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工之中有普通農民工，也有失地農民、下崗職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從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穩定的工作。然而，正是這群人賦予了一座城市最樸素的生長力量

“開張了！開張了！”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清晨，記者接到一個臨工的電話，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車上，背景嘈雜，語氣興奮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諾、吳慧珺、周暢

當疫情“冰封”初化，他們如同“報春鳥”，迎着朝陽，無論多難，也要振翅起飛，催促城市“蘇醒”，喚得春回大地。

他們就是臨工，其中有普通的農民工，還有失地農民、下崗職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從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穩定的工作。然而，正是這群人賦予了一座城市最樸素的生長力量。

在中國中部——安徽省合肥市，這個常住人口超過810萬的地方，每天有數以萬計的臨工天不亮就走上街頭尋找一天的生計。

淩大塘臨工集散中心的清晨站滿了等待工作的臨工

遲到一個月的“守望”

位于合肥市東北角的站塘路是當地規模最大、曆史最為悠久的臨工集散地。20多年來，幾乎每天超過萬人淩晨3點起便等在這條路上，随着太陽升起，周邊工地、建築隊會不約而同地來這裡招工。

冷清了近兩個月，這條路重新回歸熱鬧。3月19日，天色剛亮，昏黃的路燈下，一邊的人行道上停滿了電動車，而另一邊是一眼望不到頭的臨工隊伍，保守估計接近1000人。

站塘路一邊停滿了臨工的電動車，一牆之隔便是他們中不少人的居住地

站在嘈雜的人群中，50歲的王華樹時不時踮起腳尖，躍過無數腦袋望着路的盡頭。多年的經驗告訴他，招工的面包車會随時停到路邊，離它越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面試會随時開始，并以秒速進行。面包車來了，側門一開，工頭探出腦袋喊一嗓子，工種、日薪——兩個關鍵詞足以吸引方圓百餘米的人圍攏上來，扒着車門“推銷”自己。

一位工地來的小夥子在站塘路吼了一嗓子“招工”，便有無數的臨工圍了上去

王華樹做瓦工，他的現場競争者很多，同樣都是老師傅，拼的卻是腳力，“誰先擠上車，誰就入職成功。”他說，按照以往經驗，站到路上半個小時的工夫，他就坐上去工地的車了。

然而此時，他頭一次感到“守株待兔”的無力，整整5個小時望眼欲穿，招工的面包車屈指可數，好不容易有一位招工的小夥子靠近，他還沒來得及邁開步子，小夥子已經被人群圍得裡三層外三層。

這條路上能夠提供的并非輕松差事——紮鋼筋、刷油漆、搬磚、修水電……此刻卻依舊被搶得不亦樂乎，王華樹掰着手指算了算，現場千把人滿打滿算才走掉300人不到，他歎了口氣，“明天我也不挑了，隻要給錢，啥工都做。”

天已大亮，依舊有不少臨工滞留在站塘路

類似的場景在十多公裡外的淩大塘臨工集散中心同時上演，這裡位于合肥市主幹道南二環旁。直到早上9點，路面車水馬龍，依舊随處可見滞留在路邊的臨工們，隻要有車停下，他們都會圍上去問，“老闆要不要人？”

64歲的談正機無奈地放下手中用硬紙殼制成的招牌，捶了捶早已擡酸的胳膊。牌子上寫着他勝任的工種，給自己打廣告，如今看來這樣的推銷并不奏效。

若不是疫情，年後每天早上5點有1200多名臨工聚在這裡。往年正月十五就出門，今年遲了個把月，至今還沒開張，談正機忍不住聯系起過去的老主顧。“他們有的還沒複工，有的幹脆轉了行。”談正機說，聽得出來，電話那頭的日子也不好過。

