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生活有多美?大約十年前，“逃離北上廣”一詞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線，引發不小的讨論在《南方周末》的一期“逃離北上廣”專題中，文章作者曾寫下這樣一段話：，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未來城市生活有多美?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未來城市生活有多美

大約十年前，“逃離北上廣”一詞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線，引發不小的讨論。在《南方周末》的一期“逃離北上廣”專題中，文章作者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逃離大城市的壓力後，他們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與固化。在他們對城市做出選擇的背面，是城市對他們的選擇——北上廣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絕這批經濟上以及心靈上，均處于無根狀态的人。這些年輕人左右為難的旅程背後，是幾乎一代普通青年艱難安放的前途與希望。

十年過去了，人們仍舊懷疑城市生活，卻再難相信詩與遠方。面對離開或是留下的選擇，有些年輕人的負擔似乎更重了。而另一些年輕人則更為主動地選擇離開。他們的目的地不盡相同，呈現的狀态也參差不齊。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想要探讨近段時間湧現的“返鄉”熱。在此，“返鄉”并非是狹義地回到故鄉或是回到鄉村。我們暫且借用“逆城市化”的概念，将其定義為“從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及郊區鄉村”的遷徙行為。

文章先從最近一起“低欲望鄉村生活實驗”聊起，還原與剖析當下關于離開城市、回歸鄉村生活的種種争論。接着，我們将回溯“逃離北上廣”的源頭，對比這兩波“返鄉”潮的相似與差異。最後，我們回到問題本身，理解“返鄉”背後更為根本性的精神訴求。

撰文 | 青青子

“返鄉”争議：誰擁有對鄉村生活的解釋權？

我們不妨先從前段時間的一場争議說起。早前6月，一篇名為《我為什麼選擇山村低欲望生活？這是對現代奴役的無聲抗争》的文章在豆瓣廣為流傳。豆瓣用戶@夏冰雹在文章裡分享了自己如何下定決心辭掉大城市的白領工作，回到浙江西部，過上閑雲野鶴、内心充盈的山野生活。在回到鄉村之前，“夏冰雹”和大部分城市中産青年一樣，“擠在小小的出租屋”“工資的60%都上交給房東”，每天還得“像個機器一樣打卡”，耗在瑣碎的流程與機械化的重複工作之中，時不時擔心自己“遲早成為報廢的螺絲釘”。

“夏冰雹”關于都市職場生活的聲聲泣訴無疑戳中了許多網友的痛，但她的“低欲望”鄉村生活經曆卻引發不小的争議。該篇文章發出後不久，另一位豆瓣用戶@X316寫下文章《“低欲望美好鄉村生活”真的像看上去那麼美嗎？——從民宿到茶園，我來講講自己的真實鄉村生活體驗 回歸鄉村的可操作性評估》，質疑夏冰雹所謂回到鄉村才能低欲望生活的做法是城市中産對鄉村的浪漫化想象，鄉村生活遠非她筆下那般恬靜美好。她的低欲望生活無非是“賺着城裡工作的錢，在鄉下度假”。

電影《小森林》劇照。

一來一回的争論牽扯許多維度，焦點還是在于城市生活不好，回到鄉村是否可行的老問題。在《澎湃思想市場》刊發的《“低欲望鄉村生活”争議：都市青年的困境，鄉村不是“解藥”》一文中，作者曾于裡認為，這場争論整體上并沒有逃離“詩化鄉村”與“殘酷底層”的二元想象框架，兩者的直接分歧在于鄉村解釋權的争奪。

城市中産對鄉村的二元想象這一話題并不新鮮。一方面，在消費主義狂飙突進的這些年，鄉村早就不隻是“詩與遠方”的鄉愁化身，更被收割為新生代網紅符号。以近期風頭無兩的阿那亞為例，這個曾經瀕臨破産的文旅地産項目，憑借依海而建的地理優勢，搖身成為萬千文藝青年的度假勝地。根據“燃财經”的文章報道，每年有近40萬人來阿那亞打卡，社區服務商業運營獲得高達5億元營業額，人均消費達到1250元。而在今年端午期間，阿那亞的住宿價格一度上漲到一晚7000元的天價。

另一方面，人們對于浪漫化鄉村的批判又傾向于放大鄉村社會落後、殘酷與暴力的一面。這也導緻鄉村社會被進一步本質化與神秘化。這在曾經的爆款文章《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中可見一斑。

