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鄉村治理觀察?來源:新華社【編者按】為踐行新華社“紮根工程”，增強“四力”，今年年初，新華社安徽分社年輕記者汪奧娜在合肥市包河區大圩鎮挂職副鎮長，參與社會實踐和蹲點調研半年來，汪奧娜以一名“大圩人”的身份，進村入戶參與各項重點工作，融入幹部群衆的生活在此，我們摘錄汪奧娜的四篇挂職日記，展示一個變化中的城郊小鎮的生産生活場景，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近十年鄉村治理觀察?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近十年鄉村治理觀察

來源:新華社

【編者按】為踐行新華社“紮根工程”，增強“四力”，今年年初，新華社安徽分社年輕記者汪奧娜在合肥市包河區大圩鎮挂職副鎮長，參與社會實踐和蹲點調研。半年來，汪奧娜以一名“大圩人”的身份，進村入戶參與各項重點工作，融入幹部群衆的生活。在此，我們摘錄汪奧娜的四篇挂職日記，展示一個變化中的城郊小鎮的生産生活場景。

之一：農民看到了“供給側改革”效果

新華社合肥8月2日電（記者汪奧娜）看似原始的農業種植方式，市場回報卻是出乎意料的。在大圩，“新農人”開始以回歸傳統、追求“綠色”的方式在走精品農産品路線上下功夫。

大圩的農産品以“大圩葡萄”最為出名，每年夏天在合肥的大小商超裡都很搶手。但賣得多不代表賺得多，随便種種葡萄就能緻富的時代已經過去。

8月2日，第十七屆“綠色大圩”葡萄文化旅遊節開幕。賀明伍的葡萄園走廊上，挂滿了一串串顆粒飽滿的葡萄。新華社記者 汪奧娜 攝

我年初到大圩挂職的時候，葡萄園還在冬歇，樹上還不見綠色。每趟下圩的時候，我都會留意葡萄的變化。從吐芽、抽條到挂果、套袋，一月一個樣子，等到7月中下旬就陸續成熟，可供采摘了。

一來二去，種植戶們跟我聊得多了，我發現很多靠種葡萄發家的大圩人不願再種了，反而是外地人越來越多，快要超過本地人。他們告訴我，種葡萄沒那麼賺錢了，旺季15元一斤的價格賣了三四年，怎麼也漲不上去。在大圩鎮附近，環巢湖十二鎮都風風火火地發展起了都市休閑農業，大圩30多年前起步的“先發優勢”在當前同質化競争中所剩無多。

但也有例外。我找到了葡萄賣得最貴的一家，去看看有什麼特别之處。

葡萄按斤賣，遊客拿着剪刀來一剪就是一串，種植戶們自然想到的是一串越“打秤”（方言，意思是重量大）越好。但六安來的賀明伍刻意把一串的重量控制在一斤二兩左右，他說之前旁邊種一串三四斤重的農戶們不理解，調侃他家的葡萄串“扔進池塘都沒個響”。

賀明伍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一畝隻種六棵樹，也不搞水肥漫灌，精準施有機肥，要的就是高糖分和好品相。結果在均價15元一斤的葡萄裡，他的葡萄賣到了30元，賣進了高端商超，第二年周圍的農戶都跑來取經了。

同樣剛開始不被理解的還有來大圩開農場的博士程存旺。農場采取的模式是時興的會員配送，強調“從農場到餐桌”，因此不打農藥也不噴激素，隻種時令的蔬果。

程存旺的農場一角。新華社記者 汪奧娜 攝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員工們正在打包剛摘下的黃瓜，貼上農場的标簽，準備送到會員家裡。我們邊啃黃瓜邊聊，有員工告訴我，當初土地流轉之後，村幹部卻慌了，看到他們往地裡種草，怕是忽悠人的，到時候拖欠流轉費怎麼辦。

問了才知道，這是要先恢複土地的肥力。以前長期施化肥，容易使土地闆結、肥力下降，到後面就結不出好果子了。村幹部笑着說，博士确實不一樣，眼光長遠。

圩裡的“新農人”越來越多了，開始不被理解，最後用市場說話，默默地帶動着産業升級。村民們不太知道什麼叫“供給側”，但看多了，也開始明白為什麼要“控産提質”。從大棚裡走出來，找回最綠色的“土方法”，未嘗不是一種新風尚。

之二：萬人回遷社區的“和美之道”

新華社合肥8月2日電（記者汪奧娜）2017年元旦，超過一半的大圩人回遷，住進了高樓。原先的同村被“打亂”了，住進不同的樓棟。新鄰居、新環境、新問題，讓“村民”變“居民”的過程顯得尤為困難。幸好有一群“頭雁”，及時疏通了社區治理的末端，讓雜亂的音符也漸漸排成了和諧的歌曲。

