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寶應城不大，大新橋四岔路口東南角上的郵局離我家不遠，我小時候經常和幾個小夥在郵局門口一起玩彈球拍洋畫，常常看到郵局大門口有位看上去像先生，帶着眼鏡靜靜地看書，就是那種很舊的藍皮線裝書。

寶應城人基本上都知道，這位先生名叫鮑立齋，除雨雪天外，他每天在此設攤，一桌二櫈。桌面上有一“書信代寫處”木牌，一瓶墨水，兩枝筆插在筆筒内，一根厚實雜木尺作壓紙之用。鮑立齋歲月風霜染了雙鬓，一手楷書字體足顯書法底蘊，一副眼鏡架在瘦削鼻梁上。鮑立齋代筆方式分兩種，一種是客人具備口頭表達能力，由客人口述，他一句不誤地照錄；另一種客戶基本不具備準确叙事能力，客人唠叨出想要傳達的意思，組織文字全憑他的“捉刀”。他喜歡套用尺牍中半文不白的謙辭，如開頭是“敬啟者，見字如面”，結尾則是“餘容後禀，善自珍攝”等，千篇一律，每封信都用得上。信寫完，他把全文讀給顧客聽，客人聽出遺漏的内容，可以要求逐一添上，有求必應。其收益不過蠅頭小利。

過去，雖然經過了掃盲運動，但仍有許多人是文盲，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那真是大字不識一個，所以這些女性是鮑立齋的最大客源。每當顧客來了他便讓客人坐在櫈子上，近距離的直面相對而坐，邊問邊寫有點促膝相談的意思。人家口述，他耐心傾聽，溫和詢問，歸納精練，化繁為簡，适時解勸，言語寬慰，曉之以理，寫完之後再和聲細語的口述一遍讓人家聽清内容。如無任何問題在信封上寫上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交給人家後收取一份薄禮。

代寫書信人的文墨，整起那些雞毛蒜皮的老百姓家書就輕駕熟，代寫書信的人不光具備一定的文字功底，還得思路清晰拿捏要領。什麼三親六眷，家長裡短雞零狗碎的一大堆瑣事，都要理順搞清。來寫信的人，幾乎都是目不識丁的“睜眼瞎”，特别是那些年紀大的常常是唠唠叨叨繞來繞去半天也未能把事情緣由、主次說清楚，還得靠代寫書信人耐心傾聽梳理後再用文字表達清楚。要說那潤筆的勞務費是低廉的，當時代寫一封信收費二角錢，其中包括八分錢是郵票錢(郵資在那時外埠八分、本市四分)，兩分錢用于買信箋信封，淨賺一角錢，生意好時每天可寫六、七封，要指望這來養家糊口可有點勉強也隻能貼補貼補家用，但代寫書信這一行總比在家糊火柴盒、揀豬鬃等外加工要擅長許多，否則就不會天天苦守攤子了。

在電話沒有普及，網絡也沒影兒的時代，而“代寫書信”則成了中介的角色，成為信息轉換的一個平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尤其是為那些在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期間，不少人因缺吃挨餓不得已向在外的親友求援，急需寄些錢和糧票來解燃眉之急；以及家人病危盼親人速歸等代寫的書信都是至關重要的。另外還有請親朋好友、同鄉熟人順道捎口信或打長途、發電報等方式，不過前者過于簡單，具體情況又說不清楚，有時準确性也存疑，後者不但貴得讓老百姓消費不起，發電報按字數（一個字三分錢，連對方的地址都得計價），而且操作起來極為不便，所以不到萬不得已、十萬火急一般不會打長途、發電報。還是書信來往來得親切可信。

寫信在那個年代是一種時髦，也是一種有感情、有寄托的标志，是遊子與家鄉親人之間的感情連線。書信，是讓彼此了解心靈的物件，讓多少人感受到親人悲歡。而對于那些深愛自己親人的人來說，認識起碼的常用字，看到親人的心靈，對親人來說太重要了。那時識字的人畢竟很少，在稍微大點的縣城裡，都會出現“代寫書信”的先生。說起來代客寫信的人也算是文化人，有的肚子裡墨水并不淺。代寫書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行當，曾是紅火一時的行業。代寫書信的是中國社會發展和通訊方式的一個活化石，一封書信承載的意義和銜接的情感，未經曆過的人也許真的難以體會。

如今，互聯網等高新技術的出現使書信處于衰落，電話短信、微信、QQ等更為便捷、直接的現代化方式，使得人們越來越不願意去使用書信的聯絡方式，郵票也逐漸變得陌生，電報也退出了曆史舞台。随着時代的變遷教育的普及，科技的進步，代寫書信難覓蹤影，而如今紙質書信已是難得一見了，逐漸淡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代寫書信行業悄然退場，已成為一個消失的老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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