2014年9月，為引導站馬路臨工“退路進室”，合肥市包河區常青街道在全市成立了首家公益性的臨工集散中心，4年來集散中心辦公室負責人吳國軍見慣了“早高峰”的樣子，今年到目前為止人流才回歸一半左右，“不少天天見的老面孔年後就再也沒見過”。

3月19日，随着太陽升起，不少臨工依舊等在合肥站塘路邊求工作

夾在理想與現實中間的人

掙大錢的理想把55歲的唐傳平留在了城市，也如枷鎖一般困住了他。

這幾年他過得并不如意，想回頭卻發現早已錯過自由選擇的年紀。哪怕歸鄉車程不過半個小時，除夕他甯願離群索居，獨自窩在棚戶區的出租房裡。“混得不行，怕親戚笑話。”他說，原本指望着過年期間打打零工，“至少還能給孩子發上幾百塊壓歲錢”。

結果事與願違，在站塘路邊，唐傳平竟有些想家。

春節辭舊迎新，疫情把一切摁下了“暫停鍵”，也将不少像唐傳平一樣的人夾在冷冰冰的現實與剛剛蒸騰起的希望之間。

疫情之後交通剛剛恢複，戴桂香迫不及待地揣上2000塊錢，帶着一家人從安徽亳州來到省城合肥。“想着全家都在城裡打零工，總比守着薄田賺錢強。”

淩大塘臨工集散中心聚滿了找工作的人

記者見到她時，她已經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個月，她手指着路對面一牆之隔的棚戶區告訴記者，自己和老伴帶着兒子兒媳和兩個孫子租住在其中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裡，如今盤纏所剩無幾，馬上還要交三個月的房租。

全家進入“緊急狀态”，他們商量着大人們省一餐，先緊着兩個娃娃過。“我早上買一碗稀飯，吃兩個餅，盡量熬到下午3點以後再吃午飯，這樣晚上那頓就能省下來。”戴桂香自顧自地說着話，臉上的一次性口罩因為長期重複使用，早已翻起毛邊。

相較于普通人，馬路臨工的複工之路尤為崎岖，意想不到的問題如同口罩上的毛球，層出不窮亦難以熨平。

3月19日，随着太陽升起，不少臨工依舊等在合肥站塘路邊求工作

難倒唐傳平的，并非工作本身，好幾次他輸在找工作的最後一步，總會有招工人員要求出示健康碼，這種數字化的出行“神器”于他這個用非智能手機的中年人來說，成了一方難以跨越的“隐形門檻”。“我既沒錢換手機，也弄不懂這玩意。”

有些尴尬的是，像他這樣的臨工并非少數。在多個招工現場，記者看到，隻要是有工頭提出掃碼入場，圍着的人群往往一哄而散，悻悻離去。

不簽合同、口頭議價，在此基礎上，一些包工頭趁機壓價。不少臨工抱怨，相比過去，如今日薪都有30—50元的下降，有的雖然表面維持原價，但進場需要繳納管理費，有的取消供餐，美其名曰“防疫”。

待遇下降了，工作時長卻增加了。臨工陳玉蘭告訴記者，前幾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快遞分揀員的工作，用工方卻提出需要幹滿12個小時，期間還沒收手機。不少工友稱，原來用工方隻要求8小時工作，如今竟延長到10個小時。

如今每天超市的魚鮮區是姚文喜的一方戰場

自救與他救的接力

為了生活，總有一群人不甘于等待。

在淩大塘坐守10天後，60歲的姚文喜決定主動出擊，擴大“搜索範圍”，騎上自行車滿城轉悠，看到任何一家複工店面貼着告示他都湊近看看。“萬一是招聘信息呢。”

最終，一家超市招聘保潔的告示映入眼簾。雖然工錢隻有過去當瓦工時的零頭，他還是一口應了下來，并拉上了自己的老伴。“有活幹總比沒有好，更何況我們兩個人一起幹。”

