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狗獾闖進某地法院，當地消防人員抓捕後将其放生。新京報資料圖

據極目新聞報道，9月10日中秋節，有多人帶着“清道夫”魚在廣西百色市澄碧湖水庫放生，此事引起熱議。目前，百色市公安部門已介入調查，案件正在處理當中。

一段時間以來，“放生”似乎成為輿論場上的熱詞。從放生者看來，此舉可以“積善積德”，有的還指望通過放掉一些奇形怪狀“生靈”，為自己和親朋好友多添些福氣。可現實情況卻是，放生一旦越出法律邊界，不僅對當地生态環境造成破壞，放生者本人也将受到法律懲罰。

尤其，此次新聞報道中放生的“清道夫”魚，屬于外來物種，很有可能打破當地生态平衡，後續影響存在諸多不确定性。對此類不負責的放生行為，有關部門介入調查，是必要且及時的，等待這些非法放生者的，應當是依法嚴肅處理。

其實，從本源來看，放生并非洪水猛獸。在我國民間，早就有正月初一放生的習俗，随着宗教與傳統習俗的融合，以及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更催動了放生活動的流行。平心而論，放生對一些人而言，有撫慰情緒、使人向善的作用，選擇合适的放生物種，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護野生動物，恢複一定生态環境的積極作用。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放生活動在流行中卻不斷被“異化”，進而滋生出種種亂象。在相關新聞報道中可以看到，有的在公園放生眼鏡蛇，給遊客人身安全帶來風險；有的則将鳄魚放生于景區湖水中，當地不得不成立救援隊，“興師動衆”找尋多日……近期，原本生長在美洲的怪魚鳄雀鳝，居然在我國南北多地出現，同樣不能排除非法放生所緻。

審視這些非法放生亂象，既給自然生态環境帶來不小的“浩劫”，也給公衆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此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理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進行規範遏制。

3月13日上午，浙江溫嶺石塘鎮外海海域，浙江溫嶺市港航口岸和漁業管理局的人雇用小漁船，将重達2斤6兩的野生中華鲟放歸大海。圖/IC photo

目前，治理“非法放生”行為，我國不乏相應的法律依據。比如，《野生動物保護法》就明确規定，“随意放生野生動物，造成他人人身、财産損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統的，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去年4月15日，《生物安全法》正式實施，規定未經批準，擅自引進、釋放、丢棄外來物種者，将面臨一萬元至二十五萬元不等的罰款。而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規定》等部門規章中，也有要求放生者主動向漁業部門報告放生的種類、數量、規格、時間和地點等事項，并接受監督檢查的規定，等等。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從目前情況看，鮮有放生者被重罰，很多抓捕的“危險物種”，甚至不知“源頭”，遑論嚴肅處理。相關法律法規在執行環節打了折扣，一定程度上導緻了放生亂象的存在和蔓延。要讓立法意圖真正落地落實，在及時制止違法行為的同時，需根據社會危害大小，對非法放生者依法作出處罰，使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責任。通過提高必要的違法成本，讓非法放生“動辄得咎”，才能起到震懾、勸阻的效果。

當然，遏制非法放生活動，也離不開紮實有效的法律宣介和教育引導，大力倡導科學放生、文明放生、理性放生。對此，有關部門有必要加大普法力度，增強對非法放生現實危害、法律後果的社會認知度，構築全民參與的堅固堤防，才能有效打擊非法放生，維護自然生态環境平衡。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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