由于圩區有大面積基本農田，當時各村采取的是“拆遷不征地”的政策，因此村民入住金葡萄家園、變成“居民”之後，可以說“腳上還粘着泥”。

跟我聊天的時候，D區11棟的倪明章老人對回遷初期的那些“荒唐事兒”還記得很清楚。曾經活躍在田間地頭的鋤頭、扁擔，都一股腦地堆在了樓梯間。飛棉絮的破沙發也放在樓道。還有一戶居民把腌制了好幾年的鹹菜壇放在走廊裡，大夏天聞得讓人想吐，還招來很多蚊蟲。

作為人口過萬的回遷社區，治理的難點就在于社區規模大、居民間矛盾多、居民主體意識欠缺，如果社情民意了解不及時或者矛盾處理不及時，問題“上交”至社區，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為了及時有效地滿足群衆需求、把矛盾化解在樓棟，社區牽頭組建了一支由62個黨員“頭雁”組成的樓長隊伍。退休5年多的陸敏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樓長陸敏到老人家裡走訪。圖片由金葡萄社區提供

陸阿姨跟我傳授過自己的調解絕招。“有高空抛物不承認的，得細心觀察居住習慣，确定樓層範圍再挨個排除，最後才能鎖定是誰；有的老人就像小孩似的，好好說還不聽，得帶着玩笑講；有的居民對登記信息各種不配合，後來車裡丢了東西找到我，我幫忙調監控、想辦法，現在就和和氣氣了。”

兩年來，在樓長的帶動下，居民們漸漸有了社區意識，社區環境越來越好。

光幹活沒有鼓勵也不行。我跟一些鎮裡的幹部們商量之後，寫了份名叫“和美堂屋”的項目實施方案，将“和美堂屋”的榮譽專門頒給那些善于調解鄰裡矛盾的、有一定威望和影響力的住戶。

“和美堂屋”項目被納入金葡萄社區“和美工作法”。新華社記者 汪奧娜 攝

“堂屋”是傳統鄉村民居中起居會客的地點，現在村民們搬進了社區，戶與戶之間隔了幾道門，但有什麼矛盾還可以到“和美堂屋”裡說說，既不會傷了和氣，也能拉近彼此的距離。

今年2月，樓長陸敏的客廳挂上了“和美堂屋”的标牌，成為金葡萄社區第一批居民矛盾調解的示範平台之一。

下社區次數多了，我發現社區搞的個别“高大上”的項目，預想得很好，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比如，社區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請專業的機構來組織文化活動，我看到睦鄰活動中心裡，放廬劇的“百姓影院”場場爆滿，但隔壁放AI體驗設備的房間卻沒什麼人。

如果考慮到社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5000人，占比約26%，其中80歲以上有715人，這些老人中又有相當一部分是獨居狀态，那這現象就解釋得通了。年輕人在外工作的多，早出晚歸。因此在社區待的時間最長、最需要社區提供服務的主要是這些老年人。

今年1月，社區專門拿出一棟将近兩千平方米的獨立服務用房，用于建設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剛裝修好已經有老人預定了床位。同時，社區還引導有一技之長的老人們建立或“認領”志願服務項目，比如上門理發、教授書法或攝影、一起編織工藝品等等，于是又湧現出不少“愛心頭雁”和“文化頭雁”。

社區治理的前提是抓到主要矛盾。在城郊小鎮的回遷社區，直接套用城市社區的管理模式肯定行不通。抓“頭雁”促自治，這是金葡萄社區的“和美”之道。

之三：小鎮“蛻皮”不“蛻根”

新華社合肥8月2日電（記者汪奧娜）我挂職的小鎮大體可以分為圩區、崗區和社區三個部分。大圩的第一次“創業”從圩區各村種葡萄開始，現在以發展都市休閑農業為主。崗區近年來成為大圩“二次創業”的重心，國家廣播影視科技創新實驗基地初具雛形，一批科創、教育、金融領域的新項目接連落戶。社區則住了超過一半的大圩人。2017年元旦，11個村的1.2萬人回遷安置到了“金葡萄家園”，複建點二期也即将開工建設。

在挂職期間，我看到了第一塊上市地塊賣出、企業稅收快速增加、高端人才開始聚集……小鎮在“蛻皮”，天天可喜地變着模樣。城鎮化對于大圩人來說，不論老少，都有了享受更好生活條件的機會。但在同時，農耕文化和民俗特點的“根”還在努力保留。

