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癡老詩人的性格特點?錢鐘書先生有“淵明文名，至宋而極”（《談藝錄》）之評，承宋金而來的元代詩壇，陶淵明依舊是文人追慕與歌詠的焦點、熱點他們用詩寫陶，以詩評陶，亦作詩學陶，慕陶成為元代詩壇的重要特征，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吟癡老詩人的性格特點?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吟癡老詩人的性格特點

錢鐘書先生有“淵明文名，至宋而極”（《談藝錄》）之評，承宋金而來的元代詩壇，陶淵明依舊是文人追慕與歌詠的焦點、熱點。他們用詩寫陶，以詩評陶，亦作詩學陶，慕陶成為元代詩壇的重要特征。

用詩筆寫陶，追求詩畫合一

元人慕陶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出現大量題陶畫詩。這些詩或以畫為題，如《題淵明圖》《題淵明漉酒圖》；或借用陶詩引申畫意，如《采菊圖》《桃溪歸隐圖》。追求詩畫合一成為元代題陶畫詩的特點：以畫論，詩是畫的一部分，點綴畫面；以詩論，詩與畫互相補充，畫意是詩意的直接顯現。而實現詩畫合一的途徑主要有三：以詩寫畫，以詩補畫，以詩襯畫。

以詩寫畫，即用詩筆寫畫意。如胡祗遹《題陶令歸來圖》：“田園日成趣，廬舍亦粗完。天爵足自貴，奚必趙孟官。盤餐有肴簌，兒女複團栾。得酒覓鄰叟，真率無欺謾……”詩中一句一景，連成一整幅畫面。由全景房舍，到桌上的杯盤菜肴，再到玩耍的小兒女、飲酒的陶淵明、鄰叟等等。用簡練的文字描寫畫中之景，刻畫人物動作、風神，達到“詩中有畫”的境界。

以詩補畫，即用詩歌補充畫意。如王恽《陶潛夏居圖》（其二）：“吾廬潇灑風煙外，詩思扶疏樹影中。典午廢來何限事，五株楊柳自春風。”全詩化用陶淵明原作。第一、第二句出自《讀山海經》（其一）：“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第三、第四句出自《五柳先生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号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以化用淵明成句的方式，将陶之風神引入詩意，進而達到補充、擴展畫面的目的。

以詩襯畫，即用詩歌引申、烘托畫意。如張之翰的《題淵明圖》：“盡道将歸竟不歸，軟紅塵裡日争馳。平生幾詠淵明畫，似向葵軒無愧辭。”淵明隐而詩人未隐，詩意與畫意産生了碰撞和矛盾。畫中隐居的潇灑自适與詩中欲隐不得隐的愁緒形成鮮明對比，淵明與詩人則通過詩畫合一的形式，實現了異代的交鋒，更突顯出畫中“淵明歸來”的可貴。由此，詩歌發揮了襯托、烘托畫意的作用。

以詩評陶，曠真與豪率兼具

以詩歌品評陶淵明，同樣是元人慕陶的表現，元人評陶主要有曠真與豪率兩種觀點。首先，延續前人觀點，以曠真評陶。曠真，指曠達與真誠，“曠達者自然浩蕩”（李贽《讀律膚說》），“真者，精誠之至也”（《莊子·漁父》）。自南朝蕭統、沈約以來，便以“高”“古”“直”等評陶，到了元代用真淳、曠真、天真等對陶淵明進行評價，如“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四），“懷抱任曠真”（張之翰《題淵明圖》），“掩關樂天真”（胡祗遹《郭西草堂獨坐》）等等，元詩中的陶淵明代表着清高的人格、堅毅的節操以及自然真率的性情，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陶淵明已經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符号”（《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中國社會科學，2003，第6期），而這正是中國曆代所追求的文人品格。

