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影院終于漸次複工。疫情過境，在“宅”生存日漸成為現實的今天，影院究竟發揮着什麼樣的作用？北大教授戴錦華在一次直播中說：“影院是二十世紀留給我們的最後的公共空間，是一個讓我們走出家、走出宅，讓我們去和他人共享的一個空間。電影觀影是非常奇特的經驗，我們‘集體地獨自觀影’，我和你坐在一起，但是我在獨自觀影。這是獨特的電影經驗，也是共同的社會經驗。”

意大利電影《天堂電影院》（1988）劇照。

張藝謀短片《看電影》（2006）劇照。

一如亞裡士多德所說，“人是政治的動物”，用以指明一種超越私人生活的城邦公共生活，人隻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擁有良好生活。公共空間，代表着人與人的相遇，如果借用情動理論，這樣身體性的相遇才能達成觀念的獲得。所以，公共空間，塑造着我們的集體情感與共同記憶，讓我們能夠從身體出發、從情感出發來認知我們所在的世界。

享譽世界的建築師理查德·羅傑斯的《建築的夢想》中譯本近期出版，在書中，他也從一名建築師的角度思考公共空間的重要性。羅傑斯在這本書中詳細地描述了他對于建築設計的認識，他所堅持的設計理念，以及人與建築的關系。這也是理查德的自傳，其中也充滿着他對于今日世界、民主、社會、公民的思考，對于環境正義的看法。

他在後記裡寫道：“它（這本書）表達了我對大城市、建築和公共場所的熱情，對教育和積極行使公民權的信念，在文化和食物方面的嗜好，以及對家人和朋友的愛”，“所以這些和建築有什麼關系？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我從沒打算隻寫一本關于建築的書。這其實是一本關于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和更好的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建築是我選擇的職業，建築的文化和實踐是創造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因素。它旨在創造人類的栖息地——從個人的房子到整個城市。正如我在書的開頭寫到的：好的建築帶來文明，壞的建築帶來愚昧。”

以下内容經出版方授權摘自《建築的夢想》一書。

《建築的夢想》，[英]理查德·羅傑斯、理查德·布朗著，張寒譯，南海出版公司，2020年6月。

原文作者｜[英]理查德·羅傑斯 理查德·布朗

整合丨吳俊燊

“公共空間是城市的肺”

沒有什麼比在充滿活力的公共空間裡散步和停留更讓我高興的了，無論是小巷子還是宏偉的歐洲廣場。公共空間是屬于所有人的地方，是公共生活的舞台。公共領域是作為社會動物的我們生活的核心：朋友和陌生人在這裡見面，交換貨物、思想，也包括進行權利表達。

公共空間是城市的肺，是社會的表達和民主的力量，是各種活動以及來自各個階層、擁有不同信仰、不同種族的人的集合地。無論是紐約的祖科蒂公園，還是塔克西姆廣場或開羅解放廣場，公共空間是人們聚在一起讨論、展示、要求改變的地方。自前哥倫比亞時代以來，廣場一直是墨西哥城市民生活的中心。每座議會大廈的外面都應該有供市民集會的地方。英國政府曾試圖将示威者逐出議會廣場，這是一件令人十分尴尬的事。

一個城市會因其對公共領域人行道、公園和河流的處理而變得文明起來。當我們參觀一個外國城市時，會留下記憶的正是這些地方，正如我們在參觀私人住宅時會注意到外牆和内部結構一樣。我們不應該孤立地觀察建築物本身，而應該結合對城市景觀的體驗，體會建築是如何與地形、框架結構和城市規劃等諸多元素結合起來的。我喜歡這樣的場景：走在狹窄的小巷中，陽光在建築物、人行道和行人中營造出一種光與影的遊戲，然後突然出現一個有着耀眼燈光的廣場。

紀錄片《小型公共空間的社會生活》 (1988)畫面。

好的建築應該力求精心設計公共空間，構建舒适的框架和内部結構，令街道和廣場也成為可供居民們使用的沒有屋頂的起居室。但在如令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經濟适用房和公共空間不斷受到威脅，逐漸被侵占，這是十分不人道的。建築師和他的團隊、當事人和城市規劃師們都必須捍衛這些空間，保護這些空間對城市文明的積極影響。

