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盛世這個概念是台灣作家柏楊提出來的。他認為中國曆史上有過三個黃金時代,分别是漢武帝時期,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時期,以及康乾盛世時期。對這個說法的具體内涵,老嚴是有一些意見的,但是黃金盛世這個概念,老嚴覺得可以搬用。今天講的黃金盛世,是盛唐黃金盛世的前面部分,即貞觀之治。本文講述曆史記載的故事,分析貞觀之治的形成原因。
貞觀是唐太宗的年号。貞觀之治就指的是唐太宗統治的那一段時期,即從公元627年到公元649年。對于貞觀之治的具體内涵,相關分析文章比較多,讀者們也都知道,這裡隻簡單提幾點:國家實現了大一統,疆域到達了高峰;政治開朗清明,官員積極主動;法治建設出現效果,民生工程節節向上;社會安定團結,經濟發展迅速,又現萬國來朝。對于貞觀之治形成的原因,老嚴認為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由亂入治的曆史形态,對推動貞觀之治起了巨大的作用。李世民登基不久,就在朝廷上和百官進行過一次讨論。李世民的觀點是,人民在國家動亂中學壞了,在達到大一統之後很難學好,所以要促使社會安定任道重遠。房玄齡、魏征的人的觀點是,正是經曆了長久的動亂和苦難,老百姓才分外珍惜今天的生活,但凡有口飯吃,有個房子住,他們就會安守本分。讨論是按邏輯進行的,李世民并沒有經過實際調查,但是他也承認自己想多了,魏征的人的觀點才是正确的。
從三國算起,中國已經分裂了近400年了。尤其是南北朝時期,五胡入華,大量光怪陸離的現象出現,統治者把人民群衆帶入了一個又一個深淵。再加上連續不斷的戰争,民生凋敝,餓殍遍野,賣兒賣女,哭聲震天。中華民族幾乎已經到達危機存亡的程度。隋朝短暫統一了,但是也僅限于華夏本土。之後隋炀帝楊廣肆意行事,大興土木,激起民變。小說上說隋朝末年有十八路兵馬、六十四路煙塵,事實上遠遠不止這麼多。為了自保,很多地方人民自發組織成武裝團體,獨立為政。後來傳了千古的程咬金,就組織了一個2000多人的武裝團體。各起義隊伍、武裝團體之間互相傾軋,互相征伐,中華大地上戰亂不堪。以至于作為一國之君的隋炀帝,竟然困在江都寸步難行了。皇帝都走不動了,老百姓可想而知。這樣劇烈的動亂,老百姓早就受夠了。一年時間,從李淵起義到唐朝建立,終于有了一個穩固的政權,老百姓有了安居樂業的上層建築,自然勤奮勞動,興家立業,成為社會發展的最強大動力。
第二個原因,則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李淵雖然僅僅在位9年,但這9年是從亂到治的關鍵時期。李淵有決心,也有能力讓中國社會安定下來,讓人民群衆不再颠沛流離。李淵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弱點,比如猶豫不決啦,比如經不起挫折啦,等等,但是作為皇帝,他是非常開明的。他很有胸懷,任用了大量有能力的前朝老臣,蕭瑀、杜淹、封德彜、宇文士及,這些人都是從南朝跨越隋朝來到唐朝的。他們曆經動亂,政治經驗極其豐富,為國為民之心非常強烈。這些老臣是武德政治的基礎。李淵的開明,還表現在他絲毫不獨斷行事,很善于聽從大臣們的意見。有這麼一個細節。有一次大臣們上朝的時候,發現高高在上的龍椅不見了,李淵不知道從哪兒搬來一把椅子,和大臣們坐在了一起。看到大家都很疑惑很慌張,李淵說:“我考慮到君臣之間的座位,可能影響大家發表意見,因此我跟你們平起平坐,我就是你們當中的一員。你們一定要充分說清自己的想法,對的錯的都沒關系,大家來讨論。”李淵的武德政治,可以看作是貞觀之治的序曲,不管從吏治、軍事、民生等方面來說,都開了一個好頭。
