直到1863年5月被查封。當時波蘭發生暴亂，雜志的一個編輯斯特拉霍夫寫了一篇文章，雖并無同情波蘭人之意，卻被右翼雜志的人告發，雜志因而被查封。

《時代》雜志被查封對陀氏兄弟打擊巨大，哥哥因此背上巨額債務。一年後，兩人創辦第二份雜志《時世》，《時代》雜志的資源沒有被很好地繼承下來，《時世》的财務狀況從一開始就很糟糕。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太太因病去世，三個月後，作為他經濟支柱的哥哥也突然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堅持将并未盈利的雜志辦下去，從莫斯科的姨媽那裡提前預支了一筆遺産，最終雜志破産，血本無歸，他因此背負了巨額債務。

創辦雜志失敗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繼創作了三部最偉大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癡》和《群魔》，從而再次确立了他作為俄國文學最重要的一員的聲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時接觸了底層人物，回到聖彼得堡時正值亞曆山大二世改革，農奴被解放，這是俄國劇烈變化的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和認識從被捕前略微激進的革命者的意識形态轉向了保守和鄉土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蘇醒（1860-1865）》中所寫的這段經曆對于他後來的創作非常重要，這是他思想形成的時期。

戴大洪介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困難的時期，正是《俄國導報》的主編卡特科夫——舉報《時代》雜志關于波蘭文章的人——在給予他經濟上的支持，每當陀思妥耶夫斯基想預支稿費，卡特科夫就會立刻給他錢。

根據《罪與罰》改編的同名電影，阿基·考裡斯馬基1983年版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坑害一個人又幫助一個人。”止庵認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經曆的這一切，他的債務纏身、經濟困難，他的捉襟見肘讓他得以創作出這些不朽之作。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過，如果讓屠格涅夫過我這樣的日子，可能早就死了。“把所有的不幸放一個人身上，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告密，被流放，永遠欠債、永遠不幸，這種經曆是正常人無法承受的。

戴大洪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很嫉妒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他曾經感歎道，如果他能用“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寫作方式”進行創作就好了，他們可以把小說反複修改之後再發表，他卻不行。他的小說大都是以雜志連載形式發表的，由于經濟壓力寫了幾章就得趕緊發表。《白癡》在連載兩三期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不确定主人公是誰。《群魔》第二部分的最後一章被退稿，他以為修改之後即可發表，但因為裡面寫到奸污少女，所以不行，他在後面的部分不得不打破原來構思的對稱格局，出單行本時甚至不得不删掉前面的伏筆。

苦難唯一的意義是有人記錄苦難，

将之變為文學或藝術作品

史航談到，比起“最高的山峰”，他更願意用“最低的天空”來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像是穿越在那個時代，最後沒有下腳的地方。他“像一個正常人被關到精神病院，一個當代人被關到了俄羅斯的那個時代。他一直開着錄音筆在記錄”。

止庵則認為，人類的苦難本身沒有結果，并非“否極泰來”，“苦難本身沒有結束苦難的意義，否極泰來是一個善良的人對整個人類曆史的幻想，苦難唯一的意義是有人去記錄苦難，把它變成文學作品或者藝術作品，這樣苦難就有了意義。如果沒有人記錄苦難，苦難就沒有意義了。”

止庵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經曆了各種不幸，但最大的不幸是西伯利亞的流放經曆：陀思妥耶夫斯基活了六十歲，卻有十年的光陰虛耗在西伯利亞；對于一個剛剛取得一些成就的作家，卻需要從頭來過，當他回到聖彼得堡，文學環境已經今非昔比。他将這樣的經曆化為了寫苦役犯的《死屋手記》。俄羅斯有太多關于囚犯的回憶錄，但不像《死屋手記》寫得這麼純淨，《死屋手記》是特殊的。

《死屋手記》，[俄]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曾憲溥、王健夫譯，2011年5月版

特殊之處在于什麼？止庵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處理苦難時，不是人世間的記錄者，而是人世間的挖掘者，比我們記錄的要深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具有特殊的深度與廣度。

止庵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窮人》時，隻是一個記錄者，但從《雙重人格》開始，他不滿足于隻從表面寫人。從西伯利亞回來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幾部作品仍然在寫“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這樣一種人，寫的還是比較表面的人物。直到《地下室手記》，才開始呈現出和以往的作品完全不一樣的面貌，“這本書跟他前面的作品完全不一樣，而且啟示了他後面的作品。很多文學都是從這本書來的，他把一個人作為人的性格，無窮盡地往下挖掘，一個人既是這樣又是那樣，不光是意識層面，還有行為層面。”

戴大洪引用約瑟夫·弗蘭克對“地下人”的評價，稱地下人“不顧自然法則可悲并且挑釁性地堅持他的個人自由，無論自己和他人需要付出什麼代價”。《死屋手記》是在《時代》雜志上發表的，但在那之前，《死屋手記》曾在一份小雜志《俄羅斯世界》上連載過。書報審查機構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監獄生活“寫得太好了”，不能對罪犯起懲戒作用，所以禁止《俄羅斯世界》再刊登《死屋手記》。

《死屋手記》寫監獄的面包是城裡最好的面包，囚犯從來沒吃飽過，到苦役營卻吃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此寫了一個附錄，附錄說服了書報審查機構。附錄說，如果你見到一座宮殿，裡面要什麼有什麼，非常好，你讓人住進去，說你可以享受這裡面的一切，唯一的條件是你不能出這個門，你看看還有沒有人想住進來。對于囚犯而言，監禁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折磨，無論條件惡劣還是優渥。

戴大洪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一直有一種情懷，簡單地說，是宗教情懷。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對人産生根本影響的是人的道德，而不是物質生活的好壞，尤其在他接觸底層民衆之後，他認為宗教對俄國民衆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

作者丨聶麗平

編輯丨李永博

校對丨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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