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殷墟是出土甲骨文的地方。根據目前出土的甲骨，可以得知甲骨文大緻記錄了以下内容：

1.事件/行為：1）祭祀（對象、行為）、戰争、田獵；2）生産（省田、逆呂）；3）生活（分娩、大食、小食、翻車）；4）占蔔、祝禱。

2.方國：例如蜀、雀、沚等。

3.天象：例如風、雨、雷、電等。

4.旬夕（紀時）：例如甲午、己醜等。

5.人物：例如國王、臣宰、貞人、衆、婦好、子畫等。

6.事物：例如河流、疾病（齒疾）、夢魇等。

7.器物：例如鬲、爵、舟、車、呂、示等。8.動物：例如龍、虎、羊、犬等。

甲骨文反映了商朝的社會組織

除了前文提到的甲骨文證實了商王朝與大邑商的存在，甲骨文裡還包括一些其他考古資料難以直接呈現的内容，比如商王朝的社會組織。除了極少量的銅器銘文中有“王”字，很難通過一件器物來證明“王”的存在，而大量的甲骨文上有“王”字以及“小臣”“族”“三族”“五族”“多子族”等表述，這些就可以證明商王朝的社會結構。當然，經過分析殷墟發掘的墓葬也可以看出商王朝具有等級分明的社會結構，族群現象也能在墓地中反映出來。甲骨文和考古發現共同契合、相互印證了商朝的社會結構。

考古遺迹與甲骨文反映商人的社會生産與生活

商王朝時期的橋梁以及橋上的車轍，說明商人曾經駕着馬車過橋；制陶作坊遺址呈現了商人如何燒窯、如何燒制陶器；殷墟出土的商朝陶水管，證明了商朝人的住宅或者村莊裡已經有了排水系統，陶水管把水引入下遊的水溝，水溝旁邊的作坊正好可以利用這些水。通過考古發掘，我們還發現：商朝人打井，喝井水；商朝貴族出行乘坐馬車；商朝人吃小米，甲骨文中的“禾”字、“麥”字、“黍”字、“年”字，都跟糧食有關；商朝人用青銅器煮雞肉、魚肉，可能還會煲湯，與我們今天的生活遙相呼應。

甲骨文“記錄”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場車禍

有意思的是，在甲骨文中還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場車禍記錄。甲骨文記載，國王在癸巳這一天占蔔，詢問10天之内是否有災禍，幾次占蔔的結果都不好，但國王比較執拗，在甲午這一天堅持要出門打獵。出門之後，随行臣子用來駕車的馬受驚，撞上了國王乘坐的車，結果臣子的車車軸斷了，國王的車翻車了，坐在這輛車上的王子掉了下來。通過與考古發現結合，我們了解了商朝馬車真正的結構。我們曾經根據這些資料，用三維形式給馬車建模，以動漫的形式把這場交通事故還原出來，細節包括王子的形象、馬的品種、馬如何穿繩、穿戴，那時的兵器是什麼樣子，等等。可見，甲骨文和考古發現結合起來，可以共同向我們展現商朝人生動、有趣的生活。

甲骨文體現商人的精神信仰

甲骨文中有大量關于商人祭祀的信息，包括祭祀形式、時間、祭祀對象，以及祭祀用的犧牲。舉個例子，甲骨文裡提到了“羌”和“百羌”。羌是當時的一個民族，但是甲骨文隻記錄了“羌”的存在，至于羌在哪裡？羌人如何被抓？為什麼被殺？隻有跟考古發現相結合，才能解答這些問題。根據目前的研究，羌人是商朝人從今天的陝西、甘肅一帶抓過來的。商朝人基本上生活在河南，羌人則生活在陝甘一帶，商人之所以能夠抓住并殺掉羌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商人有強大的社會組織。據甲骨文記載，商人打仗的時候分左師和右師。有了左、右兩支部隊的建制，就可以形成合圍來攻擊敵人。考古發現證實，商朝兵器是10件一捆，說明當時可能已經有小隊的概念。這樣有組織的打仗方式在當時十分先進，所以能抓到羌人。商人抓住羌人後，殺掉羌人用于殉葬或祭祀。被殺死的羌人就埋在了殷墟王陵區，而且是一排一排、一組一組地埋。他們會一次性殺掉幾十個、上百個羌人。2013年，我帶着考古隊在安陽殷墟發掘了3個坑，3個坑裡都發現了一具一具疊壓起來人骨，都沒有腦袋。然而在一些大墓的墓道裡或大墓附近，發現有10個一排、成排壘起來的頭骨，應是用作祭祀。

甲骨文是何時被創造的？

從表面上看，超過99%以上的甲骨出土在安陽殷墟，表明這些文字是生活在大邑商的商朝人刻上去的，但是商朝人刻字的時間并不等于甲骨文被創造出來的時間。甲骨文是什麼時候刻上去的？甲骨文是什麼時候造出來的？甲骨文的源頭是什麼？這些都是不同的概念。