第三個原因,也是核心原因,是作為國内最高統帥的李世民,對他的老百姓是真心實意的,從心底希望老百姓過上美好的生活,并把這個心願傳遍了大小官吏。關于這點,《資治通鑒》也發現了,不厭其煩地羅列了很多李世民關于民生的小故事,這裡摘抄幾則并簡單翻譯如下:貞觀元年,長安地區出現了蝗蟲。李世民到玄武門北面的禁苑,看見了蝗蟲,拾取幾隻禱祝說:“百姓視谷子如生命,而你們卻吃它們。我讓你們吃我的肺腸,把糧食給百姓吃。”他想吞掉蝗蟲,身邊的人趕緊說:“吃髒東西容易得病。”李世民說:“朕如果能為百姓承受災難,生點病算什麼!”于是吃了蝗蟲。這一年,即貞觀二年,蝗蟲沒有成為災害,國内大豐收。這一則故事流傳很廣,成為後世明君的典範。有一次,李世民和群臣讨論防盜問題。有人認為應該設嚴刑重法,李世民微笑着說:“老百姓之所以做盜賊,是因為賦稅太多太高了,官吏貪污腐敗,百姓饑寒交集,隻能不顧廉恥了。朕認為應當杜絕奢侈浪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老百姓有吃有穿,自然不會去做盜賊。”李世民的見識的确超過一般官員。
當初,李淵想以加強皇室宗族的力量來威鎮天下,所以與他同曾祖、同高祖的遠房堂兄弟以及他們的兒子,包括未成年人都封為王,總共有幾十人。為此,李世民征求群臣的意見:“遍封皇族子弟為王,對天下有利嗎?”封德彜回答道:“前世隻有皇帝的兒子及兄弟才封為王,其他宗親如果不是有絕世功勳,是沒有封王的。太上皇厚待皇親國戚,大肆分封宗室,這些王室都需要賜給勞力仆役,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顯示自己的大公無私吧!”李世民說:“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為了養護百姓,怎麼可以勞頓百姓來養護自己的宗族呢!”當年,就下聖旨,廢除宗族封王,隻有幾位功勳卓著的如李孝常、李神通等不降。儒家自古以來就有民貴君輕的觀點,然而現實中又有多少人能辦到?那些君主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大權,視百姓如蝼蟻。把百姓養着諸王和國家養着百姓相提并論,普天之下隻有李世民一個人。僅此一人。
第四方面,那就是法治。在這點上很少有人提到過,李世民時代是非常注重法治的。雖然完備的《大唐律》,在唐高宗時代才由長孫無忌主持撰寫出來,但是在李世民時代也形成了一定的法律基礎。包括李世民自己,都盡量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成為取信于天下的最有力的武器。當時許多候選官員都假冒資曆,李世民發聲谕他們自首,否則處死。沒過幾天,又有假冒被發覺的,李世民要殺掉他。大理寺少卿戴胄上奏道:“根據法律應當流放。”李世民大怒道:“我都已經說過了的事情,你還想依據法律,讓我失信于天下嗎?”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時的喜怒,法律則是國家用來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氣憤于候選官員造假,所以要殺他們,但是如果按照法律來裁斷,這就是忍住一時的小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李世民立即想通了,說:“你如此執法,朕還有何憂慮!”戴胄前後多次冒犯皇上而執行法律,奏答時滔滔不絕,李世民很多時候會聽從他的意見。侯君集因為教唆太子李承乾謀反,根據當時的法律,應該判死刑。考慮到侯君集功勞很大,尤其在平地西域的過程中,功勞顯赫。李世民對身邊大臣說:“君集有功于大唐,乞求還他一條生路,可以嗎?”衆位大臣都認為不可。李世民隻好放棄。