某種意義上，上述兩種有關鄉村生活的叙事正是城市化與現代化的必然結果。羅雅琳曾在《上升的大地》做過系統論述。她将近年來各類返鄉叙事總結為“鄉愁”與“鄉怨”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梁鴻、黃燈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還鄉日記”。它們聚焦鄉村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人事浮沉，哀悼物是人非，同時憤恨現代性暴力對鄉村的摧毀性影響。另一種則是以各類“防親戚”“春節回家自救”為代表的“鄉怨”模式。它們所表達的是年輕人在接受現代生活的價值觀之後，不得不面對來自鄉土社會的故有沉積。

彩虹合唱團的《春節自救指南》視頻截圖。

圍繞當下關于年輕人離開城市、回歸鄉村的探讨，往往也被上述批判話語所主導：對鄉村的浪漫化想象折射了城市中産階層的自我意淫，遮蔽了農村社會的殘酷現實……但事實是，不同人的經曆各不相同，普遍性的批判話語并不能概括真實的狀況。

兩波浪潮：從逃離北上廣，到無盡的奧德賽

當代年輕人對離開城市、回歸鄉村的渴望，不隻是近來才有。早在2010年，“逃離北上廣”入選當年的“十大房地産熱詞”。也是在那一年，中國社會剛經曆完第一輪城市化浪潮，一線城市的房價物價節節攀升。不少在一線打拼的年輕人（當時也被稱為“蟻族”）第一次動了離開的念頭。

據當時的數據統計，北京市當年房價同比增長42%。一份金融機構出具的《2003-2011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走勢》報告給了我們更為精确的對比數據：2003年，北京樓市商品住宅的成交均價為4456元/平米，到了2011年，北京樓市商品住宅的成交均價是21929元/平米。

電視劇《蝸居》（2009）劇照。

面對買房無望的現實，“選擇留在北上廣，被擠得像沙丁魚，還是選擇在老家當鹹魚”成為當年橫亘在許多年輕人心中的疑問與抉擇。社交媒體上展開了一場關于“大城床vs小城房”的激辯。兩方的論點在今天看來可能沒什麼新鮮，前者強調城市生活的開放、多元以及相對公平的機會通道，後者直指“城市病”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例如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競争激烈等。

随着媒體對這批年輕人的追蹤報道，人們逐漸發現，逃，是逃不回去的。城市文明的洗練，洗去的不僅是鄉音，更是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此意義上，城市生活雖有千般不好，但故鄉封閉的熟人社會更是一片狹窄水域，是一張不再融得進去的人情網絡。

在《南方周末》發布的“逃離北上廣”專題中，文章作者這樣寫道：“逃離大城市的壓力後，他們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與固化。在他們對城市做出選擇的背面，是城市對他們的選擇——北上廣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絕這批經濟上以及心靈上，均處于無根狀态的人。這些年輕人左右為難的旅程背後，是幾乎一代普通青年艱難安放的前途與希望。”

電影《山河故人》劇照。

随後幾年，“逃離北上廣”的聲音逐漸被“逃回北上廣”所取代。其間的代表性文章包括何三畏的《北京，難以離開》以及《南方人物周刊》上刊登的《北上廣，逃離還是逃回？》。後者講述了幾位從大城市回到故鄉的年輕人，最終發現自己成了故鄉的“異鄉人”：一位曾在上海從事IT工作的年輕人回到家鄉，躺進“體制”，發現安穩生活的背面是“人脈與後台”；另一位回到家鄉開起網店的年輕人雖然擺脫了“關系”的依賴，卻仍然受困于故鄉匮乏的文化生活與有限的消費選擇。

如今回過頭看，當時這撥“逃離北上廣”的年輕人所面臨的困窘，是在城鄉不斷遷徙中，既無法在大城市裡安身立命，又無法落腳故鄉的飄零狀态。這也是生長于城市化浪潮的一代所注定要面對的命運。

十年過去了，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了幾乎每一寸的土地。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中國城市化率首次突破了60%。鄉村社會在其間幾經浮沉輾轉。随着人口不斷外流到城市，鄉村從曾經相對封閉的熟人社會，轉變成為不少學者口中的半熟人社會。這也意味着人情面子、血親情誼的交往規則發生了松動。但與此同時，城市化的發展在地區之間又是極為不平衡的。長三角地區普遍現代化程度高，而原本占據競争優勢的傳統工業城市（例如東三省）卻逐漸失語，人口流失的現象日益嚴重。