甲骨文的發明時間很可能比商王朝更早，至于早到什麼時候，學術界争論頗多，到今天為止隻形成一個共識：甲骨文一定不是我們見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一些學者認為，甲骨文創造于仰韶文化時期，距今5000多年前；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甲骨文的創制時間可能沒那麼早，但應是在史前時期，可是檢索史前時期的考古發現資料之後，學者們意識到不管是山東龍山文化的丁公陶文，或是河南二裡頭的刻畫符号，還是仰韶時期半坡的刻畫符号，都跟甲骨文完全不同。甲骨文到底是什麼時候造出來的？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是謎。根據我和常淑敏博士最新的研究結果，甲骨文是公元前15世紀前後被批量造出來的。

我們研究甲骨文創制年代的方法，叫做“源體對征”。甲骨文中有一個概念叫“取象構形”，大量甲骨文字是通過形或形旁來構形的，這些“形”或取象于日月山川、風雲雷電、動物植物、人體器官，或取象于日常生活、社會活動、軍事行動所涉及的各類設施和器物。這種“取象構形”的規律，給了我們研究甲骨文創制年代的機會。甲骨文中大量文字取象于器物，炊器如鼎、鬲，食器如簋、豆，酒器如爵、斝，兵器如戈、钺，日常用具如床、席、車等。因為器物在考古學裡是對應年代的，一旦這些器物入字，那麼我們很可能就順勢找到了文字的年代。

以“爵”字為例，在考古發現中出土的商早期偏晚的爵（公元前15世紀前後），其特點是底部平直，而殷墟出土的爵底部是尖弧形的。這2種爵之間的年代差了200年左右，這2種爵的年代差對于我們解決甲骨文創造時間的問題很關鍵。我們對所有出現在甲骨文裡的“爵”字進行整理之後發現，不外乎5種形态和寫法，這5種寫法都映照了平底、長流的爵，也就是公元前15世紀的爵。為了證明甲骨文“爵”字取象的時間并不早于公元前15世紀，我們将甲骨文“爵”字與二裡頭出土的爵也進行了對比，并沒有發現有取象上的關聯。可見甲骨文“爵”字，反映的并非殷墟時期的爵，而是更早時期的爵，當然也不反映比商早期偏晚階段更早的二裡頭時期的爵。這就證明，甲骨文“爵”字取象于公元前15世紀的器物。殷墟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上也有“爵”字，這個字和殷墟時期的爵完全沒有相似之處，反而和商王朝早期偏晚階段的爵比較像。

爵，引自王巍主編：《中國考古學大辭典》 第42頁

商代銅鼎，尖足，引自王巍主編：《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第41頁

商代銅鼎，平足，引自《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第41頁

再舉一個例子，甲骨文“鼎”字。甲骨文中的“鼎”字一共有8種形态，将這8種形态的“鼎”字和殷墟出土的青銅鼎相比，也完全不相似。殷墟的鼎都是平足跟，但甲骨文“鼎”字底下是尖的，中間有空隙。考古中确實發現過這種鼎，它的器型比較特别，隻産生于公元前15世紀。殷墟中出土的鼎鑄造于商王朝晚期，殷墟的甲骨文、金文“鼎”字居然沒有法取這個時期鼎的外形，而法取了公元前15世紀前後的空錐足帶尖頂的鼎，這也證明甲骨文是法取于公元前15世紀前後的器物。經過我們的研究發現，今天見到的甲骨文，大多數應該是公元前15世紀前後被造出來的。

盡管如此，我們依舊認為，甲骨文之前極有可能已有文字存在，不能簡單将甲骨文創制于公元前15世紀的結論等同于漢字起源的時間。漢字的源頭可能更早，中國文字的曆史很長，甲骨文可能是商王朝人自己創制的全新文字。這批文字的出現，不等于漢字的起源，更像是發生在中國曆史上的一場漢字革命。過去有一種說法：漢字、音樂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勞動人民一起喊号子，于是有了音樂；勞動人民為了交流，于是積累産生了文字。但是根據現在的研究結果，甲骨文不像是這樣創造出來的，因為甲骨文造字的時間集中在公元前15世紀前後，而且甲骨文具有較為統一的造字規律，具有較為明顯的取象構形的方式，更像是一個人或幾個人在漢字革命中創制出來的。

一個純粹做甲骨文字研究的人，如果不懂得商代的青銅器，可能未必能探究出甲骨文的創制時間，而一個純粹做考古研究的人，即便對器物很熟悉，但是完全不懂甲骨文，也很難發現這個規律。當甲骨文與考古發掘結合起來，不僅可以發現真實、有趣的曆史，還可以有許多新鮮的發現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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