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唯一一部通史?今天這個講座的主題是《元史》，側重于普及性，主要是向在座各位介紹一下《元史》的基本面貌，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二十四史唯一一部通史?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二十四史唯一一部通史

今天這個講座的主題是《元史》，側重于普及性，主要是向在座各位介紹一下《元史》的基本面貌。

在“二十四史”裡面，《元史》這部書的存在感是很低的，大家一般不怎麼關注它，也不會把它作為一部名著或者有代表性的史學著作加以讨論。假如是一部小部頭的書，或者内容生僻的書，存在感低一點也沒什麼，問題是《元史》部頭不算小，又屬于曆代正史之一，存在感還比較低，這就是它自身的問題了。簡而言之，跟當初編纂的草率有很大關系。

《元史》的編纂，從曆代編修正史的過程來看，是非常快速的，總計不到一年時間就編完了，這應當說比較少見。

元史的編纂

明朝洪武二年（1369），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年，《元史》就開始編纂。其實當時嚴格說來元朝還沒滅亡，它的殘餘力量退回草原，仍舊打着元朝旗号，史稱“北元”。但是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希望宣布元朝滅亡，否則明朝的合法性有問題。基于這樣的動機，《元史》就開始編纂了，由朱元璋的手下文臣宋濂、王祎（最新的研究認為應當寫作“袆”）任總裁。這兩個人又找了16個儒生來負責編修，用了188天，編成《元史》159卷。洪武二年這次編纂并沒有編完，因為當時缺乏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的材料。元朝官修的史料大部分都沒有涵蓋到順帝這一朝，所以工作暫時擱置。這次編纂，平均下來一天多一點就編成一卷，一卷有幾千字到上萬字不等，因此是非常快的。等到第二年，關于元順帝的材料找來一些，他們就重新開工，依舊是宋、王二人總裁，又找了15人來編修（隻有一個人兩次都參加過）。這次耗時143天編成了53卷。比上次要費時一些了，平均下來基本是兩三天編成一卷，因為這些材料是零散搜集的，需要加工，耗時就多一些。盡管如此，平均兩天多弄出一卷，還是很快的。

最後把這兩部分的編纂成果放在一起，有些内容還得再次拆分，重新整合。前後兩次共編出212卷，拆分整合之後，最後定稿是210卷，而且很快就刊刻出版。累計《元史》的編纂時間，兩次加起來一共331天，還不到一年時間。

相比之下，“二十四史”當中有些編纂是很慢的，比如清修《明史》前後拖了100多年。還有些雖然編得不算慢，但是開工拖延，像元朝修的《遼史》《宋史》《金史》三部正史，拖拖拉拉一直不開工，直到最後的元順帝一朝才開工。隻有《元史》開工又早、成書又快，在正史裡面是少見的。關于《元史》的編纂過程，學術界有幾篇文章比較著名，比如陳高華先生、方齡貴先生等等，他們的文章對《元史》的編纂過程以及編纂工作特點進行過深入分析。

在“二十四史”中，《元史》的部頭不算小。部頭最大的咱們都知道是《宋史》，其次是《明史》，然後是《新唐書》《舊唐書》，之下就是《元史》了。《元史》的體量與兩《唐書》接近，略少一點點，在“二十四史”中排名第五。

這麼大部頭的《元史》，不到一年時間就編纂出來，這是因為有一些現成資料可抄。第二次編纂的時候，材料很多來自臨時征集，可能也參考了一些能見到的元朝官書，但是到底利用了具體哪些材料、哪些書，目前還沒有定論。而第一次編纂的、占了《元史》大部分内容的書稿，參考資料相對比較清楚。一般認為第一次編纂的書稿中，本紀源于元朝官修《實錄》，志和表基本源于元朝後期官修的國家典制著作《經世大典》。元朝的《實錄》，今天完全見不到了。《經世大典》也已散佚，但是今天還能見到很小的一部分。至于《元史》第一次編纂書稿中的列傳，材料來源稍微複雜一些，現在通常認為主要也來源于《經世大典》。《經世大典》中有一部分内容叫《臣事》，專門記錄官員們的生平事迹，彙集了很多人物傳記資料，它可能是《元史》列傳的主要材料來源。不過并不是單一來源，有些列傳可能另有來源渠道。總之，《元史》之所以編得快，就是因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有現成資料可抄，而且這些資料比較成型，拿過來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完事。關于《元史》的材料來源，有一些可參考的研究，比如王慎榮先生主編的著作《元史探源》，以及陳高華、陳新元等學者讨論《元史》列傳史源的文章，等等。