第五個方面,那就是任用人才。李世民真的是求賢若渴。貞觀年間有一個遴選人才的制度。除了遴選,李世民還要求中央和地方文武百官舉薦人才。有這麼一個故事。李世民讓封德彜薦舉賢才,很長時間沒有回音。李世民質問其原因,封德彜說:“不是我不盡心竭力,而是現在沒有奇才!”李世民說:“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長。古時候使國家達到大治的君主,難道是從别的時代去借人才的嗎?你正應當怪自己不能識别人才,怎麼能說整個時代沒有人才呢?”有一次,天下大旱,李世民令文武百官暢言得失,并寫成奏章呈上來。常何一介武夫,不學無術,不知道說什麼,但是他家裡有人。茌平人馬周遊曆來到長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裡。馬周便代他上呈建議二十多條。李世民看了大吃一驚,沒想到常何有如此真知灼見,便問常何,常何不敢欺瞞,隻好說實話:“這不是我能寫的,而是我的客人馬周代我起草的。”
李世民立刻召見馬周,馬周怕見皇帝,不敢來,李世民又派人催促了幾次。馬周到宮中谒見李世民,李世民與他談論,十分高興,任命為監察禦史。馬周後來當過宰相,成為一代名臣。因為推薦馬周,李世民認為常何有功勞,賜給絹帛300匹。唐朝比較特别,不是君權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各級官員都有一定的權力。比如有明文規定,五品以下的官員,宰相可以直接任命,隻需要把名單和簡介彙報給皇帝就行了。在這種政治制度下,知人善任尤為重要。而李世民在大多數時候體現出了這一點,他所任命的朝廷大員,大多數能鞠躬盡瘁,能圍着國家進步這個石磨不斷地推動。
最後一個原因才是大家非常推崇的政治清明。這其中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賦稅政策啦,比如官員制度啦,治軍方略啦等等。而大家最為熟悉的,就是納谏。貞觀一朝,因為谏議而留名的人可以列舉一長串:蕭瑀魏征孫伏伽王圭戴胄封德彜褚亮虞世南姚思廉……可以寫成厚厚的一本《貞觀從谏史》。關于這方面的故事實在太多太多了,讀者們知道的比我還多,老嚴就不在這裡講述了。老嚴要指出的是,善于納谏其實體現的是一種集體政治。李世民本來就是一個傑出人物,可以說千載難逢,又有那麼多政治精英不斷給他修正和深入,可以保證絕大多數政策和行為都能推動社會的發展。
昭陵,李世民墳墓
在政策當中,反貪反腐是一個重點領域。李世民親身經曆過隋朝的腐敗,所以在這點上也毫不留情。從太原起義就跟着李淵的長孫敬德,手腳不太幹淨,在貞觀年間有一次貪污了20匹絹。李世民很生氣。但是20匹絹數量比較少,又夠不上刑法。他于是當衆自責,說長孫敬德是開國元勳,自己考慮不周,他家裡缺少20匹絹,自己竟然不知情。貪污的20匹絹固然被沒收了,李世民叫人從自己的倉庫裡拿來20匹絹,賜予長孫敬德,給他披在身上。從早到晚在朝廷議事,長孫敬德又不敢把絹放下來,熱得滿頭大汗,累得氣喘籲籲,當然也非常尴尬,非常羞愧。不與民争利,不侵占國庫,這是李世民反貪反腐的最基本要求,這也是政治清明的最基礎。
其實歸根到一點,創造輝煌燦爛的貞觀之治,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有一個原因不可忽略,那就是必須有一個合适的掌舵人。這個人當然就是李世民。他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傑出的帝王之一,他被康熙譽為千古聖帝。當然這是李世民選擇了曆史,而不是曆史選擇了李世民。如果曆史選擇張世明、王世明當皇帝,也有可能出現貞觀之治這樣的輝煌盛世,不過概率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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