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朝，即農曆正月初一，也稱為歲旦。“清供”，廣義上指的是陳設和觀賞清雅的物品，如南宋人士林洪曾著有《山家清供》，将山間蔬果等食材的采摘、烹饪、保存乃至食療藥效等事娓娓道來。以歲朝為主題的繪畫涉及花鳥、人物和山水三大畫科，“歲朝清供”應屬從花鳥衍生的畫題，呈現的是時令花木蔬果、雅玩器皿和各類與歲朝有關的吉祥物象。

一、歲朝供物的源生

最初的歲朝供物，可能與元日食用的“五辛盤”有關。《荊楚歲時記》載：“元日，……進屠蘇酒，下五辛盤。”屠蘇酒又稱椒酒，五辛盤就是五種菜肴的組合。注雲：“五辛所以發五藏之氣，即大蒜、小蒜、韭菜、雲苔、胡荽是也。”可能以氣味濃郁芬芳之飲食來祛除和預防疾病。如杜甫（712—770）《杜位宅守歲》：“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汪元量（1241—1317後）《幽州除夜》中有：“壺傾卯酒杯浮栗，廚出辛盤饤簇花。”至宋時，“五辛盤”逐漸與民俗中立春享用的“春盤”混同起來，呈現出多彩的觀賞特色。司馬光（1019—1086）《春帖子詞·皇後閣其四》：“玉盤翠苣映紅蓼”。韓維（1017—1098）《春帖子詞·皇後閣其四》“紫蘭紅蓼簇春盤。”範成大（1126—1193）《立春大雪招親友共春盤坐上作》：“菘甲剪翠羽，韭黃截金钗。”菘即為白菜。楊萬裡（1127—1206）《郡中送春盤》：“韭芽卷黃苣舒紫”。都表明春盤鮮豔的色澤。為了裝飾春盤，宮廷中甚至将菜加以染色，《歲時廣記》卷八引《皇朝歲時雜記》：“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盤并酒賜近臣。盤中生菜，染蘿蔔為之裝飾，置奁中。”這些載錄都表明了“春盤”或“辛盤”并非僅為食材，亦有觀賞之趣，而酒器、白菜和蘿蔔等物象也常出現在後世的“歲朝清供”圖像中。

與此同時，由于理學的興盛和文人品位的情趣，宋時節令賞花的習俗也大為興盛。《夢梁錄》載：“四時有撲戴朵花，亦有買成窠時花、插瓶把花，柏桂、羅漢葉。春撲戴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撲金燈花……秋則撲茉莉……冬則撲木春花。”南宋張镃（1153—1221）在《賞心樂事》中載錄了一年十二月觀賞的不同花木景緻，以一篇盡述歲時之趣。雖然在《宣和畫譜》、《圖畫見聞志》、《畫繼》以及《圖繪寶鑒》等宋元畫史文獻中沒有關于“歲朝清供圖”的記載，但宋畫中出現了一些以單獨的瓶花或盆花為創作主體的作品。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南宋李嵩（1166—1243）的《花籃圖》，可以看作是宋時“歲時賞花”的代表畫作，其上有款“李嵩畫”。藤籃中滿盛早春花卉，有紅山茶、綠萼梅、水仙、臘梅和瑞香。其中山茶是主花，綠萼梅則是宮廷中的名品，如陳著（1214—1297）《綠萼梅歌》：“君不見宣和艮嶽綠萼梅，百花魁中此為魁。”這頁《花籃圖》是四時花冊頁中的“冬花”，另有“春花”和“夏花”冊頁傳世，可見并非專為歲朝所作。但宋人寫生狀物，四時的花卉種類分明确切，不相混雜。

南宋，李嵩，《花籃圖》，絹本設色，冊頁， 26.1X26.3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件被歸于趙昌（11世紀）名下的《歲朝圖》，畫湖石和茂密的山茶、水仙、梅花和長春花，花卉之下再用石青填底，顯得富麗多采。其構圖特殊，畫面不留空地，極具裝飾的效果。北宋郭若虛（生卒年不詳）的《圖畫見聞志》卷六中提及，南唐宮廷中有被稱為“鋪殿花”的畫作，為宮院挂設之具，畫叢豔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另位置端莊，骈羅整肅，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态。而此幅作品的構圖命意似乎正與之相吻合。但該畫雖有“臣昌”款兩處，但并非其原作，時代也晚于趙昌，之所以被認為是“歲朝圖”，可能是因為畫中的主花采用了歲朝時令的水仙與山茶。