老姚負責的魚鮮區保潔任務最重，既要清理貨架、台面，更要清洗腥味十足的冷庫、後堂，但他能吃苦，時不時還幫其他工友整理手推車。即便是低于常溫的環境，老姚腦門上依舊滲出細密的汗珠，他在口罩裡墊上一層衛生紙。“這樣口罩能用久一點。”他說，無論什麼工作，都要賣力幹。

姚文喜需要在冷水中清洗無數個腥味十足的魚鮮筐

老伴在距離他不到20米的蔬菜區幹保潔，兩人卻隻能在吃午飯時見面，湊在一起，算起小賬。“我們省一點，日子過得去。”

“這條道走不通，就換一條試試嘛！”談起找工作，王從梅語氣輕描淡寫。這位愛笑的大姐來合肥做臨工8年，幾乎幹盡了髒活累活——盛夏頂着40攝氏度的高溫，烈日下安裝太陽能設備，零下十幾攝氏度的寒冬蹲在樓頂刷油漆，家中買房負債的那幾年她從早到晚一天打兩份工，最後竟一筆筆還清了貸款。“啥苦都吃過，就什麼都不怕了。”她笑着說。

打開她鼓囊囊的紅色布袋，如同臨工的“百寶箱”，既有幹保潔的手套，又有建築工地用的安全帽，她說自己願意幹，更願意學。這段時間街邊工作不好找，她便搗鼓起手機，加了好幾個臨工微信群。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一碗白開水泡鍋巴做午餐，她一邊吃着，一邊打開家政服務軟件，試着注冊賬号。“聽說用這好找工作，過段時間我還想問問育嬰師怎麼考，等過幾年重活幹不動了，就去當月嫂。”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王從梅從包裡拿出飯盒和鍋巴，準備用開水泡着當作午餐

不少臨工也慢慢轉變了就業想法。“每天等活幹，幹一天算一天，總歸不踏實。”53歲的油漆工費為文剛剛與一家安裝公司達成了初步意向，有望成為一名“長期工”。“這家公司包吃包住，我還能省掉一筆房租開銷。”

臨工“自救”起飛的同時，亦有一群人為他們護航。

去年9月底，安徽首家建築農民工創業孵化園在站塘路揭牌，如今這裡向農民工提供實名制登記、崗位培訓、技能鑒定、就業推介、勞務合作和創業咨詢等服務。

從淩大塘集散中心2月3日開門起，吳國軍的手機便成了熱線電話，常常一上午就沒電關機。他和同事們加班梳理出經常聯系的200多家企業及用工信息，給老闆挨個打電話，了解複工情況以及今年有可能開展的項目和需要員工數量，同時拓寬聯系渠道。“除了工地，保姆、保潔、物流等短期工企業，我們也都試着去對接。”

記者在現場看到，這個臨工集散中心外圍用彩鋼闆進行圈圍封閉，僅保留一個進出口，并設有防疫服務站，臨工正在逐一測溫登記，年後初次複工的臨工還需要簽署健康承諾書，領取出入證，累計7天體溫正常後，中心會為其出具安全防疫證明，助力安心上崗。

3月13日開始，該集散中心以“臨工共享”的模式，終于對接了5家用工單位，點對點、一站式接臨工上班。目前，已有近千名臨工在他們的對接下，踏上“複工之路”。

苗得寶在工地吃午飯（左一）

平凡卻最具希望的一天

回到工地宿舍已是晚上7點，累了一天的苗得寶摘下口罩，臉上深深的勒印，還有一層薄薄的鹽霜。從床鋪下拎出一瓶白酒，他給自己倒了二兩，“今天上了一個半工，值得慶祝下！”就着食堂買的饅頭、小炒，不一會他雙頰泛起紅暈。

他是臨工中的幸運兒，在集散中心的幫助下找到了這份在當地一所學校建設工地上紮鋼筋的工作，管住管飯，工資不低，更重要的是工期長，“至少這兩個月不用風吹日曬等在街上了”。

