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效用和宏觀經濟學

作者 |（英）哈耶克（Hayek，F.A.）

翻譯 | 馮克利等

正文 | 5106字

閱讀時長 | 約15-25分鐘

這種恐懼可能很強烈，然而它卻是沒有根據的。這些活動當然并非真的不可理解。如我們在前面幾章所知，經濟學和生物科學如今已對自組織過程做出很好的解釋，并且我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經對它們的一部分曆史以及在文明的興起和擴展上發揮的有益作用，大概地勾畫出了一個局部的合理重構（另見哈耶克，1973）。

交換是生産性活動，它确實使現有資源為人類需求帶來了更多的滿足。文明如此複雜——貿易是如此有效——這是因為生活在文明世界中的個人的主觀世界是如此不同。雖然表面上看令人費解，但是和無分你我、千人一面以及管制相比，個人目标的多樣性确實導緻了滿足各種需求的更大的能力。同樣令人費解的是，所以會有這種情況，是因為多樣性使人們能夠掌握和運用更多的信息。隻有對市場過程做出清楚的分析，才能解開這些令人費解之處。

價值的增加——這是交換和貿易的關鍵——當然不同于我們能夠感知到的數量的增加。支配着物質世界的規律，至少那些唯物主義和機械論模式中的規律，在價值的增加這種現象中是不起作用的。價值表示某種物品或行為滿足人類需求的潛在能力，并且隻能通過不同的商品或服務對不同個人的相關（邊際）替代品或等價物的交換率，在相互調整中加以确定。價值并不是物體本身所具有的、不涉及到它們與人的關系的屬性或物質特性，它恰恰是這些關系的一個方面，它使人們在就這些物品的用途做出決定時，能夠考慮到另一些人可能為它們的用途找到的更佳機會。價值的增加看起來隻和人的目标有關，并且隻有在考慮到這些目标時才有意義。門格爾對此有清楚的闡述（1871/1981：121）：價值“是經濟人對他們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支配的貨物之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斷”。經濟價值表示的是物品滿足一些形形色色的個人目标的能力不斷變化的程度。

每個人都有對自己所追求的各種目标進行排序的特殊順序。這些個人排序很少為外人所知，甚至他本人也很難做到充分的了解。千千萬萬的個人，他們處境不同，禀賦不同，欲望不同，得到的有關手段的信息不同，對于彼此的具體需要幾乎一無所知，并且有着各不相同的目标範圍，讓他們的個人努力相互配合，依靠的是交換系統。随着個人展開相互合作，一個未經設計的、更高層次的複雜秩序的系統出現了，連續不斷的物流和服務流被創造出來了，它使參與其中的數量極大的個人的主導期望和價值得到了滿足。

不同目标的不同排序，其多樣性為這些目标所要争取的物質手段，建立了一個共同的并且是統一的、起中介或反映作用的價值尺度。由于大多數物質手段可用于許多重要性各不相同的目标，而不同的手段又經常能夠相互替代，因此這些目标的最終價值便逐漸反映在手段價值的一個惟一尺度上，即價格，決定這種價格的，是手段的相對稀缺程度，以及在它們的所有人之間進行交換的可能性。

由于不斷變化的實際環境要求不斷調整具體的目标，而為了給這些目标提供服務，又必須安排具體的手段。因此這兩組價值尺度注定會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比率發生變化。個人最高目标的各種排序，雖然各有不同，卻會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而個人緻力于生産的那些手段的相對價值，卻要受制于讓人摸不清頭腦的不斷變化，這種變化難以預測，其原因也是大多數人難以理解的。

目标的等級劃分可能是相對穩定的（這反映着許多人視為長期或“持久的”價值），而手段的等級劃分卻是變化無常的，這使不少理想主義者贊揚前者而鄙視後者。當然，為了不斷變化的價值尺度而賣力，似乎也是令人生厭的。有些最關心終極目标的人，卻經常違背自己的目标，竭力反對那些他們能夠用來最好地實現這些目标的手段，這大概是他們這樣做的根本原因。大多數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标，必須追求那些無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别人而言僅僅是手段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在某一點上加入衆多環環相扣的活動，這種活動在經過許多目标各有不同的中間環節後，最終會滿足某種他不知道的、與他在時空上相距很遠的需求。在大多數情況下，市場過程賦予當前的産品的符号，是個人能夠得知的惟一事情。例如，在生産金屬螺釘的某個環節上勞動的人，誰也不可能合理地确定，他所制造的某個螺釘，将在或應當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為滿足人類的需要做出貢獻。統計數字也無助于他搞清楚，在能夠使螺釘（或任何其他類似的部件）得到利用的許多潛在用途中，應當滿足哪些用途，不應當滿足哪些用途。