在戰前的孩提時代，我最早的記憶就是從位于的裡雅斯特的外祖父的房子裡向外眺望。對面是一家咖啡館，每天早上七點左右他們就會開門，在外面擺上桌椅，然後有個人會走過來坐下。他是一名會計，咖啡館外面的人行道就是他的辦公室。我覺得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你享受了食物和咖啡，你的顧客和朋友們也會來這兒找你。在馬拉喀什巨大的德吉瑪廣場集市，以及印度的一些城市裡也一樣，那裡的職員會帶着打字機坐在外面，填寫表格和信件，完成客戶要求的工作。公共空間或大或小，或嘈雜或安靜都反映了市民的價值觀。希臘和羅馬文明的公民精神就集中體現在了古希臘的阿哥拉市場和古羅馬的公共集合場所上。随着居民的定居點逐漸轉變成城市，他們日常活動（從商品貿易到洗衣服）的場所就成了公民生活的中心。

被侵蝕的公共空間

二十世紀，公共空間遭到了兩個敵人的攻擊。城市的圈占用地将曾經的公共場所變為私有，取而代之的是為了滿足消費和利潤最大化而建成的“開放的”混亂街道，千篇一律、功能單一的區域對那些擁有足夠多的錢、合适的衣服或“正确”膚色的人來說，這些地方保障了他們的安全，并具有排他性。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去休斯敦，那時我們受委托要在那裡設計一個新的購物中心。在得州炎熱的夏季裡，富人從空調房裡進入有空調的汽車裡，然後進入有空調的地下購物中心，門口配有安保人員。窮人則生活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裡。在炎熱的街道上，到處都是無家可歸的人，街道也并沒得到維護。

這種對公共領域的忽視是加爾布雷斯對私人财富和公衆悲他生活的分析的典型體現：社會不公已暴露無遺。即使是倫敦，從我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到那裡以來，它已經改頭換面，但一百年來，我們隻新建了一座大型公共公園，而且是因為舉辦奧運會而建，與此同時，肯辛頓和貝爾格拉維亞的花園廣場仍被鎖着，除了業主、保姆和孩子之外，其他人都無法進人。在肯·利文斯通當上市長後，我曾主張改變這種局面，但毫無效果。

汽車是公共空間和整個城市的另一個敵人。它摧毀了社區精神，侵蝕了公共空間，并迫使城市根據它的需求重新規劃設計。公共空間慢慢變成了公路空間，人們見面的場所被建成了滿足汽車需求的環路、環形交叉口、高速公路、停車場，這些都奪去了城市的靈魂。大型高速公路系統切斷了社區，吞噬了土地，占據了像洛杉矶這樣的大城市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面積。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們經曆的一場緩慢的革命削弱了汽車的統治地位，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而不是開車的人——慢慢占據了上風。在這場革命中，人們采取了很多簡單的辦法來重建平衡：拆除讓汽車占主導地位、像羊圈一樣将行人圍起來的圍欄，将人行橫道修得高出路面，這樣才能說明有權在城市裡暢行無阻的是行人，重新設計道路，為騎自行車的人騰出空間。被市民評為最宜居、最令人愉快的城市，總是那些汽車的活動空間受到限制、市民們主宰新道的城市，這并不是偶然。

開始限制汽車占據的空間後，市中心重新煥發出了生機，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幹淨、更健康、更生機勃勃了。自動駕駛汽氣車預計将在十年内普及，它将進一步改變我們的城市，減少傷亡，改變公共空間，提高生産力，創造新的産業。

德國紀錄片《街市風景：建築篇》(2017)畫面。

丹麥建築師揚·蓋爾畢生緻力于分析和理解人們使用公共空間的實際方式，以便建築師合理地設計街道和公共空間。他的工作改變了哥本哈根。從黑爾本到聖保羅，許多城市的人們都在尋求他的建議，試圖讓他們的公共空間變得更人性化。二〇〇四年，他來到倫敦，調查了包括托特納姆法院路、特拉法加廣場和滑鐵盧在内的街道和廣場的剖面圖，想厘清如何利用擁堵費為人們創造一個更好的市中心。 現在，倫敦的治理仍舊支離破碎，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改善——揚對倫敦公共領域的治理仍然持批評态度——但他的建議幫助人們把争論的焦點從汽車行駛的公路引到了行人的街道上來。