傳北宋，趙昌，《歲朝圖》，絹本設色，軸，103.8x51.2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對四時花卉的繪制在宋以後得以延續，歲朝早春是其中的重要母題。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宋缂絲歲朝花鳥》，采用墨筆和紋理融合的方式，織出梅花、山茶和水仙。一對鸲鹆相互鳴唱，兩隻雉雞雙雙依偎。《元繡先春四喜》，在藍色地绫上五彩繡梅花、水仙、山茶、二對喜鵲等，盡顯早春時節的歡快欣悅。由此，從史料和實物兩方面來看，“歲朝清供”的緣起，是元日前後可觀，可品與可賞的時令物象。

宋代，《宋缂絲歲朝花鳥》，絹本設色，166.5X71.5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元代，《元繡先春四喜》，藍绫本設色，86.8X46.2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歲朝清供圖的興盛

一般認為，“歲朝清供”這一畫題自明代晚期開始出現。然從明人的載錄來看，專門的“歲朝清供”還并未成為歲朝圖畫的主流。如清代孫原湘（1760—1829）在《天真閣集》卷三十詩中記載有元人本《鐘馗歲朝圖》，“餓嚼梅花香蘊籍”。明代劉若愚（1584—不詳）《酌中志》：“正月初一正旦節……（歲暮）門旁植桃符版，将軍炭，貼門神。室内懸挂福神、鬼判、鐘馗等畫。”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懸畫月令》：“歲朝宜宋畫福神及古名賢像。……正、二月宜春遊，仕女、梅、杏、山茶、玉蘭、桃、李之屬。” 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歲朝圖中已融入了“清供”的畫題。明憲宗朱見深（1447—1487）曾禦筆繪制《歲朝佳兆圖》，并有諧音“柏柿如意”禦題詩一首：“一脈春回暖氣随，風雲萬裡值明時。畫圖今日來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畫鐘馗帶一小鬼，鐘馗手持如意，小鬼高擎盛滿松柏和柿子的大盤，正在踏腳行進，其上又一蝙蝠飛舞。雖是人物畫，然畫中的松柏、柿子、如意和蝙蝠卻在“歲朝清供”中是常見之物。

明代，朱見深，《歲朝佳兆圖》，紙本設色，59.7X35.5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早期的“歲朝清供”，被稱為“歲兆圖”。清初孔尚任（1648—1718）的《節序同風錄》雲：“卧帳懸八吉祥小事件或帶身邊汗巾上，又畫各色花果器物吉祥名曰歲兆圖。”由此可見，這些吉祥花卉，蔬果，器物等，實際取其吉“兆”。清初大臣張溥（1602—1641）也有《題歲兆圖》：“璘玢竹實綴璚英，佛國花開爾許明。誰貌冰姿伴髯叟，卻教老子頓移情。”從詩意來看，有梅花、竹子和山茶等花種。而前述明憲宗的《歲朝佳兆圖》，其中的“歲兆”正是“柏柿如意”。

雍正時期女畫家陳書（1660—1736）所繪制的《歲朝麗景》，畫面右上方有款書：“雍正乙卯（1735）新春。上元弟子陳書畫于來青小墅。時年七十有六。”钤印“陳書”朱文連珠印。畫中臘梅、山茶。南天竹、水仙，經過整形修剪，按照高低比例栽種于天藍釉瓷盆中，并配有湖石。其下放置百合、柿子、蘋果、靈芝、橄榄，寓意“百事如意”。花卉蔬果都是冬令時物，顯現出濃郁的歲朝氣息。

清代，陳書，《歲朝麗景》，軸，絹本設色，96.8X47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繪制“歲朝清供圖”的風氣，在乾隆時期最為興盛。據曹可婧在其碩士論文中的統計，清高宗弘曆（1711—1799）自乾隆十六年（1751）起，幾乎每年都畫《禦筆歲朝圖》，僅少數幾年偶有間斷。這或與乾隆曾題跋趙昌款的《歲朝圖》和蕫祥款的《歲朝圖》，并在乾隆十七年（1752）仿畫了後者有關。他在1760年作《高宗純皇帝禦筆仿宋人歲朝圖》：“禦筆畫如意、柿、百合、瓶中浸柏枝，并書壬申元日詩。”畫後題跋：“壬申元日試筆一律，并仿宋人歲朝圖意。”

