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鄉村現代化問題，經濟史上大緻形成了三種主要的認識範式：一是以劉易斯−舒爾茨為代表的要素結構變遷論；二是以趙岡−黃宗智為代表的人地關系中心論；三是經由布羅代爾、諾思等發展而來的制度結構互動論。

（一）要素結構變遷論

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經典範式，要素結構變遷關注的重點是現代化進程中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重新配置。按照這一理論，經濟發展就是要素（特别是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劉易斯認為，傳統農業部門存在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因此隻要工業化過程中提供一個略高于維生水平的工資，勞動力就會源源不斷地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當勞動力達到從無限供給到有限供給的拐點時，城鄉整合的單一勞動力市場便告形成。舒爾茨也是從要素結構角度來分析發展問題的。他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傳統要素結構下生産可能性邊界受到壓抑，對傳統要素投資的邊際收益很低，農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增加投資，即便對傳統要素追加投資也難以帶來高增長。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引入現代農業要素，這既包括現代的物質資本也包括現代的人力資本。舒爾茨與劉易斯的觀點主要有兩點不同：

第一，劉易斯認為傳統鄉村存在大量的過剩勞動力，舒爾茨則認為傳統鄉村經濟處于要素均衡狀态。在舒爾茨看來，傳統農業中勞動力既不存在隐蔽失業，也不存在就業不足，即便最小的孩子也沒有出現“零邊際産量”。很多人強調這一分歧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兩人關于“零值勞動”的分歧隻是由不同的假設引發的，并無本質意義。劉易斯要探索的是現代化進程中勞動力轉移的一般解釋框架，至于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是絕對過剩還是相對過剩，以及現代要素如何導入傳統農業等問題，在他那裡都是給定條件和外生變量。如果存在了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的互動，農業勞動生産率會大幅提升，自然會有勞動力解放出來（變為零值），這是寓于劉易斯基本假設當中的。而舒爾茨要研究的正是這個互動如何發生−即現代要素如何導入傳統農業，所以必須假設一個相對靜态的工農關系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

第二，劉易斯目光集中在工業部門，隻考慮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在勞動力一般均衡中尋找答案；而舒爾茨的目光聚焦在農業部門，希望探索的是工業化成果如何導入傳統農業的問題。這一點上舒爾茨更有遠見。因為現代化雖然從宏觀上表現為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但在微觀上，不通過農業現代化以解放勞動力、提高餘糧率，工業化、城市化也難以進入高水平均衡。舒爾茨的研究中實際隐含了傳統鄉村如何進入市場經濟的問題，這與今天中國遇到的問題具有很大的共同性含義。

劉易斯和舒爾茨之間盡管存在認識分歧和工作重心的差異，但他們都是從要素結構的角度來考慮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關系的。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都隻告訴了人們經濟轉型的抽象結論，但對于特定社會曆史條件下具體的操作過程缺少細節的刻畫，對于達成這一轉型的政治經濟條件更是缺乏關注。從這個意義上講，兩人的工作都隻能為後發國家提供一幅理想圖景，而不能提供直接參照。

（二）人地關系中心論

人地關系中心論将人地關系作為分析傳統社會形态的一個中心線索，認為人口壓力是現代化起源與擴展的關鍵約束。在經濟史界，論及人地關系問題的學者很多，但并非都能真正觸及其中的經濟學含義；在衆多研究中，趙岡和黃宗智的論述較為深刻。

黃宗智關于人地關系的研究是從批判舒爾茨“零值勞動”假說入手的。他指出，舒爾茨首先把勞動力過剩定義為絕對過剩，即“零值勞動”，然後據此争論傳統農業中不可能有勞動力過剩。但在真實世界中，存在的是勞動力相對于土地的過剩，而不是絕對的過剩，是勞動力的相對低報酬，而不是絕對的零報酬。借助這一階梯，黃宗智提出了自己的“内卷化”理論。其核心觀點是：前工業社會甚至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農業一直處于過密化狀态，即農民的邊際投入數倍于邊際産出，導緻了“沒有發展（就勞動生産率而言）的‘增長’（就總産而言）”。他據此認為，生産的過密化導緻中國沒能像英國那樣産生農業革命，是中國未能自發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根源；而受制于人地關系的曆史局限，中國鄉村隻能走以小農戶和小規模農場為主的現代化之路。

趙岡對黃宗智提出了一系列批評，在新古典意義上主要強調了兩點：一是單獨提出一個過密化理論實際是舍近求遠，其本質上是一個邊際産量遞減問題，完全可以在新古典框架内得到解決；二是區分發展與增長意義不大，真正重要的是後發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亦即農業生産形态對工業化的影響問題。此外，趙岡從生産函數曲線出發批評了黃宗智“過密化拐點”理論存在的謬誤。當然，這隻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技術問題，認識上的瑕疵不影響人地關系緊張這一基本史實的判斷。