其次，以豪率評陶。豪率，指不拘常格、豪放任俠，“扶風豪士天下奇”（李白《扶風豪士歌》），“季式豪率好酒”（《北齊書》）。發掘陶淵明性情中剛烈豪率的一面，是元人評陶的特色。宋時已有梅堯臣、蘇轼為代表的“平淡自然”派，及朱熹為代表的“金剛怒目”派，相較而言“平淡自然”派影響更大。但到了元代，詩人更着意突顯了陶淵明“荊轲式”的豪俠品格，如“淵明性真率，順适無矯欲”（王恽《淵明漉酒圖》），真淳而率直，沒有任何粉飾、約束。而所謂的真率、本性，元代詩人将之定義為“豪”：“淵明豪氣昔未除，翺翔八表淩天衢”（劉因《歸去來圖》），“林下淵明氣本豪”（王恽《壽鹿庵大學士三首》）。豪氣是陶淵明性格的本色，元代詩人們則熱情地歌頌着陶淵明的豪率性情。

中國自古便有以隐逸為高的傳統，而所謂歸隐大多是高逸、不問世事，如唐人孫位所繪《高逸圖》（現藏上海博物館），畫中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隐士風采，投射出中國古人最為理想而生動的隐士形象。與高逸隐士相比，元代詩人更傾向于将陶淵明塑造為豪士，即便身處山林依舊不改豪爽的底色，帶着一種執着不悔的色彩，甚至認為豪放灑脫的李白應是陶淵明的後身，“義熙甲子有斯人，李白豐神是後身”（胡祗遹《龍眠畫淵明圖》）。由此可見，元人評陶獨具特色。

作詩學陶，以期情感超脫

自鮑照、江淹開學陶之先，經王維、白居易等人的發展，至蘇轼開始系統地創作和陶詩，蘇轼自稱“追和古人則始于吾”（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宋人學陶尋求精神上的契合，出現重意的傾向，以趙秉文為代表的金人亦提出了“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答李天英書》）。元代詩人汲取唐宋金學陶的經驗，他們創作的學陶詩不僅是形式上的學習，更是文人心态的追慕：既重語意、典故，亦重深妙理趣。“既師其意又師其詞”成為元人學陶的主張與特色。以郝經的《問來使》為例：“朝拾澗底松，空翠冷潑目。暮歸東籬下，自種今秋菊。清泉洗碎月，襟裾有清馥。高卧幽夢長，不覺黃粱熟。”“和韻”，即講究形式的學習、模仿，依韻作詩，“目”“菊”“馥”“熟”皆依原韻，與陶作保持形式上的統一。“和意”，即内在精神的契合。陶淵明詩中抒發思鄉之情，郝經追和之作亦思鄉，但情感卻更為深沉、熾熱。與陶淵明他鄉為官不同，郝經作為國信使被羁押宋地長達十六年，家鄉能否歸去？何時才能歸去？此情此景下的思鄉，顯得更為悲壯、濃烈。由形式的學習、模仿，到情感的升華，是元人學陶的特征。

元代詩人學陶，還表現在對陶詩内在精神的挖掘。元代戰亂頻繁，面對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詩人們将同樣身處亂世的陶淵明作為楷模，不僅學習避亂隐居以求生的方法，還借詠陶的方式排解内心苦悶。将陶詩中對自然萬物、人生哲理的思考，深邃、肅穆的精神，凝練為曠達的文人心态，借此實現情感的超脫，達到内在的和解。如劉因《和九日閑居》：“乾坤一東籬，南山久亦傾。回看聲利徒，僅比秋花榮。”借陶淵明之酒杯，澆自我胸中之塊壘，抒發世事無常的感慨。用學陶的方式實現與陶淵明的情感共鳴，進而抒情、解憂、解惑，尋找超脫束縛、消解塵世苦悶的方式、途徑，最後實現了通達。而陶淵明“委運任化的人生态度，達到物我一體、心與道冥的人生境界”（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态》），這種超越物我之上的曠達，正是元代詩人所尋求的精神皈依。

縱觀元代詠陶詩可以發現，追慕陶淵明是詩歌創作的重要主題，詩人毫不隐晦地表達對陶淵明的喜愛，“隐居不見求高意，千古淵明最可人”（王恽《和幹臣居》），甚至将陶集作為離别的禮物以表珍重，“莫還兩冊淵明集，便當今朝送别詩”（劉秉忠《送窦先生因所借陶詩為赆》）。用詩歌寫陶、評陶、和陶、學陶，陶淵明是元代詩人的精神偶像，慕陶則成為元代文人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辛昕，系遼甯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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