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6月6日電（記者馬曉澄、徐弘毅）6月6日是第27個“全國愛眼日”。專家建議，确保對兒童近視早發現早幹預，提升家長和學生近視防控意識，制定近視診斷和防控标準。

6月6日是全國愛眼日，各地加強愛眼日活動宣傳，普及眼健康科學知識，增強群衆愛眼護眼意識。新華社發（羅慧 攝）

近視低齡化問題不容小觑

在廣州讀小學三年級的阿健今年9歲，但他已經近視3年了。阿健的母親吳女士說，“兒子6歲的時候，去醫院查一下視力，結果發現他已經是100多度的真性近視。”去年孩子的視力持續下降，近視度數從100多升到200多，吳女士意識到問題嚴峻，開始帶孩子到醫院治療，但孩子的近視度數仍在升高。

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屈光與青少年近視防控專科教授楊曉說，近10年來，患近視的兒童青少年增加比較快，比如原來有的孩子到7歲才出現近視，而現在不少孩子5歲甚至更早就得了近視。她說，從整體來看，不但青少年近視率增高，而且全人群的近視率都提高了。

近些年，我國多部門采取措施遏制兒童青少年近視蔓延勢頭，雖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面臨較大的反彈壓力。

國家衛健委于2021年7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2.7%，而這一數字在2019年為50.2%。這意味着2020年比2019年有所反彈，上升了2.5個百分點。

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屈光與青少年近視防控專科教授曾駿文認為，近視低齡化可能帶來許多危害，包括增加患眼底疾病的可能性，“例如，高度近視是緻盲的重要原因，而輕度近視人數增多，高度近視增多的風險也大。”

“守護視力”面臨多個難點

溫州醫科大學角膜接觸鏡專科主任姜珺表示，青少年近視的發展跟學習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新冠肺炎疫情下戶外運動變少，網課時間增多等因素，使得青少年近視問題在短期内難以改變。

吳女士說，去年廣州一度因為疫情不能上學，兒子在家每天至少要上三四個小時的網課。“那段時間，兒子的近視度數一下子加深了100度。”她說，現在兒子仍然一周要上2次校外機構的數學和英語網課，每次2小時。為了保護兒子視力，她隻能盡量保證孩子一周有10個小時的戶外運動量。

記者采訪了解到，對于疫情期間中小學生普遍上網課，眼科專家紛紛表示擔憂。曾駿文說，兒童過多使用電子産品會導緻更高的近視發生率，而長時間居家也減少了孩子的戶外活動時間，這都不利于視力健康。

此外，課業壓力仍然較大。楊曉說，“雙減”如果落實執行到位，學生花在功課上的時間變少，用于戶外運動的時間增多，這對視力健康是有幫助的。然而，相關政策執行起來仍有實際困難。有些家長認為運動與學習是矛盾的，運動影響學習；有些學校的場地有限，也會制約孩子戶外運動。“一邊是考試成績、升學率，一邊是青少年近視率，學校和家庭都有難處。隻有解決實際操作困難，優化戶外活動條件，學校和家庭才可以更安心地執行到位。”楊曉說。

受訪專家提示，近視具有遺傳的易感性，這已經被多項研究所證實。父母患有近視的，孩子患近視的風險相應增大。

“患有近視的父母也可能與他們自身行為習慣有關，比如更加愛好閱讀而非戶外活動，孩子受此影響也更多在室内活動，患近視的環境風險也會加大。”楊曉說，我國近視人口衆多，若不及時有效幹預，下一代人的近視發生率仍不樂觀。

遏制近視需“政、校、家、醫”多管齊下

受訪專家認為，要從根本上遏制我國近視低齡化的趨勢，需要政府、學校、家長和醫療機構共同努力。

曾駿文建議，有條件的地方政府每年組織醫護人員到學校開展近視篩查，确保對學生近視早發現、早幹預。

家長的配合至關重要，但多名醫生表示，不少家長對近視防控知識缺乏，甚至聽信一些非正規機構的偏方，反而錯失孩子治療時機。姜珺表示，家長有必要為學生建立眼健康檔案，定期監控近視的發展速度。家長也應征詢正規醫療機構醫生意見，選擇合适的治療手段。

多名醫生表示，從實踐中發現，不同醫療機構對兒童近視的處理标準不一，質量參差不齊。目前中山眼科中心正在聯合其他醫院共同制定近視診斷和防控标準，并加大對多種近視幹預手段效果的跟蹤驗證，為近視防控提供更加紮實的證據參考。建議發揮行業組織等力量，形成專家共識，為不同醫療機構提供更科學的應對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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