除此之外，乾隆也采用禦筆《歲朝清供圖》來紀念和祈願國家大事，正如其曾經言道：“予向來吟詠不為風雲雨露之辭，每有關政典之大者，必有詩紀事，即遊藝拈毫亦于小中見大。”如《弘曆禦筆丙子歲朝圖》，作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是年弘曆四十五歲。詩塘上題“同風”二字，畫中繪有瓶、竹、靈芝、蘿蔔、“新春大吉”條幡，運筆墨色濃淡間頗有意趣，題詩曰：

歲紀重開子，星杓又指寅，天涯息征戰，歌舞太平春。

烏孫歸去各封汗，協紀明時命五官，訛正從前珠露海，條風翹首向東看。

乾隆的《禦制詩二集》卷六十中收有這兩首詩，而在“訛正從前珠露海”一句後有作者自注：“蒙古推步家謂之‘珠露海’，準噶爾舊有之，茲以歸我版圖，命何國宗等挈儀器往測晷度，注之憲書，以示同文。”其深意在于銘記平定準噶爾叛亂、重新測定疆土版圖并記之于國典的帝王功業。

清代，弘曆，禦筆丙子歲朝圖，軸，紙本墨筆，90X50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方面，“歲朝清供”的畫題相比山水、人物畫更易于繪制，可工筆也可逸筆，是宮廷畫家、宗室畫家、詞臣畫家都能參與創作的圖繪，還能制成工藝品觀賞，也是在宮廷中得以興盛的原因之一。

我們從乾隆的宮廷畫家金庭标（活動于18世紀）所畫的《畫曹大家授書圖》中，可以見到“歲朝清供圖”在室内得以張挂。該畫以東漢才女班昭為主題,描繪她在宮苑小閣裡教學的情景。畫中有一冰裂紋白瓷花瓶，其中插有萬年青、梅花、山茶。其後放置水仙湖石一盆，并有柿子與靈芝。并有款書“臣金庭标恭繪”，钤印“臣金庭标”白文方印。畫中的其他位置，還有窗外的臘梅和南天竹，棕榈，室内的牡丹、水仙湖石、籃中的山茶和柏葉。這些節令蔬果植物，都是冬日歲朝之所見。再如《清宮十二月令圖》中的十二月，靠牆案桌上有一件瓷器仿青銅尊的花瓶，其中插有大枝梅花與天竺，應為清供現場景緻。

清代，金庭标，《畫曹大家授書圖》，軸，紙本設色，90.5X90.1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畫曹大家授書圖》中的《歲朝清供圖》

乾隆時期的詞臣鄒一桂（1686—1772）所作的《畫盎然生意》，圖繪的是仿古銅盆内平鋪小碎石，植栽棕榈、文竹與湖石，旁邊配有仿哥窯花瓶，内插山礬和迎春花，旁有萬字錦春結飾，具有“萬福集聚”的涵義。鄒一桂在《小山畫譜》中談到花卉畫法時提到須“知天”，即關注節令。“又以水墨為雅，以脂粉為俗，二者所見略同。不知畫固有濃脂豔粉，而不傷于雅；淡墨數筆而無解于俗者。”正如畫作中既繪制歲朝之喜，卻又不失清雅之風。而宗室畫家，乾隆之孫綿億（1764—1815）的《繪宜春呈瑞》中，有月季、梅花、松、竹插在小口筒式的青釉瓶中，旁邊有水仙、百合、玉磬、柿子、如意，象征“平安吉慶，百事如意”。款書“臣綿億恭繪”，并有嘉慶皇帝颙琰（1760—1820）的禦題詩：“吉語拈題應歲朝，玉梅香色筆端描。淩波斜倚春先報，百合清平鳳律調。嘉慶壬戌（1802）新正禦題。” 綿億另有一件名為《太平春色》的“歲朝清供”畫，與《繪宜春呈瑞》構圖類似，有嘉慶癸亥（1803）禦題。

清代，鄒一桂，《畫盎春生意》，軸，紙本設色，42.2X74.5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綿億，《繪宜春呈瑞》，軸，紙本設色，84.4X35.7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缂絲歲朝圖》，在葫蘆造型内設計歲朝清供圖，以古器物加上花卉組合而成。敞口仿古銅器方觚造型的青瓷花瓶，内插梅花、茶花、天竺，左側另有水仙盆栽，并配置爆竹，以及出現了一隻撿起瓜子的松鼠，一派濃郁的新春畫意。上方則有乾隆、嘉慶朝的詞臣姜晟（1730—1810）書寫禦制詩文一首，并用藍色缂絲制作。曰：“繪圖吉語葉開年，雅吟風流喻别傳。婀娜茶紅報春麗，郁芬梅白飏風鮮。瓷瓶插處間天竺，石盎植來惟水仙。匹鼠探壺試五技，卻傾瓜種兆綿綿。禦制歲朝圖詩。臣姜晟敬書。”祈願的内容除了新春節令之外，還有子孫綿長。