《元史》編纂的特點

《元史》編完後，兩位主編起草了一份《纂修元史凡例》，解釋這部書的編纂原則。通過這份《凡例》，可以看出《元史》編纂的一些特點。

《凡例》共五條，第一條講本紀是怎麼編的。其中說：前代史書的本紀有兩種寫法。一種像兩《漢書》本紀，“事實與言辭并載”，既講史事，也收錄了很多诏書、奏議之類的文件。另外一種像《新唐書》本紀，特别簡明，就是一個幹巴巴的大事記，沒有多餘的東西。現在修《元史》，本紀按照第一種寫法來寫。我們可以看到，《元史》本紀内容比較雜，不僅是一個大事記，而且寫了很多不算大的事，還轉引了一些文件或者文件摘要。所以《元史》的本紀多達47卷，占全書總卷數22%強，比例在“二十四史”中是相當高的。不過今天看來，這裡面恐怕有編纂者“偷懶”的因素。因為《元史》本紀（除《順帝紀》外）改編自元朝的《實錄》，《實錄》會按照年月日記錄很多事情。《元史》編者如果想把本紀編成精練的大事記，就需要花很大力氣對《實錄》的内容進行篩選和壓縮，文字上也要做到言簡意赅。為了趕進度，不如删得少一些，即使内容比較臃腫，也在所不計，相反還自我标榜是“事實與言辭并載”。當然這種偷懶，今天看來是一件好事，雖然搞得《元史》本紀篇幅比較大，内容蕪雜，但是卻保留了很多原始的甚至是獨家的珍貴資料。

第二條講志。《元史》編者把前代正史的志分為兩種。一種以《新唐書》的志為代表，這是著名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寫的。特點是“悉以事實組織成篇”，就是對相關材料重新組織，提綱挈領，融會貫通，最後完成的作品具有一定原創性。《元史》編者認為這樣太麻煩了，“考核之際，學者憚之”。他們的選擇是另外一種，以元修《宋史》的“志”為代表，特點是“條分件列，覽者易見”。就是說，基本不重新組織，也不怎麼融會貫通，就直接把材料一條條地羅列上去，主要做的是精簡、壓縮工作。其實這也是一種偷懶的辦法，當然保存材料也多一些。

《元史》的志共分13種、58卷，編纂水平不是很高，但就内容而言，覆蓋面還是比較全的。“二十四史”當中，有一些沒有志，有志的，篇目設置也不完全一樣。就《元史》的志來說，篇目設置比較完備，該寫的基本都寫了，寫得好壞是另外一個問題。隻有一種該寫的志沒有寫，就是記錄文獻保存情況的《藝文志》。到清朝，有好幾個學者給《元史》補了藝文志，現在都能見到。

第三條講表。前代正史有些有表，有些沒有表。《元史》編者認為，元修《遼史》《金史》的表編纂較好，比較充分地利用了相關零碎材料，來反映一方面問題，概括一類現象。因此仿照《遼史》《金史》，一共編了6種表，包括後妃表、宗室世系表、諸王表、諸公主表、三公表以及宰相表，共分8卷。應該說這些表都很重要，雖然有一些錯誤和疏漏，但還是保存了很多重要的零散信息。到清朝，錢大昕又為《元史》補了一份《氏族表》，這個補充非常有眼光。元朝是一個多元民族的王朝，蒙古人、色目人各有好多分支，分為不同的部族、氏族，而且基本都沒有姓氏。對一些著名的蒙古人、色目人進行定位，搞清他是哪個部族氏族甚至家族的，和誰是同一個氏族或者一家人，祖父父親兄弟兒子孫子都是誰，往往十分困難。錢大昕就對這方面的材料進行了彙總和梳理，對研究者非常有用。