但是，手段的價值尺度，即價格，讓人感到它是共同的或庸俗的，顯然是因為它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而目标尺度則是各具特色，人言人殊。我們通過表明自己的特殊品味，或通過更為挑剔的品質鑒賞力，來證明自己的個性。然而僅僅是由于通過價格傳遞的有關不同手段之相對稀缺性的信息，我們才得以實現我們盡可能多的目标。

這兩種劃定價值等級的方式之間的沖突，在擴展秩序中變得格外醒目，大多數人在這裡的謀生方式是為素不相識的人提供手段，他們同樣也從另一些素不相識的人那兒，獲得他們達到自己的目标所需要的手段。這樣一來，手段的價值尺度便成了惟一的共同價值尺度，這些手段的重要性主要不取決于使用某個具體物品的人所感受到的效果，而是來自它們可以随時相互替代。由于千千萬萬的個人有着形形色色的目标需求，這使人們無法得知其他人所需要的一件具體物品的用途（因而也無法得知别人所賦予它的價值）。手段的這種僅僅起工具作用的價值的抽象性，也使人們感到它們的價值是“人為的”或“不自然的” ，因而對它産生鄙夷。

對這種令人困惑甚至是驚恐的現象的充分解釋，在100年以前就已被隐約發現，由于威廉·斯坦利·傑文斯、卡爾·門格爾和列昂·瓦爾拉的工作，特别是門格爾之後的奧地利學派，發展成了人們所熟知的經濟學理論的“主觀主義”革命或“邊際效用”革命，從而使它得到傳播。如果以上各節的内容讓人感到陌生甚至難以理解，這隻能說明這場革命最基本、最重要的發現仍未得到普及。經濟事件不能用以往的事件作為原因來解釋，正是這一發現，使這些革命性的思想家把經濟理論整合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雖然古典經濟學，或人們常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 ，已經對競争過程、特别是國際貿易使國内合作秩序和國際合作相結合的方式做出了分析，但是隻有邊際效用理論真正使人理解到供應和需求是如何決定的，适應需求的數量以相互調整引起的稀缺程度是如何指導着個人。整個市場過程由此被理解為一個信息傳遞的過程，和個别接觸相比，它使人們能夠利用更多的信息和技能。

一種物品或行為的效用，通常被定義為它滿足人類需求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這一現象如今看來如此明顯，因此人們難以理解，那些嚴肅的科學家為何會一直把效用作為物品的一種客觀、普遍甚至是可計量的屬性看待。對不同物品對不同的人的相對效用可以做出區分，這個事實并沒有為比較它們的絕對數量提供最起碼的基礎。即使人們在他們個人打算為不同的效用付出多少成本上取得了一緻，但是“集體效用”并不代表一個可以發現的物品：它就像集體意識一樣飄渺，充其量隻能是個象征。我們時常斷定，某件物品對别人比對我們本人更重要或更不重要，這個事實并沒有提供任何理由讓人相信，效用在人和人之間有客觀的可比性。

當然，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學打算加以解釋的活動，涉及到的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經濟學的價值在于，它是根據物品在具體環境中滿足需求的适宜程度，對物質事實做出解釋。因此可以說經濟學（我現在更樂意稱之為“交換學”。見哈耶克，1973）是一門元理論，它是有關人們為解釋如何最有效地為不同目标而發現和利用不同手段的理論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無須奇怪，自然科學家在面對這樣的論證時，時常發現自己處在一片陌生的領地上，或這些時常讓他們吃驚的經濟學家，更像是哲學家而非科學家。

