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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蘇轼誕辰九百八十五周年的日子。

蘇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換算成西元紀年，是1037年1月8日。

當然，如果按照舊曆生日計算，距離辛醜年十二月十九日（2022年1月21日）還有近半月。

蘇轼出生的時代，是北宋王朝的鼎盛時期，甚至放在中國古代史的範疇内考量，宋仁宗治下的帝國更可能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巅峰期。

一個時代的繁盛與否，考量标準有很多個維度，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大概最主要的就是這五個标準。

毫無疑問，十一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包括遼在内的版圖，已經幾乎抵達了現代文明破曉前的時刻，關于這個論點，已經有太多專家學者用大量史料實證，毋庸多言。

蘇轼出生時，宋仁宗已經當了十五年的皇帝。

宋仁宗一共用了九個年号，是宋代年号更叠最頻繁的皇帝，景祐是他的第三個年号，也是宋仁宗親政的第一個年号。明道二年（1033），垂簾聽政的皇太後劉氏過世後，23歲的趙祯成為了帝國實際的掌舵者。

翌年，改年号景祐。

景，形制龐大之意，祥瑞之寓。

景祐者，大概是年輕的皇帝想藉由一個全新的年号為自己親政後的王朝提供更多的庇護與福祉。

從仕途的角度看，蘇轼一生中榮耀最多、仕途最順的兩段時期所處的年代年号，與“祐”關系也最為密切。

嘉祐元年（1056），未及弱冠的年輕蘇轼第一次離開家鄉眉山，進京科考。嘉，美好、褒揚、表彰者也，這是宋仁宗的最後一個年号，等到南宋滅亡後回頭再看，這也是三百年大宋帝國美好時代的終章。

對于蘇轼而言，嘉祐也是他六十多年人生中最美好的時代，當然，這種美好，隻關乎他的個人體驗，而非站在後世對其文化成就的評判意義上。

在中國古代文人中，文學成就能夠達到甚至接近蘇轼水平的極少，但在仕途上卻有太多人比蘇轼要混得精彩、幹得漂亮。不過，在蘇轼最初步入仕途時，其順利程度和帝王對其的重視程度，放眼古今，恐怕也無出其右。

這些細節，我在寫《重新認識蘇東坡》的首篇《識蘇》中，有過極詳細的介紹。

簡單概括性地回顧一下——

你大概找不到一個人，沒有任何背景，來自偏遠山區的小鎮，父母、祖父母都不是當官的，可這個人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就成了狀元（注：因歐公誤會，事實上的第二名）。

你應該也找不出一個人，隻是寫了幾篇文章，還沒有任何政績，皇帝隻看了看文章，和這個人聊了幾句，回到後宮就興奮地像個孩子似地對皇後說：我為國家找到了未來的宰相！

蘇轼的仕途起點極高，極順，嘉祐這八年，唯一的一件傷心事，是母親程夫人的過世。

無犀之談。蘇轼生命中的另一個“祐”，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時刻。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一生的政敵王安石去世，盡管蘇王的關系已經和解（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但王安石生命的結束，以及一年前宋神宗的駕崩，在表象上所傳遞的意思，卻在于一種政治派别的暫時退出。

從這一年開始，蘇轼進入了仕途的第二段上升通道。三月升中書舍人，四品。半年後，仁宗時代的最後一位文化名臣司馬光去世，蘇轼升翰林學士，知制诰，三品。

此時，距離進入帝國的權力中樞，成為宰相，蘇轼隻有一步之遙。

元祐八年（1093），宗哲宗親政，改元紹聖，元祐時期的大臣成為重點打擊對象，蘇轼被一貶再貶，從嶺南到海外。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駕崩，被章惇強烈反對的候選人端王趙佶登基，天下大赦，已經做好客死海島的全面心理準備的蘇轼，獲準北歸。

一年後，在距離中秋還有半個月時，蘇轼的生命永遠地停止在了常州。

元祐，是北宋最後一個以“祐”為意的年号，也是蘇轼最後一段安逸融洽的日子。

不知是巧合還是天意，回到公元十一世紀初，景祐，恰恰是北宋第一個以“祐”為意的年号。

就不知，冥冥之中，是蘇轼在庇佑着帝國的興盛與繁榮，還是帝國在保護着蘇轼的思想延續呢？

無論如何，在蘇轼的誕辰日，我們總需要記住，985年前的今天，在四川眉山，一個男嬰誕生，如果沒有他，今天我們熟知且熱愛着的中國文化，絕對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是為誕辰日緬懷之作，無他意，唯念東坡先生之故。

謝謝觀賞，再見

無犀 原創

《重新認識蘇東坡》是我自2021年起之日更文章，以地點或事件為節，每月講述蘇轼人生片段，不求全，但求心與坡公片刻共鳴。

蘇學已是顯學，我不乞更多新穎之貢獻，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蘇轼這樣一具曆千年而不朽之偉大靈魂，已不枉餘生每日之“蘇寫時間”。

是為日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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