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前兒童社會文化?在清華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期間，我看到一部名叫《幼兒園》的紀錄片，講述的是發生在湖北武漢一家全托制寄宿幼兒園裡的故事紀錄片中一個5歲的孩子在接受采訪時和劇組工作人員發生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對話：，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學前兒童社會文化?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學前兒童社會文化

在清華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期間，我看到一部名叫《幼兒園》的紀錄片，講述的是發生在湖北武漢一家全托制寄宿幼兒園裡的故事。紀錄片中一個5歲的孩子在接受采訪時和劇組工作人員發生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對話：

- 警察是幹什麼的？

- 交警也可以收蠻多錢，交警。

- 你看見過交警收錢沒有？

- 看見啦。

- 怎麼收呢？

- 我的幹爹，他是交警，他收那個車子。

- 如果你也能收錢，收上來的錢是交給領導還是自己拿回家呢？

- 交給領導，也分一點，都分一點。

- 如果不分，都自己拿回家行不行？

- 不分？那不行，我的領導沒錢怎麼辦？

……

我當時十分驚訝這樣的話語能從五歲的小孩口中說出，同時在學術上也很受啟發。

中國社會近幾十年來所經曆的劇烈變遷，對人們的道德世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同樣體現在兒童身上，甚至更加生動和直接，哪怕是再小的孩子，也是社會生活的積極觀察者。我想從他們道德發展的體驗中探索人類學最關心的問題：我們特定的文化環境與帶有普适性的兒童思維發展之間如何互相影響？這也是我博士論文以及新書《好孩子：一個中國幼兒園裡的道德發展》（The Good Child: Moral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Preschool）的核心問題，即這一代中國兒童——在計劃生育政策下出生、經常被視作以自我為中心的“小皇帝”——是如何在一種社會劇烈變遷帶來的“道德真空”或“道德危機”中習得道德觀念，并建構自己的道德世界的？

2011至2012年，我在上海一家中産階級私立幼兒園進行了田野調查。幼兒園裡的兒童年齡2-6歲，分為8個班。我的研究方法論有一些創新，不僅包括人類學常用的參與式觀察和對教師、家長、祖父母、保姆等進行了訪談。此外，我加入了育兒觀念的問卷調查，并在研究的不同階段加入心理學實驗的方法。

在進行田野的時候，我一歲多的孩子也在這個幼兒園。研究者和母親的雙重身份，讓我更能體驗到人類學所強調的同理心以及“當地人”視角，同時我也從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得到了一些啟發。

“拉關系”：我的分享要讓其他小朋友記得

我一直在思考兒童是如何習得中國人常常說的無處不在的“關系”。現在的養育者面臨很多道德倫理的困境，比如不同教育觀念的沖突，通常表現為教育者傳授的是一套，兒童在現實生活中習得的又是截然相反的一套。除此之外，一種憤世嫉俗的情緒在教育者中間也非常普遍，有些家長認為，在這樣一個競争至上的社會環境裡，談論道德培育其實是一件奢侈，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

“拉關系”的學術表達就是分享的實踐。在今天的中國，“分享”是兒童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标，在幼兒園或者家裡，家長和老師都會強調“分享”，特别是平等的分享，他們擔心現在的獨生子女小孩變得自私，想要通過“分享”這一途徑讓他們變得慷慨。

我在問卷裡設計了一個針對家長的問題：“你認為孩子應該将零食和玩具與其他小朋友分享嗎？”問卷發放給了100多個家長，回收了80-90份，結果顯示，有九成家長認為孩子應無條件地将零食和玩具與其他小朋友分享；學校也會定期舉辦“分享日”活動，鼓勵孩子進行這種無條件的分享。這種分享，是平均主義的。

幼兒園裡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每個小朋友過生日那天，家長都會讓他帶一個大蛋糕去學校，由老師幫着分給所有的小朋友吃，除了過生日的小朋友外，其他每個小朋友分到的蛋糕都差不多大。有一天一個小男孩過三歲生日，當老師正幫他給其他小朋友分蛋糕時，園長正好路過，其實園長沒有看到他們在做什麼。小男孩看到了園長，特别積極地跑過去跟老師說：“你怎麼不分一塊大的給園長，你知道要跟領導套近乎嗎？”老師當時驚呆了，稱之為“魔童”，似乎這一刻粉碎了成年人對天真兒童的幻想。