第四條講列傳。列傳是曆代正史的主體部分，各史的列傳在編纂方法上差不多，因此《元史》編者稱，列傳并未刻意效仿前代某史，而是“準曆代史而參酌之”。在内容編排上，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與皇室有關的一些特定人群，包括後妃、追尊諸帝（死後被追尊為皇帝的皇族成員）、宗室和外戚。第二部分是普通的中上層貴族官員。這部分有一個重要特點，編者把人物分成兩大塊，先寫蒙古人、色目人，從蒙古帝國建立寫到元朝滅亡，然後寫漢人、南人，又是從蒙古帝國建立寫到元朝滅亡。這種寫法是其他各朝正史都沒有的，很有可能來源于元代官修《經世大典》的“臣事”部分。第三部分，是所謂“類傳”，即一些身份上有特定标簽的人，分門歸類各自立傳，不限于中上級官員，也包括一些下級官員甚至平民。哪些标簽能成為類傳的選項，曆代正史大同小異。《元史》類傳包括：儒學、良吏、忠義、孝友、隐逸、列女、釋老、方伎、工藝、宦者、奸臣、叛臣、逆臣以及外夷。其中《釋老傳》比較有特點，記載僧、道事迹，其他正史沒有這門類傳。這與元朝宗教活躍，僧、道地位較高有關。

從整體來看，《元史》的列傳編纂有幾方面問題。第一是宗室、外戚缺漏嚴重，立傳者挂一漏萬。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很可能是因為《元史》列傳取材的《經世大典·臣事》裡面缺少宗室、外戚的内容。宗室在元朝基本不算臣，外戚可以算臣，但估計《經世大典·臣事》收錄得很少。第二是缺乏“開國群雄傳”内容。這類内容是寫王朝初建的時候，與王朝創建者争奪天下的那些對手，比如兩《唐書》立傳的李密、窦建德、王世充等人，《明史》立傳的陳友諒、張士誠等人。《元史》本來可以立這樣的傳，成吉思汗創業時有過幾個這樣的強勁對手，但是沒有立傳。原因很可能也是因為這些人不是元朝的“臣”，未能進入《經世大典·臣事》。第三是中上層貴族官員這部分雖然寫了很多人，但還是漏了很多人，包括不少重要人物。拿宰相這樣高級别的大臣來說，立傳的還不到一半。這可能是因為列傳主要材料來源《經世大典·臣事》本身就記載人物不全。最後是類傳部分有些處理不盡妥當。比如沒有像其他正史一樣設立《文苑傳》，而是把應該入《文苑傳》的元朝文人塞入了《儒學傳》。再如沒有為西南少數民族立傳。元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比前代王朝更加深入，高層與内地一樣設立行省，中層以下基本由土司管理，世代相傳。這些内容很重要，按說應該立《土司傳》或《西南夷傳》，事實上《經世大典》裡也有材料，可是沒有立，比較遺憾。

《凡例》最後一條屬于補充說明。解釋說：前代正史在每卷末尾都有編者寫的論贊，就是對這一卷記載的内容寫幾句評價或總結。現在修《元史》，決定“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說得挺好，實際上還是偷懶。用基本現成的材料拼成一部正史，多少得寫幾句總結或者概括吧？說起論贊的水平高低，曆代正史其實也是良莠不齊，但是有無論贊，就是個工作态度問題了。這點力氣都不願意花，完全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和感受，這似乎是“二十四史”裡面獨一份。總之因為趕工，《元史》的編者是能簡則簡。