清代，無款，《乾隆缂絲歲朝圖》，軸，缂絲，64X43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三、清供雅器的呈現

觀賞歲朝清供圖，除了時令供物之外，另一旨趣是器物的陳設。在古雅器物中插花的風氣，最初也是起自宋代。北宋神宗時代（1048—1085）薛紹彭的《元章召飯貼》的花箋上，便出現了青銅輔首銜環尊，其中插有梅花數枝。再如宋人杜良臣（生卒年不詳）的《緻中一哥新恩中除賢弟尺牍》的花箋上，則是插有蘭花的琮式瓶。南宋趙希鹄（1170—1242）《洞天清錄·古鐘鼎彜器辯》中提到：“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可見宋人喜愛古雅的花器已經蔚然成風。

宋，薛紹彭，《元章召飯帖》，紙本，28.1×38.4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杜良臣，《緻中一哥新恩中除賢弟尺牍》，紙本，25.7×36.3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的文人審美延續和複興了宋人的趣味。如文震亨認為置瓶應“春冬用銅，秋夏用瓷。” 高濂（生卒年不詳）曾言道：“大古尊罍”适合擺放“堂中插花”。晚明陳洪绶（1598—1652）名下的《清供圖》，其中的玉杯形狀，與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晚明螭把玉盃頗為相似，是當時流行的清供器物。張宏（1577—1652後）的《歲朝圖》中出現了青銅觚、銅炭盆、提梁卣等古器，是他除夕摹友人的收藏而成。另有一件傳成化年間（1465—1487）畫家陶成所作，款為“嘉靖壬申雲湖仙人漫筆”（嘉靖朝無壬申年）的《歲朝圖》，也出現了炭盆和提梁卣，還有一爵，一銅罍和撥火箸，罍中插柏枝、水仙、老梅、山茶和靈芝，時代應為明末或其後。

明代，陳洪绶，《清供圖》，藏地不詳。

明晚期，玉盃，高3.7厘米，盃徑7.3厘米，最寬8.7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張宏，《歲朝圖》，軸，紙本設色，94X71.3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傳明代，陶成，《歲朝圖》，軸，紙本設色，238X60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人們在“歲朝清供”畫中時常能觀賞到宮廷的内造器物，傳為元人的《豐登報喜圖》就是一例。畫中一件镂空的雙層玲珑轉心套瓶内，插着白梅、天竹，花間懸挂香囊、玉磬。黑漆彩繪幾架上置有銅香爐，琺琅瓶内則有香箸，另有玉蘭花插一件。前方果盤盛滿百合、柿子、蘋果、佛手，旁置柏枝與柿、靈芝與細頸玻璃瓶，運用同音和諧音，表達“百事平安，福氣吉祥”之意，可能是清代中晚期宮廷畫家所作。該畫對器物的表現精細程度超過了花卉果蔬，顯出一派宮廷富貴氣象。另乾隆時期畫家蕫诰（1740—1818）曾畫《碧桃金魚》，其中有碧桃、爆竹、金魚、爐、盒和石榴瓶，意為多子多福，歲歲平安，金玉滿堂。在畫面右下角也出現了玉蘭花插，可見是當時流行的宮廷供器。

傳元人，《登豐報喜圖》，軸，絹本設色，99.9X63.5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青玉玉蘭花插，18世紀後半葉，高22.3厘米，寬13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蕫诰，《碧桃金魚》，冊頁，紙本設色，11.9X16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部分“歲朝清供”畫題，在注重表現雅緻器物和吉祥詩意之時，逐漸脫離了節令意義，畫面中除了應時花卉蔬果外，也混入了其他的吉祥物象。