結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苗得寶給自己倒了一杯白酒解乏

回望2020年的頭三個月，苗得寶猛然發現，自己與身處的城市乃至整個國家的脈動，聯系得挺緊密。

在阜陽老家過年，他眼瞅着當地新冠肺炎患者破了百，自己所在的村因為疫情封閉，“每天關于疫情的新聞越看越心焦”。作為一名黨員，他毛遂自薦當起了抗“疫”志願者，協助村兩委開展疫情防控工作。

天剛亮，苗得寶便測溫等待進入工地開始一天的工作

好不容易回到合肥，摩拳擦掌準備複工，卻遲遲等不來一個機會，他更是焦慮。街邊“漂泊”了半個月，如今他終于“感到一種穩穩的幸福”。

“省委省政府的辦公樓從打地基開始我就參與了，2009年在包河萬達也幹過，還有南北一号高架橋……”說起自己在這座城市打拼10年的印記，苗得寶如數家珍。

他拿起手機給在家鄉的愛人去了個電話。

“我在家一切都好，你在工地别累着自己。”

“過一陣子等疫情再緩一點，你就過來。”

苗得寶坐班車下班（左一）

今年是他們一家沖刺的一年。“愛人身體一直不好，10年期間做過淋巴瘤、胃癌及膽囊切除等三次手術，家裡的錢，基本都花在了給愛人治病上，也因此負債幾十萬。” 苗得寶說，像這樣再幹一個月債務就要還清了，“賺的錢就都是自己的了”。

無數的馬路臨工，積聚着磅礴的力量，讓這座城市不斷向上生長。

合肥市實施返鄉農民工返崗複工“清零行動”，積極與阜陽、淮南、宿州、安慶等市進行勞務協作對接，支持重點企業“共享員工”，按每人400元标準，給予輸出企業一次性就業補貼，再造穩就業惠企政策服務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後一公裡”。

讓吳國軍無比欣慰的是，電話依舊不斷，隻不過之前都是臨工求助，而最近一周，越來越多的企業來電，“全是拜托我們招工的，簡直忙不過來”。

記者也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清晨接到了王華樹的電話，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車上，背景嘈雜，語氣興奮：“開張了！開張了！”

這是他2012年站到街邊找零工以來，8年如一日的生活中，平凡卻最具希望的一天。

淩大塘臨工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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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天不開工，家裡一天就沒有收入”

臨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員口述

口述：吳國軍（35歲，臨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員）

整理：本報記者陳諾、包育曉

臨工，被譽為城市的“報春鳥”，我們的工作就是喚醒鳥兒，為他們找到飛翔的方向。往年此時，臨工集散中心從早上5點開始就人聲鼎沸。然而今年，因為疫情的緣故，“報春鳥”和這座城市仿佛睡了“懶覺”。

作為合肥首家專門服務“馬路臨工”的公益性平台，我工作的地方從2014年成立開始，就成了很多臨工的“家”，每天早晨1000多名臨工從四面八方聚到這裡，等待着一輛又一輛工地、工廠的面包車把他們接走，開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直到2月1日，我才接到上班通知。說實話，最初内心是有掙紮的，疫情影響下，臨工無法按時返程，我對複工後的工作有些未知。身邊的兒子也哭着說：“爸爸，你要丢下我們自己回去嗎？假期你不陪陪我嗎？”妻子不說話，但我知道她也是擔心。60多歲的父親是老黨員了，疫情後他主動報名作志願者，這些天一直在村子各路口執勤。看出我的猶豫，他語重心長地說：“去上班要做好防護措施。工作總要有人做，特殊時期更要為他們做好防疫宣傳，他們沒法工作，肯定很着急啊。”父親的話提醒了我，我說服了家人，返程回到合肥。考慮到臨工來自全國各地，接觸人員多，我将妻兒留在了家裡。