借用理論家邁克爾·沃爾澤的話說，良好的公共空間是“思想開放的”：它并不試圖去定義具體的活動，但可以适應任何事情——情侶見面，安靜的哀悼，孩子們玩耍，遛狗，政治辯論，閱讀，球類運動，示威，堆雪人，野餐，上運動課，打瞌睡。無論大小，良好的公共空間是以人為尺度的。

公共空間不僅體現了城市文明的一個方面， 它還對人們的生活産生了切實的影響。經英國建築和建築環境委員會研究發現，那些能在公園果散步或能從窗戶看到綠色景觀的人，比那些不能滿足這些條件的人更快樂、更健康。

紀錄片《貝聿銘的光影傳奇》（2009）海報。

适合小小地球的城市：定義緊湊型城市

回顧過去的五十年，我認為我所做的最有影響的研究就是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緊湊型城市的。自從一九八六年“倫敦可能的樣子”展覽舉辦以來，我在一系列的講座中逐漸發展出了自己對城市和建築的想法。

一九八九年，我在皇家學會做了一場小型演講，試圖讓大家了解現代建築。我将文藝複興時期的偉大城市與沒有靈魂的虛無之地例如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這樣的城市進行比較，強烈主張優秀的現代建築是對曆史建築的補充加強，而不會與之沖突。我呼籲人們更多地關注生态，呼籲政府給我們的城市更多的指導，而不是任由它們在自由市場中自生自滅。這些想法在我第二年參加沃爾特·紐賴特紀念演講時得到了進一步深化（後來演講内容被結集出版成《建築:現代觀點》）：我期待出現一種新的建築，可以更好地與其使用者産生互動，作為一個共生的網絡化社會的一部分，讓藝術和科學服務所有人。我把未來的建築比作飛機上的自動駕駛儀，可以監測和調整系統，并引用了邁克·戴維斯寫的一段優美的關于未來建築的話:

仰望被光譜洗刷過的外牆，它的表面是一幅瞬息萬變、五彩斑斓的地圖，抖動着從空氣中汲取能量，它的圖像起伏變幻，如一朵雲掠過太陽般光影蕩漾。寒夜降臨時，這堵牆會合攏自己的羽毛，北面變白，南面變藍，它閉上眼睛，但卻沒有忘記為午夜守門人留下一點光亮，為南邊二十二層的情侶們留下一片美景，并在黎明前轉為配比百分之十二的灰色。

一九九五年，我被邀請參加睿思演講，一個以BBC創始人的名字命名的一年一度的系列廣播演講。對我的父母來說，我受邀出席睿思演講是對于我學識的極高榮譽，遠比我一九九一年獲得的爵士頭銜重要得多。

我是第一個主講睿思演講的建築師，我的演講内容需要清晰、引人人勝且易于理解。對現代主義演變的枯燥讨論并不能吸引廣播聽衆。我和同事菲利普·古姆奇德簡一起準備了演講内容。裡奇·伯德特提供了幫助，我的兒子本也幫了忙。本是優雅的思想家和作家，當時正在撰寫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艾耶爾的傳記，并且在倫敦地方當局和唐甯街十号。擔任政策制定方面的高級職務，現在則掌管着倫敦的智庫中心。我們在勒·柯布西耶設計的位于巴黎郊區的喬烏爾住宅紮營，這個地方當時屬于彼得·帕隆博。我們決定從太空開始講起，描述在第一顆衛星捕捉到的圖像中地球顯得多麼美麗和脆弱。我談到了我們城市豐富的文化曆史，它們的創造力和力量，以及貧困、環境惡化和社會的異化，還有城市作為二十一世紀人類主要的栖息地而日益增強的重要性。