電影《鋼的琴》劇照。

與此同時，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返鄉潮呈現出更為流動和多元的樣态。與十年前普遍返回到故鄉的做法不同，這一回，年輕人的返鄉選擇開始更為多樣，甚至并不局限于傳統意義的鄉鎮，而是包括一些欠發達地區。

我們由此看到了兩種類型的“返鄉”：一類是以“隐居吧”為代表的普通年輕人，他們大都出身寒微，懷揣城市夢，輾轉多份工作（或者打過許多份工）後，選擇到經濟欠發達地區買/租一套廉價房蝸居，過着閉門不出的蟄居式生活。前不久，“先生制造”的一篇《失落的年輕人：請向我推薦一個地方隐居》文章就報道了“隐居吧”中一位名叫楊明威的隐居故事。楊明威出生于江西上饒，隐居之前，他曾在上海、北京等多個城市漂泊打工，做過保安、建築工、裝修工、淘寶客服、遊戲代練。十年的城漂生活所換來的是一小筆積蓄和慘淡的未來。去年冬天，他來到河南鶴壁，以三萬七千元的價格買到了當地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自此過上了一周隻出一次門的隐居生活。

另一類是以“夏冰雹”為代表的城市中産青年，他們普遍擁有高等學曆，也曾在一線城市有着一份不錯的白領工作，他們的離開更多是一種主動的選擇，目的地也多為浙江、雲南等相對發達開放的村鎮地區。對于這些人來說，離開城市、回到鄉村并非因為過不下去，而是一種文化或生活方式的選擇。

隻是，無論是哪種，與十年前相比，今天年輕人所面臨的抉擇依舊是艱難的。這種難，在于無論去到哪裡，好擺脫的是外在的物質環境，難擺脫的是一整套與“效率”“成功”有關的社會價值系統與缺位的社會保障網絡。于是，哪怕夏冰雹跑到了浙江的鄉野，她的生活依舊不是真正的低欲望。在山水草木之間，她的中産夢顯得醒目而刺眼。而楊明威跑到了河南鶴壁，卻終究在一場罕見水災過後發現，這裡也并非超然世外。

“返鄉”，何以可能？

自古至今，做一個幸福的人似乎都與歸田園居有關。古有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逍遙自在，今有被挪用為營銷話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撇開當下關于“返鄉”叙事的種種争議與現實窘境，我們看到更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像前文“夏冰雹”這樣主動選擇離開城市，重新尋找栖息地的年輕人正變得越來越多。而類似楊明威這樣的蟄居現象，也引發不少國内外學者的關注。

學界就此提出過“逆城市化”的概念。“逆城市化”當然是一個舶來品。最早由美國地理學家波恩提出。他認為，“逆城市化”的出現，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城市功能自我優化、減輕空間壓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沖動”。

電影《美國甜心》劇照。

學者張慧在《中産階層逆城市化的移民現象——以大理為例》的論文中爬梳了“逆城市化”概念的曆史脈絡。她指出，“逆城市化”首先出現于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上世紀70年代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70%，大城市人口開始停止增長甚至減少，人口和其他資源逐漸流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圍的郊區小城鎮。

她在書中以大理新移民為研究對象，探究大理“逆城市化”發展的路徑與模式。她首先肯定了這種逆城市化生活方式作為解決“城市病”的有效性，同時她也承認當下“未飽先變”的逆城市化發展會給當地居民與生态帶來負面影響。後者也是城市中産下鄉長期遭受的诟病之一。

張慧未曾提及的，或許是“返鄉”渴望背後更為複雜的精神訴求：它不僅關于人們對現代城市生活的不滿，或是一種普遍性的失落，它更是關于在一個不允許失敗的環境裡，一部人年輕人試圖尋找一個出路、一份可能。

隻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返鄉”的可能與否，并不取決于你身處哪裡，更在于你是否有足夠的勇氣跳出現有的價值體系，重新探索與創造一種也許會失敗的生活。在此意義上，“返鄉”尋求的更是一種精神性的突圍。如果一百年前娜拉留給我們的遺産是“出走”，出走之後該怎麼辦或許是橫亘在每一個“返鄉”人面前的時代命題。

作者 | 青青子

編輯 | 王青、張婷、羅東

校對 | 賈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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