這并不是特例，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雖然被教導見者有份、平均分配的分享思想，但其實小朋友日常生活的分享是一種特殊主義的分享實踐，他們有自己的規範和考量，目的并不是為了慷概大方，而是為了發展一段互惠的關系，以建立自己的社會網絡。我還發現兒童的分享實踐有以下特點。

首先，兒童對于分享的對象和數量的考量非常清晰，他們每天會計劃好要帶幾塊糖去學校、分給誰、每個人分幾塊等等；其次，分享對兒童來說是拓展社交網絡和建立社會關系的有效途徑，如果一個孩子拒絕了另一個孩子的分享，很可能是因為他并不想與其成為朋友；此外，兒童對于分享的曆史記憶非常清晰，他們對哪天誰給了他什麼、他又給了别人什麼了如指掌，并通過這一分享曆史去區分誰是好的社交夥伴，誰又是不可信賴的人；最後，我還發現兒童在分享中有某種未來取向，對他們而言，分享是為了促進未來的交往，同時也有助于積累自身的信譽以及在小夥伴中間增加好感度。

需要強調的是，這個過程很複雜，不僅是經濟學中所謂理性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它帶有情感化的記憶，也有孩子非常性情的一面。

為了弄清兒童的底是想要實踐平均主義的公平觀念，還是想要建立他們互惠的社會關系，我設計了三個實驗。我依次邀請每個孩子與我單獨相處，并告訴他們有個小任務，畫一張畫，就可以獲得兩塊糖；畫畫的目的是為了讓孩子知道，獎賞需要通過自己努力換來。當孩子獲得兩塊糖後，我會問小朋友願不願拿出其中一塊分享給另一個小朋友；如果答複是“願意”，我會給孩子假設幾種情境，讓其做出選擇并給出理由。其中一個情境是，有兩個信封，一個信封上寫着分享者的名字，另一個信封上什麼都沒寫，讓孩子選擇把糖裝在哪個信封裡分享給小朋友；另一種情境是，假設有兩個潛在的分享對象，其中小朋友A隻是來幼兒園玩一天，而小朋友B則要轉學來這個班級，讓孩子選擇要分享給哪個小朋友。

實驗結果顯示，所有參加實驗的孩子都願意将糖果分享給他人，并且，在表達分享意願時，他們使用的全部是“規範化”的語言，如“我們應該分享”、“分享是好的”等等。這說明，這些孩子已經接受了老師和家長所灌輸的這套關于分享的規範或者準則。

但他們具體的分享偏好又偏離了這一準則。例如，超過90%的孩子不願意做匿名的分享者，他們想讓分享的對象了解并記住自己的慷慨之舉。再比如，74%的孩子選擇将糖果分享給小朋友B，即要轉學來幼兒園的小朋友，這體現出孩子更願意與一個“穩定的夥伴”分享東西的傾向；而選擇分享給小朋友A的孩子給出的理由，則是希望拓展社交圈，希望糖果可以作為小朋友來幼兒園一日遊的紀念品，讓小朋友在離開後也能記得自己，這也是一種有未來傾向的分享實踐。

“關系”在中國研究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英文文獻中，它以拼音“guanxi”的形式被直接使用，因為它在文化上的特殊性使其無法找到一個準确對應的英文翻譯，而中國人則對這個概念的含義心知肚明。前人闡述的中國式“關系”的特點，都能在兒童的世界裡甚至是分享的實踐中看到它生長的雛形，因此我的研究貢獻了兒童發展這個新視角。有的學者會強調關系中包含着“心機”、利益的考量。也有學者認為關系中有倫理義務的人性層面，還有的學者講述“關系”所蘊含的情感因素。許多“關系”是靈活而有創造性的，“拉關系”這一表述本身就體現了其靈活可塑的特點，需要人們有策略地不斷去培育。