《元史》所宗資料的來源及可靠性

如前所述，編纂《元史》利用的資料，有些今天能夠知道，有些已經不知道了。對于那些能夠知道的資料，它們的材料來源以及可靠性，稍微再讨論一下。

首先，《元史》本紀，除最後的《順帝紀》外，全都取材于元朝《實錄》。這些《實錄》是怎麼編出來的？

我們知道，唐宋時期，官方修史已經發展成為一套很複雜的制度。每個皇帝在位的時候，日常活動都有人專門記錄，叫作起居注。朝廷大員宰相等等向皇帝彙報工作，或者主持政務會議，也有人随時記錄，叫作時政記。這兩種資料積累一段時間以後，再有人負責對它們進行彙編，可能還加上一些其他記錄，按時序編成一部大事日志，叫作日曆。等到這位皇帝去世，史館把他這一朝的日曆彙總起來，進行删減壓縮，就編成這位皇帝的《實錄》。每位皇帝都有《實錄》，積攢若幹部《實錄》以後，再彙總改編為紀傳體的《國史》。到王朝滅亡，後面的學者在這些《國史》基礎上稍加改編補充，就能編出該朝的正史。正因如此，“二十四史”裡面部頭最大的《宋史》，元朝沒花多少時間就編出來了。除從日曆當中提煉《實錄》、改編《國史》外，還會把裡面與典章制度有關的内容單獨摘出來，編成專門記錄制度演變的史書，叫作《會要》。唐宋時期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到元朝，上述制度發生了一些變化。元朝是少數民族王朝，對中原制度學習不完全到位，修史制度也就沒有那麼完備。根據一些零散史料，我們知道元朝有起居注，也有時政記。起居注本來應該圍繞皇帝編寫，但是據元朝人自己所說，他們的起居注裡面沒有多少内容寫皇帝，主要記載的是各級官員、機構針對某些事情上呈的報告或建議。時政記由中書省下屬的時政科負責編纂，但是具體編得怎麼樣不得而知。

元朝似乎沒有日曆，至少日曆這個名稱沒出現過。不過似乎存在某種類似的資料長編，隻是不叫日曆而已。比如《元史》裡面提到，有一位南方的儒士鄭陶孫，在南宋滅亡後被元朝召入翰林國史院做編修官。當時翰林國史院修史，正在編寫南宋滅亡前後的史事。鄭陶孫就說我過去是南宋臣民，不忍心寫南宋滅亡，希望别讓我參加這部分工作。據說元世祖忽必烈為此還很贊賞他。這說明忽必烈在位中期，翰林國史院在編某種史書，這種史書不是《實錄》，因為前朝《實錄》寫不到南宋滅亡，忽必烈的《實錄》在他自己活着的時候還不可能開始編寫。也不會是起居注、時政記，因為這兩種材料各有主管機構，不歸翰林國史院負責。那麼，正在編修的這個東西，應當就是類似日曆的資料長編。這方面還有一個例證。元末有一位大臣叫危素，他的墓碑裡面記載：危素在元順帝後期擔任翰林國史院長官的時候，發現院裡修史那幫人，每天如果領不到夥食補貼，就不幹活。這些人原本有工資，但是編史書還可以領補助。危素就把這些人訓斥一番，說咱們就是幹這個工作，已經拿工資了，你們還非要等夥食補貼到位才幹活，這像話嗎？被他這麼一訓，翰林國史院的人就繼續開工幹活了。在這裡他們修的是什麼史書？肯定不是《實錄》，前朝《實錄》在元順帝在位初期就編完了，順帝自己的《實錄》還不可能開編。由此推斷，正在編的也隻能是類似于日曆的史料長編。

所以綜合來看，雖然元朝的修史制度不算非常完善，但是該有的東西大部分還是有的。而且史料顯示，元朝有些時候編《實錄》，會要求中央各機構抄送檔案來參考，還行文地方征集資料，甚至于進行口頭訪問。總體而言，元朝《實錄》的史料價值是比較高的，起碼它的材料來源很可靠。《元史》本紀根據《實錄》删減而成，史料價值因而也比較高。