我下村入戶做征遷工作的時候，看到一戶家裡擺着品相完好的八仙床要丢棄。同行的鎮幹部拿起電話打給了金葡萄小學的校長窦海山。電話裡窦校長說，留着留着，他收。

我這才知道，原來金葡萄小學裡還有個民俗陳列館。在位于曉南村的金葡萄小學南區裡，教學樓四樓有一間挂着“大圩人家”牌匾的特别“教室”。青磚、飛檐、木門，從外面看别有徽派建築的風味；裡面則擺放着排水灌溉用的龍骨水車、舊時的嬰兒床“搖窩”、安在井上汲水的辘轳，還有挂在牆上的“兒童版”蓑衣、魚簍、草帽和草鞋。大多都是村民們搬家後準備丢掉的。

從2015年開始，金葡萄小學的老師們利用課餘時間陸續編寫出了六冊校本教材。其中三冊聚焦農具和民俗；另外三冊則以大圩鎮最出名的葡萄為主題，分為葡萄的種植、葡萄酒的釀造和葡萄酒文化。同時，在區教育局的資金支持下，“大圩人家”特色陳列館建立起來，讓孩子們能夠摸到書本裡的内容。

金葡萄小學裡的“大圩人家”民俗陳列館。新華社記者 汪奧娜 攝

2018年，合肥市首批鄉村振興重點項目“圩美·磨灘”落戶大圩。磨灘村那一棟棟屋檐上翹的徽式建築将以民宿的形式留存，成為大圩鎮未來鄉村生态度假遊的一大亮點。

“圩美·磨灘”鄉村振興項目中一棟由村民老房子改造的新民宿。新華社記者 汪奧娜 攝

之四：征遷幹部的“三解”工作法

新華社合肥8月2日電（記者汪奧娜）由于納入包河區大建設，大圩鎮今年征遷任務仍然艱巨。有常在征遷一線的幹部總結出了“三解”工作法——解決、解釋、解氣。展開來說就是，群衆反映的問題，要盡全力解決，解決不了的耐心解釋，解釋了不聽的想辦法讓人能解氣。

征遷涉及到群衆切身利益，群衆的期望與現行政策之間有差距，就會有矛盾。

入戶多了，我發現難拆的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在其他地方已經享受過安置政策的，還想再次安置；一種是正好被卡在政策範圍之外的，不甘心無法安置；還有一種則是認為安置或補償标準不達預期的。

測量人員到村民家中确認待拆房屋的面積。新華社記者 汪奧娜 攝

實際情況是95%以上的村民很配合，針對剩下的不到5%的村民，各村會登記、分組，由幾個村幹部帶隊入戶，一遍遍去磨。尤其難做通的戶，項目又開工在即，由鎮幹部包保，定期彙報進度。

在征遷調度會上，常聽幹部們說“就高不就低”。意思是，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内，能給老百姓的一定得給足，能為老百姓争取的争取到位。

一個村幹部告訴我，曾有一個回遷戶，符合祖居戶的條件，但缺了“遷移證”，審核無法通過。村幹部也跟着着急，在村裡翻查原始資料，還是沒有找到。後來村幹部靈機一動，問他有沒有當過兵或者參加過村裡的民兵，然後到區武裝部查詢檔案，還真的就找到了他那一批走兵的原始花名冊，随即成功地解決了他的資料審核問題，最後他順利地分到了房子。

做征遷工作，對基層幹部的态度和能力的考驗尤為明顯，盡心盡力才管用。

在與征遷幹部和群衆的交流中，我越發感受到，越是涉及到群衆利益的工作，越要求幹部“懂規矩”——按規矩辦事、吃透規章制度，這樣才能為群衆争取更大的利益，也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

按規矩辦事，是講道理最有效的方式。比如關于“祖居戶”的界定，有一個确定的時間點，在此之前遷出戶口的都不算祖居戶，不享受回遷安置。比如第一批回遷分房時，有一個确定的時間點（精确到小時），在此之前肚子裡未出生的胎兒也算一個人頭。

總有卡在政策範圍之外的，但規矩定好了，對誰都一樣，不留隐患。

而“解氣”更是貫穿于大部分的交流中。不論群衆的訴求是否真的合規，情緒需要發洩，這是人之常情，要充分理解。

但同時，我看到的工作現場，不都是劍拔弩張的氛圍。有時氣氛很微妙，要麼全程在聊家常，要麼說說笑笑。一位村幹部告訴我，功在平常，平時為村民們多幫忙，到了關鍵時候，也就不會被故意為難了。

将心比心，把距離拉近，其實就是很多基層幹部把群衆工作做好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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