我們應該去思考為什麼3歲的小孩就會“拉關系”，懂得去套近乎。我們不應忽略，人類與生俱來就有合作互惠的能力——認知科學的新發現，正是因為這樣的能力使得兒童能有效識别和利用周圍的社會信息；同時，兒童生長的社會環境中蘊含着特定的社會交往模式，例如中國人的“關系”世界，這樣的社會交往特點更加強化兒童自身的“關系”實踐。“拉關系”的研究獲得了2013年美國心理人類學協會最佳學生論文獎，也改編為《好孩子》書中一章。

“學表現”：做的好就得的多

同樣運用實驗和民族志相結合的方式，我研究了兒童能否了解按勞分配的原則并付諸實踐，我發現兒童對于按勞分配這一原則的理解深受中國教育環境中“學表現”的影響。

在實驗設計中，我将4-5歲的孩子帶到一房間内并為其講故事，情景如下：兩個小女孩一起做餅幹，小女孩A做到中途有點煩，跑出去玩了一會兒才回來，而小女孩B則一直堅持做餅幹，最後她們一共做了三個餅幹。然後我就拿着紙畫的三個餅幹問孩子，這三個餅幹（不能掰開）應該如何分配呢？在實驗的第一階段，小孩可以自由分配，産生了三種結果，選擇平均分配（一人一個，剩一個）和按勞分配（（A得一個，B得兩個）的小孩幾乎一樣多，選擇反按勞分配的最少（A得兩個、B得一個）。

後來我進行了實驗的第二階段，要求孩子們必須分完三個餅幹，結果絕大部分的孩子選擇了按勞分配。之所以有這樣的實驗安排是因為第一階段測試了孩子們的分享偏好，而第二階段的設計則證明了絕大多數孩子有理解按勞分配原則的能力。同樣的實驗也在日本進行過，雖然最後一輪分配都是以按勞分配居多，但在第一輪自由分配的時候，大多數的日本兒童傾向于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

對于中國兒童的實驗結果，很多家長并不感到意外。有一天，一位得知實驗内容的家長信心滿滿地說自己孩子一定會選擇按勞分配，他說：“在學校裡老師淨教這些，誰做得好就得的多”。這位爸爸的話讓我很受觸動，中國的教育環境如何影響孩子對于“按勞分配”的理解？

所以完成上述實驗後我又進行了一個關于三歲小孩的實驗，量化數據表明，這些三歲的小孩處于轉折期，他們還不太明白按勞分配的具體含義。但是小孩子的反應讓我深思。比如一個三歲的小男孩就将兩塊餅幹分給了做了一半就跑出去玩的小女孩，他的選擇與按勞分配的原則相悖。但被問到為什麼要這麼分的時候，他的回答是：“因為她表現好。”我追問：“她怎麼表現好？”然後這個三歲的小男孩就很無辜地看着我說：“他們都表現好，他們做了餅幹，老師就表揚他們。”

從他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可能還不了解“表現好”到底是什麼意思，但他已經學會運用“表現好”這一語言來為自己的選擇做解釋，盡管他還不能将其恰當地運用到人為規定的新情境之中。可以看到，“表現好”已經滲透到兒童日常經驗的方方面面，連三歲小孩都能不假思索地說出這句話了。

最後分享一個關于我兒子的故事。他入園時還不到兩歲，連話都不會說。有一天我在教室外偷偷觀察，發現兒子看到别的小朋友得到老師獎勵的貼紙，露出非常羨慕、神往的表情。過了幾天，他自己也得到一個小貼紙，從那之後，他就變得非常重視小貼紙。每次我們一起去水果店買水果，他都要把貼在水果上的标簽揭下來貼到自己額頭上，洗澡的時候也不願撕下來。

我兒子的例子說明，一個在美國出生的、前語言期的嬰兒，在來到中國幼兒園一個月後就被毫無障礙地内化到了“學表現”的系統中去，他學會了重視權威的表揚，并主動通過服從來獲得表揚。這種“學表現”的過程離不開中國的特殊語境和情景。

上述兩個研究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兒童是如何習得資源分配的公平概念和原則，聯結人類學和認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探索人類道德起源與文化環境的關系。我希望能夠從跨學科的角度為我們中國研究的核心問題做出創新貢獻。

[以上内容為華盛頓大學（西雅圖）人類學系和中國研究中心許晶6月27日在清華大學演講，主題為好孩子：講公平、“拉關系”、學“表現”，經演講人審訂，由王冬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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