至于《元史》志、表的主要史料來源《經世大典》，雖然絕大部分已經散佚，但有關這部書的編纂過程，還是保留下來一些記載，也有學者專門進行研究。它是一部典章制度著作，性質大體相當于唐宋的《會要》。當然裡面包含人物傳記性質的《臣事》，是《會要》沒有的。編《經世大典》的時候，除利用《實錄》外，還從朝廷各機構廣泛征集公文檔案資料，最後整理彙編成類似于元代國家行政手冊的這樣一部書。全書分10部分，前四部分是圍繞皇帝、皇族的一些内容，名為帝号、帝訓、帝制、帝系。後六部分分别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為核心展開，名為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前面一再提到的《臣事》，是《治典》下面的一部分。總之，《經世大典》資料來源的可靠程度也是很高的，為《元史》修志修表提供了極大方便。

如前面所說，《元史》列傳的史源比較複雜。以第一次編纂的部分而論，可以推斷主要取材于《經世大典·臣事》，但也不會是全部，還應當有别的資料來源。比如元朝史學家蘇天爵編纂過一部《國朝名臣事略》，為元朝前期47位“名臣”立傳。這部書流傳至今，通過對照，可以發現《元史》有一些列傳就是在《事略》基礎上寫成的。元順帝時，王祎對《事略》進行增補，寫成《國朝名臣列傳》，立傳人數達到120人。雖然這部書已經失傳，無從與《元史》比對，但由于王祎到明初擔任了《元史》主編，從邏輯上推斷，他編纂的《國朝名臣列傳》一定會成為《元史》列傳的重要參考對象。蘇天爵《事略》曆來受到很高評價，王祎《列傳》應該也不會相差太遠。

與《經世大典·臣事》有關系的《元史》列傳，主要限于普通中上層貴族官員這一部分，類傳則基本無關。但很多類傳的史源也可以探查清楚。比如奸臣、叛臣、逆臣這幾篇傳，傳主已被元朝官方定性為反派角色，不可能進入《經世大典·臣事》。可他們都是重要政治人物，掌握過比較大的權力，在《實錄》當中出現很頻繁。因此他們的傳記，是《元史》編者根據《實錄》相關記載拼湊出來的。又如孝義傳、列女傳，今天知道源于《經世大典·禮典·旌表》；外夷傳，源于《經世大典·政典·征伐》。《實錄》和《經世大典》的史源和價值，上面都已經說過了。

關于《元史·外夷傳》的史源《經世大典·征伐》，再稍作補充。《征伐》這部分内容碰巧今天保存下來一些，與《元史·外夷傳》對比，後者基本就是直接照抄。不過也抄出了問題。那就是外夷在《征伐》中出現，講的基本都是打仗。《外夷傳》抄這些自然可以，問題是元朝跟這些“外夷”的關系并非隻有打仗這一種情況，還有很多時候是不打仗的，處于和平往來狀态。《外夷傳》對後者基本不寫，屬于嚴重疏漏。這不能怪《經世大典》，隻能說是《元史》編纂粗糙。

最後關于《元史》列傳史源補充兩點：

一是元朝沒有編過《國史》，不過元順帝在位前期曾經編成一部《後妃功臣列傳》（與唐宋《國史》不同，隻有傳，沒有紀、志、表），這部書如果傳到明初，《元史》列傳的編纂自然省事很多。然而就目前了解的情況而言，該書似乎未能保存到明初，可能在戰亂中亡佚了。

二是現在通過文集、地方志、金石志、考古發掘等等途徑，可以見到很多神道碑、墓志銘、行狀之類元人傳記資料，其中在《元史》中有傳的人物不少。但是，不能将這些人的上述傳記資料簡單認定為《元史》列傳的史源。道理很簡單，《元史》編纂時間過于緊張，編者沒有時間去廣泛搜集這些零散資料。可能會見到一些，但不可能都見到。即使内容近似，多數情況下也隻能認為，某人的碑傳資料與他在《元史》中的傳記具有同源關系。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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