2月3日，臨工集散中心才遲遲開門。結果一整天沒來一名臨工。整整一個星期過去了，來咨詢的臨工總數也僅有六七人。若在以往，每天來咨詢的少則60—70人次，多則達到200人次。

我們卻閑不下來，線上給我忙壞了。“吳部長，這兩天有企業來招工嗎？”“吳部長，明天我過去登個記可以嗎？”“吳部長，工地啥時候可以開工啊？”家住淮南的瓦工陳自田是集散中心的老主顧，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收入全部靠他外出打零工。從2月3日開始，他每天都給我微信，詢問情況。

他急我更急。和同事們趕緊梳理出經常聯系的200多家企業及個人用工信息，挨個打電話，了解他們的複工情況以及今年有可能開展的項目和需要員工數量。

集散中心的臨工中瓦工居多，工作選擇多是在工地上。考慮到疫情影響下，很多建築工地沒有開工，我們又拓寬搜索範圍，保姆、保潔、保安、物流、工廠一個月的短期工等。相關行業企業也都開始聯系。

最多的一天，我們集散中心6名員工，平均每人接了80通電話，盡管已有心理準備，但一個接一個電話打下來，都是複工近期無望的消息，心越發沉重。“孩子他爸，要不我回去找找工作吧，家裡有房貸，還有生活開支，天天不上班我着急啊。”每次和妻子通電話，聽到她想回合肥複工，我的心情就更加難受。我們好歹還有一份收入，臨工師傅多數是家裡頂梁柱，他們一天不開工，家裡一天就沒有收入，日子可怎麼過啊。

我開始和同事聯系，急速返崗增加人手。除了聯系企業，我們還給臨工打電話，勸他們改變求職崗位方向，進入工廠做短期工，做短期保潔、保安等。有時候不到半天，我的手機就打沒電了，晚上做夢都是幫臨工對接工作。

2月8日，我的工作出現了一個“小插曲”。那天一早，57歲的臨工師傅易善學來了集散中心，本打算回老家過年的他考慮疫情影響留在了合肥。“吳部長，有件事我想咨詢一下，我這幾天凍着感冒發燒了，今天好些了，我想來看看集散中心有沒有人上班，也打聽下防疫情況。”易師傅是家裡頂梁柱，一個人在合肥也沒有親戚，他擔心去醫院看病會被隔離，生活費也是一大筆開銷。聽出了他的擔憂，我告訴他先到社區醫院檢查，又和他說了政府的防疫及就診政策，打消他的顧慮。“吳部長，謝謝你呀，我去醫院了，醫生說是普通感冒，我過幾天就去登記找工作。”幾天後，接到易師傅的電話，懸着的心放下了。那天之後，我更明白了我們在這裡的意義，讓這些留在合肥過春節的臨工師傅有“家”可找。

2月17日，按照部署，我們開始實行封閉式管理，原本開放的辦公區域用彩鋼闆進行圍擋，并設置起疫情防控宣傳台，看着每天的确診人數，我們自己都懷疑，今年還能否迎來複工大潮？

2月20日，第一家招工企業來到我們這裡的布告欄前，張貼招工公告，這是一個好的信号。2月24日，重點民生項目複工；3月2日，一般民生項目複工；3月9日，其他項目（包括房地産等建設工程）複工。

随之而來的是集散中心的人氣也回來了。3月13日，求職臨工首次超過200人，這一天我們用“臨工共享”模式，對接了5家用工單位，點對點、一站式接臨工上班。

“從臘月二十三回老家阜陽到現在，我已經快兩個月沒幹活了，謝謝你呀吳部長，一直忙前忙後幫我們找工作！”做保溫隔熱的臨工李強坐上了用工方派來的“專車”，前往巢湖某項目工地務工，上車前的一句謝謝，讓我頓時覺得這段時間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今天亮得早了，前來求職的臨工更多了，超過1/4能在當天找到工作。雖然有差距，但我相信，這群“報春鳥”和城市一樣，已經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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