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

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第一次到中國是1924年，他在中國演說，遭到急進分子的攻擊，據胡适回憶：

有一次他在真光戲園演講，主持的人要我做主席，要我介紹他，并勸告大家尊重他老人家說話的自由。

有一天，他對我說：“你聽過我的演講，也看過我的稿子。他們說我反對科學，我每次演講不是總有幾句話特别贊歎科學嗎？”我安慰他，勸他不要煩惱、不要失望。我說，這全是分兩輕重的問題。你的演講往往富于詩意，往往側重人的精神自由，聽的人就往往不記得你說過贊美近代科學的話了。我們要對許多人說話，就無法避免一部分人的無心誤解或有意的曲解。“盡人而悅之”，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他生日的前夕，我把我的一首《回向》詩寫成一條橫幅送他做生日賀禮，我把詩的大意說給他聽。他懂得我的意思是借此詩安慰他，他要我把此詩譯做英文，寫了送給他。（《追憶泰戈爾在中國》）

胡适提到的“回向”，是“大乘佛教”裡的重要觀念。《華嚴經》有《回向品》，主張已成“菩薩道”的人，還得“回向”人間，由出世回到入世，為衆生舍身。

“回向”的先前步驟是“看破紅塵”。

“看破紅塵”：要悲觀、要淡泊、要甯靜、要出世、要感到四大皆空、要了解諸行無常，要學會哲學家巴斯噶那樣：“我認識的人愈多，我愈喜歡狗！”

紅塵看破了，是不是就跑到山林裡、古廟裡，低眉合十，整天念念有詞，了此殘生，就算完了呢？是不是人生如夢，既昭然若揭，就“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一番，就算完了呢？

不是，這樣就全錯了。

真正的解脫、真正的人生，絕不是這樣。這樣做，隻是做“自了漢”，自了漢，隻是自私的家夥。

走“大慈大悲觀世音”路線的人，他們都搞錯了。

為什麼？因為他們隻走了一半，就以為走完了全程。他們的人生與解脫目标是“涅槃”，以為消極、虛無、生存意志絕滅等，是這種路線的目标，他們全錯了。他們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這裡隻走了一半，好像火車進山洞，隻走了一半，就停了。停在半途，這種境界，就是“小乘佛教”。

相對的，開出山洞，大放光明，才是“大乘佛教”。這時候，有了“梵”、有了“大我”、有了“真如”、有了“法身”，人生開始活潑潑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對；不是舍棄，而是争取；不是出世，而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

佛殿“度一切苦厄”匾額

從出世以後，再回到入世，就是從“看破紅塵”以後，再回到紅塵，這時候，這種境界的高人，真所謂“目中有色，心中無色”。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進退疾徐，從容無比，這就是真的高。做不到這種“出”“入”境界，就跟這種境界有出入，就是假的高。

中國偉大的特立獨行者，大丈夫王安石，曾寫過一首七絕小詩——《夢》：

知世如夢無所求，

無所求心普空寂。

還似夢中随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這是多麼高的境界！我把它譯成白話——

人生如夢，有什麼好追求的呢？

什麼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

可是，就在一個夢到另一個夢裡，

我為人間，留下數不清的功德。

這種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這種先出世再人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們都是“死去活來”的人。人到了這種火候，就是菩薩。

所有的菩薩都要“回向”，都要以“回向”做他下半生的去向，在這種欲去又回的決定中，已成“菩薩道”的人，也有他們痛苦的選擇、也有他們矛盾的試煉，但在最後，他們都能像使徒保羅一樣，完成選擇，通過試煉，不再動搖。

佛祖釋迦牟尼割肉喂虎

胡适寫《回向》，就是寫這一情境的，全文是——

他從大風雨裡過來，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隻有和平、隻有美，沒有壓迫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着山腳下，想着他風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雲遮着的村子裡，忍受那風雨的沉暗。

他舍不得離開他們，他又讨厭那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哩！” 他在山上自言自語。

瞧啊，他終于下山來了，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它下雨下雹！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這詩作于1922年10月20日，1924年5月8日寫給泰戈爾，中文部分的一條橫幅，糜文開譯泰戈爾《頌歌集》的“跋”裡曾提到：“我在印度國際大學時曾看到胡适之先生在泰翁六十四歲生日送給他的祝壽詩，題名《回向》，就是贊美他回向民間的。”這種贊美，對回到民間、抵抗強權的泰戈爾說來，可真當之無愧。

1981年7月17日

本文節選自《君子愛人以色》李敖著

原文标題《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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