邊際效用理論雖然是一項基本的進步，但它最初卻隐而不彰。這一思想在英語世界裡最容易看到的早期闡述是由傑文斯提出的，在他英年早逝之後，由于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這位支配着學院派的權威不願意脫離穆勒的立場，也是由于傑文斯惟一的傑出追随者威克斯第德處在非學院派的位置上，使這種思想一直不被人理睬。這一理論在奧地利的共同發現者卡爾·門格爾算是比較幸運，他找到了兩位極有才華的學生（龐—巴威克和弗裡德裡希·馮·維塞爾）繼續他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個傳統，終于使這種現代經濟理論逐漸以“奧地利學派”的稱号得到普遍的承認。它強調了它所說的經濟價值的“主觀”性，從而為未經設計而從人類互動關系中産生的結構提供了一個解釋範式。不過在過去40年裡，因為要在假定為可計算的各種事物或統計數字中間尋找因果關系的“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使它的貢獻黯然失色。我承認，這些因果關系有時也許可以指出某些模糊的或然性，但是它們肯定不能解釋引起這種或然性的過程。

然而，由于這種認為宏觀經濟學既可行又有用的謬見（它大量采用數學，因而肯定會打動那些對數學一竅不通的政客，它也确實是和出現在專業經濟學家中間的魔術表演最為相似的東西，這也鼓勵了那種謬見），因此許多支配着當前的政府和政治的意見，仍舊是以對價值和價格之類的經濟現象的幼稚解釋為基礎，這種解釋徒勞地想把它們當作與人的知識和目标無關的“客觀”現象。它無法說明貿易和市場在協調大量人員的生産努力中所發揮的作用，或是正确地估計到它的不可缺少性。

在市場過程的數學分析中沾染的一些習慣，甚至經常讓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迷失方向。例如，喜歡提“現有知識狀态”，喜歡把在市場過程中活動的人所能利用的信息稱為“數據”或“現有的”（甚至用“現有數據”這種詞組），這種做法常常使經濟學家假定，這種知識不但以分散的狀态存在，而且它的總和可以由某個頭腦加以利用。這掩蓋了競争是個發現的過程這一事實。一些對市場秩序的論述中作為有待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的，其實根本不是市場中任何人的問題，因為在這種秩序中市場所依靠的起決定作用的實際環境，是任何人都無法知道的，問題不是如何利用作為一個整體的現有知識，而是如何讓任何哪個單一頭腦都不知道也無從知道的知識，以其散布在四處的形式，能夠被許多相互交往的個人所利用——這不是行為者的問題，而是試圖解釋這些行為的理論家的問題。

創造财富不僅僅是個物質過程，也不能用因果鍊來解釋。對這種活動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任何頭腦都能掌握的客觀的自然事實，而是千百萬種分散的不同信息，它們結晶為價格，以此引導人們進一步做出決定。當市場告訴一個企業家以某種方式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時，他既可以服務于自己的利益，也能為總量（以其他大多數人采用的相同計算單位為準）做出比他采用其他方式所能做出的更大的貢獻。因為這些價格向市場參與者透露了全部勞動分工所依靠的關鍵性的随機條件：不同資源——不管它是生産其他産品的工具還是滿足人類需求的工具——相互之間的實際可轉換（或“可替代”）率。就此而言，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可以利用的量是沒有意義的。這種有關不同物品之可用總量的“宏觀經濟”知識，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它甚至沒有什麼用處。對由大量不同的、有着形形色色組合方式的商品所組成的總産量進行測算的任何想法都是錯誤的：它們對人類的目标的等價物取決于人類的知識，并且隻有當我們把物理量轉化成經濟量之後，我們才能着手評估這些問題。

對産量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以及對生産特定數量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對具體資源分别有所了解的千百萬個人，如何在不同的地點和時間，通過在各種可能性中做出選擇，把這些資源組合在一起——如果對價格揭示出的不同要素的相對稀缺性無所了解，那麼就這些可能性本身而言，沒有一個能被稱為最有效的。

理解相對價格對資源最佳利用的決定性作用，關鍵的一步是李嘉圖發現的比較成本原理。關于這個原理，路德維希·馮·米瑟斯正确地說，應當把它稱為“李嘉圖協作定律”（1949：159—64）。價格關系告訴企業家在什麼地方收益會超過成本，因而把有限的資本投進特定的項目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信号把他引向一個不可見的目标，即遠方不為人知的最終産品消費者的滿足。

——END——

本文來源：節選自《緻命的自負》/（英）哈耶克（hayek，F.A.）著；馮克利等 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9 （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ISBN 7-5004-2793-X 。部分内容由編者整理，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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