我主張建立新一代可持續的緊湊型城市，它們尊重城市的局限性，能夠節約和創造資源而不僅僅是消耗它們。這種城市能夠讓人口密集聚居，用公共交通來連接這些聚居點，提倡步行和騎自行車，防止基于汽車導緻的城市無序擴張。我将公共空間與人權、公民空間與公民價值聯系起來，并談到了城市環境應擁有解放和創造文明的能力，而不是制造隔離、剝奪人民權利的能力。我的結論是，這樣的城市才是唯一能夠應對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和社會挑戰的城市模型，比如應對氣候變化——自從一九九二年裡約熱内盧舉行地球峰會以來，氣候變化已經登上中心舞台，成為公衆讨論的焦點。我談到了我們為開發更環保的建築所做的努力，談到了我們未能實現的倫敦規劃，以及技術将帶來的巨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

德國紀錄片《伯姆：家族的建築》 (2014)畫面。

建立聯系緊密、工作與生活一體化、社會高度融合的城市仍然是唯一可持續的發展形式。 對這一概念的精化和實現，是我的睿思演講的核心，也是我與城市工作組以及肯·利文斯通合作的中心。現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為了管理城市人口的增長，我們需要以良好的設計理念、社會包容度和環境責責任為驅動力，創建緊湊型城市。

在睿思演講中，我使用的示例之一就是我們在上海浦東新區的規劃，它體現了可持續城市所有的主要特點與公共交通節點相連的不同密度層級，所有人都可使用的公共空間，各類活動與功能的重疊，以及通過自然系統來減少能源消耗的城市形式。

一九九一年， 上海預計其人口将在五年内從九百萬增加到一千七百萬，于是市長決定開發黃浦江上的一個淚滴形半島，它正對着外灘的十九世紀商業街，将被打造成一個容納百萬人口的新興衛星城市。這一計劃的規模之大令人難以置信。構建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簡直就像從頭開始建造曼徹斯特。

作為一個港口和貿易站，上海一直比中國其他城市更加開放，但一九九一年的上海還是相當封閉。在外灘的西式建築後面，是一片又一片的住宅區，而浦東半島本身被質量低下的作坊和臨時居住區所占據。與城市其他地方相隔絕。

上海現有的規劃極度偏向于以汽車城市為模闆，像是中國版的洛杉矶：一片片單一且孤立的區塊被雙層和三層的高架公路所分隔，行人隻能使用地下通道和人行天橋，缺乏公共空間或公民中心。這被視為現代化的表現。我第一次見到市長的時候評論說，城裡的人幾乎都騎自行車。這其實是一種贊美。“别擔心，羅傑斯先生，”他回答，“到二十世紀末，我們将禁止自行車通行。”

我們的規劃由勞瑞·阿伯特主導，與奧雅納公司合作設計了一個多功能的放射狀區域，通過新的地鐵線路與上海市中心相連，同時還拟建一個本地的軌道交通系統。就像波茨坦廣場一樣，一個巨大的公共空間将成為新開發項目的中心，任何人步行到這個中央公園或河邊的其他公園都不會超過五到十分鐘。六個軌道車站将構成密度最高的交通樞紐，而該區域内的大部分人出行隻需要靠步行或騎自行車。在整個開發項目裡，公寓、辦公室、商店、文化中心、學校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如重疊的波浪般的建築群，每一座建築都可以充分利用日光，并享受到涼爽的自然風。使用這種天然的采光與散熱系統，再加上它的交通策略，這裡的能耗将比普通的市區低百分之六十。

上海浦東半島規劃圖。

該項規劃并不是一幅精确的藍圖，而是一個促進該地區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布置，旨在應對氣候變化對傳統城市規劃帶來的挑戰。到現在為止，這項規劃仍然是我們準備過的最強大的規劃之一 ，幫助我們在實踐中明确自己的城市規劃思想，并為可持續發展的多功功能城市建立了一個模闆，這個模闆可以應用到不同的環境。但上海的規劃卻陷人了困境：市政府一再向我們保證，它正在被實施，但唯一被實施的隻有放射狀區域的規劃。我們提出的詳細的聚居規劃和交通策略都被忽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圈由繁忙的多車道高架公路相連 接的古怪的辦公大樓，一個小公園則被困在了這個環形區域的中心。

原文作者｜[英]理查德·羅傑斯 理查德·布朗

整合丨吳俊燊

編輯｜羅東

導語校對｜王心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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