趙岡在制度含義上對黃宗智的批評則更具根本性，其中包含兩個重大問題：（1）所謂“過密化”本質上講的是人口過剩時勞動力不再是可變要素而成為固定要素，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勞動力成為固定要素是一個制度性問題。很多情況下，勞動力存量固定下來，是制度要求的。（2）新古典經濟學的對象是市場經濟，而對于前市場經濟社會，是缺乏直接的解釋力的。也就是說，黃宗智在批評舒爾茨的同時，在方法論上卻與其通了家。他将邊際方法直接套用到傳統鄉村以及傳統−現代的轉型過程，是不符合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假設的。

上述理論對話，實際上已經将人地關系問題推展到了制度層面。從趙岡的批評可以看出，如果不考慮制度因素，僅僅基于邊際分析來考慮中國鄉村發展問題，是難以貼近真相的。黃宗智的問題在于，一方面把市場經濟框架強加于傳統社會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同時又将非經濟壁壘所導緻的人口布局、人地關系與人的行為作為分析的給定條件，這決定了他關于中國現代化源流以及走向的判斷都很難站得住腳。趙岡雖然注意到了制度因素，但隻關注了制度的經濟學面向，而對制度與社會形态之間的互動關系則觀照不足，也未能給出關于現代化的完整命題。

（三）制度結構互動論

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是有着本質區别的兩個“物種”。傳統農業生産包絡十分狹窄，其本身不會産生要素更新和資本擴容的需求，更不會通過線性增長自然演進為現代農業。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躍遷必須依賴農業文明之外的颠覆式創新−在人類曆史上這一創新就是工業革命的興起。

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讨論的中心都聚焦在現代化起源問題上，最終彙流為關于“李約瑟之謎”和“大分流”的長期讨論。黃宗智與彭慕蘭圍繞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化、人口結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辯論。而在趙鼎新看來，彭、黃觀點看似截然相反，但實際他們都把經濟/人口機制看作“大分流”背後最重要的因素，兩者争論的隻是這種經濟/人口機制的技術經濟特征。而分析現代化的起源，需要在斯密機制和馬爾薩斯機制之外尋找更深層次的原因。也就是說，彭、黃的讨論實際是同一抽象層次和邏輯框架内的工作，仍然沒有跳脫出人地關系的局限，而趙鼎新說的更深層次原因則是指廣義的制度互動，可以理解為社會變革的政治經濟空間的差異。比如說，布羅代爾認為中國沒有形成商業統治階層，從而抑制了與作為農業社會代表的官僚地主階層的對抗；黃仁宇将之延伸為一個社會的上下層結構不能實現充分的互動，等等。

現代化起源問題有着很強的理論魅力，但對于後發國家而言，現代化的擴散問題則具有更強的現實意義。這一領域，先後出現了新古典自由市場論、馬克思主義農政變遷論、新制度産權中心論，等等。随着支撐政治經濟體制的制度和意識形态因素被納入分析，逐步克服了新古典模型中的“無摩擦”缺陷，從而将現代化問題轉換為政治經濟學問題。然而，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全然不同的，既有的現代化理論，大多隻是契合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特定政治經濟問題；即便是針對西方問題，通常也隻聚焦于“什麼使得西方達到門階而不是什麼使得西方走過轉型”。一如發展經濟學中的“要素結構變遷論”那樣，現有“制度結構互動論”仍然是對經濟發展過程的一個全景描繪，可以應用到任何國家現代化擴散過程的分析與描述，卻并未瞄準特定國家現代化的“特征性問題”。

總體看，上述三種認識範式的演進實際是從新古典經濟學向新制度和新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推展過程。三種認識範式或是與中國實踐有深刻勾連，或是對中國問題有直接觀照，為本文論題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比如，結構變遷論、人地關系論盡管未能瞄準時下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但其框定了現代化問題的核心範疇；馬克思主義農政變遷理論看似高度抽象化，但其對生産關系變動的社會曆史意義的分析，為現代化問題提供了一個更為完整的框架；諾思将現代化擴散過程概括為“産權界定−分工擴展−交易費用−組織變革”，這一演化序列揭示了現代化進程的一般性邏輯。分析中國鄉村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問題，實際就是在廓清三種認識範式的基礎上接着往下說，對如何根據自身的“體制存量”來選取和組合不同發展要素等問題進行适度概括。

[本文節選自陳明：《中國鄉村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引論》，《學術月刊》2021年第9期。作者陳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鄉村治理、土地制度、農村改革，出版有《土地政治論》《直面中國種子問題》（主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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