陳書的另一件《歲朝吉祥如意》，作于雍正乙卯（1735）新春上元節。畫中有一孔雀藍釉行龍長頸瓶，其中插有紅梅、茶花，旁邊擺放了柿子、石榴、桃子、靈芝、佛手及桃花，呈現春暖花開的景象，也有事事如意，福壽雙全的涵義。但石榴和桃子都并非節令水果，當于乾隆禦筆歲朝圖中的牡丹一樣，為襯托歡樂豐富場面所畫。款書：“新春如意事事吉祥，雍正乙卯上元日，南樓七十有六老人陳書。”在詩塘上有姚文田（1758—1827）書寫嘉慶皇帝的禦制詩：“天開周甲歲庚辰，梅蕊舒香庶彙新。如意從心符事事，吉祥順序溥長春。庚辰（1820）新正禦題陳書歲朝圖敕敬書、臣姚文田奉。”畫中的青瓷瓶，與清宮所藏的乾隆時期青瓷瓶頗為相似。該瓶器身雲龍盤繞，蝙蝠穿梭期間，是清代流行的器物。

清代，陳書，《歲朝吉祥如意》，軸，紙本設色，108.3X49.7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乾隆時期，景德鎮窯，青瓷雲龍紋瓶，高27.9厘米，口徑3.1厘米，底徑8.0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再如清宮所藏多寶格的盒蓋，蓋面用各類寶石、牙、木等百寶鑲嵌而成一幅《歲朝圖》，前景為玉磬、蘋果、葡萄、石榴。中景陳設葫蘆瓶，裝飾大吉二字。瓶的左側有魚缸，其後有柏枝。畫面為追求花團錦簇的視效，加入了葡萄和石榴，二者均有多子的吉祥涵義。

清代，嵌玉石博古圖八方漆盒（盒蓋），18,19世紀，寬39.5厘米，盒高11.1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宮廷的器皿固然華美精巧，然在文人手中的“歲朝清供”，便脫離了宮廷的富貴氣象，顯出深邃而有逸氣的文化意蘊。吳昌碩（1844—1927）在1929年所作的《歲朝清供圖》，畫中有全形拓的陶陵鼎和蓋，并添加墨筆設色的臘梅、牡丹和佛手，古樸的全形拓襯托着淋漓的折枝花，别有一番韻緻。自題曰：“焦山漢鼎镌雲雷，斑斓古玉生玫瑰。歲朝供養好風物，濁醪滿酌春初回。一鬥一斤誰鑄艁，陶陵共廚字仍好。文選樓頭跳劫灰，赢得摩娑伴清曉。戊申四月，吳俊卿。”钤印：“安吉吳俊章（白）”“古鄣（白）”。吳昌碩曾在《缶廬别存》卷一中言道：“己醜（1889）除夕，閉門守歲，呵凍作畫自娛。凡歲朝圖多畫牡丹，以富貴名也。予窮居海上，一官如虱，富貴花必不相稱，故寫梅取有出世姿，寫菊取有傲霜骨，讀書短檠，我家長物也，此是缶廬中冷淡生活。” 可見其早年不愛牡丹之榮華，晚年的他更為疏朗通達，作“歲朝清供”不拘于時，以富麗的牡丹配斑駁的古器，更襯托出吉光片羽的典雅華章。

吳昌碩，《歲朝圖》，1929。

吳昌碩以全形拓為器添畫成的“歲朝清供圖”不止一件，大都不囿于節令物象。如其曾曰：“友人贈周奪敦全形拓本，自補菊花水仙，作歲朝圖，好古癖深，亦不自覺酸寒是也。”并題詩一首：“周敦離奇奪字标，破經秦火幾回燒。保殘守缺尋常事，難得秋華賞歲朝。”秋華便指菊花，孤标傲世，潔身自好，“秋華賞歲朝”則喻“春秋”變遷之意，此時的“歲朝清供”早已不囿于傳統的祈願與吉兆，而是更為端雅的曆史見證。

“歲朝清供”從宋元時代的節令畫題，到清代盛行的清供圖，整體而言多以冬季花卉為主，兼有觀賞、飲食和吉祥寓意之功能，為元日增添喜慶延綿的氣氛，渲染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僅有美好的祈願，或還不足以實現理想，人們更需要的是堅韌奮發的志願。元日後第七日，便是人日，杜甫在《人日》詩中談到了将祈願與志願聯結的新年：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随酒，勝裡金花巧耐寒。

佩劍沖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參考文獻：

張曉紅撰：《蓼茸蒿筍試春盤：以宋代為中心》，《文史知識》2011年第2期。

曹可婧撰：《乾隆朝宮廷“歲朝清供圖”研究》，中央美術學院2017年碩士論文。

孟晖撰：《歲朝圖裡看乾隆》，《紫禁城》2001年第5期。

《百卉清供：瓶花與盆景畫特展》，台北故宮博物院2018年版。

《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3年版。

（作者系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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