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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文獻記載，唐玄宗總共有29個女兒、30個兒子，記錄在案的後宮嫔妃則有劉華妃、趙麗妃、錢妃、皇甫德儀、武惠妃、柳婕妤、鐘美人、盧美人、陳才人、鄭才人等20人，還有一些嫔妃失傳，其中最令人感到蹊跷的就是“曹野那姬”，她可能是個胡人女子。

《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傳》：

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孕九月而育，帝惡之，诏衣羽人服。代宗以廣平王入谒，帝字呼主曰：“蟲娘，汝後可與名王在靈州請封。”下嫁蘇發。

《酉陽雜俎》卷一《忠志》：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為師娘。為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是鴉女，汝後與一名号”。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壽安焉。

這兩條史料所載内容基本相同，就是說，唐玄宗的女兒壽安公主是由“曹野那姬”生育的，曹野那姬的出身來曆沒有介紹。

宮廷女性除了皇後、貴妃等重要人物，一般均無生平記載。

但這位“曹野那姬”似乎并沒有被冊封為“嫔妃”，甚至連“美人”“才人”等低級封号都沒有，而隻是魏晉隋唐時代平常稱呼年輕貌美女性身份的“姬”。

實際上，“姬”是代表女性身份的一種稱謂。

“曹”姓是“曹國”出身的中亞粟特人，入華後改用漢姓時所經常采用的姓氏，曹國是粟特地區的一個重要國家，地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别克斯坦，其發源地在今澤拉夫善河（橫穿撒馬爾罕）以北，外文寫作Kabudhan、Gubdan，唐代史書稱其本土為“蘇對沙那”。

曹氏作為進入或居住在中國境内最常見的粟特姓氏之一，和其他“昭武九姓”一樣，有着清晰的音譯自其他語言的名字。在這方面，敦煌吐魯番文書透露出豐富的姓名信息，大大擴展了我們對“曹”姓的認識。

曹野那姬的名字無疑是漢文轉寫，曹是以曹國為姓氏的粟特人通例稱呼，“野那”二字明顯是個粟特人常見的名字，吐魯番出土的過所文書記載有曹延那（Yānakk）、曹野那（Yānakk），以及羅也那（Yānakk）。

桂林西山石室有唐代景龍三年（709）安野那（Yānakk）題名，洛陽關林石刻藝術博物館藏五級浮圖有開元三年（715）石野那（Yānakk）題記，其粟特語原意都是“最喜歡的人”。

要成為“最喜歡的人”，俊男靓女都用此名，無非是男的想長得精神，女的想長得漂亮。

在日本粟特語專家吉田豐《漢字拼寫的粟特人名、重構的粟特文發音及其原意》表中，我們可清晰地看到“野那”一詞被粟特文準确對應上，盡管粟特人起名細節無法考證，但敦煌吐魯番文書所揭示的“曹野那”等粟特人名，證明《新唐書》記載的“曹野那姬”史料是經得起核實，是靠得住的。

曹野那姬的名字沒有改變胡音，說明她漢化尚不深。

一般來說，如果外來粟特人在取名習尚上多用漢名，則說明其漢化已經很久很深，那就很難判斷她是否為粟特人了。

我們從《唐天寶十載（751）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上，就容易判斷漢族和帶胡風的化外裔民之間的區别。

如懸泉鄉有曹英峻、曹成金、曹大方、曹貞濟等傳統漢族的名字，而從化鄉就有曹悉加耽延、曹羅漢陀、曹米氈、曹奴子、曹磨色多等粟特民族特征明顯的姓名，雖然都姓曹，但漢族曹氏與粟特曹氏的文化熏陶是不同的。

發音古怪或意義不清的名字大概可以認為是外來詞的音譯。

曹野那姬的來曆，雖系宮闱秘事，史無明文記載，但根據曆史文獻的線索以及近年來對入華粟特文化的研究，筆者推測無非有三個可能：

中亞昭武九姓胡與唐王朝經常通過“貢”與“賜”的方式進行交往。

天寶末年，進士鮑防《雜感》詩中描述胡人進貢盛況：

“漢家海内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

實際上，西胡入貢不僅次數相當可觀，而且貢品種類繁多，蔡鴻生先生據《冊府元龜》統計，唐代九姓胡從高祖武德七年（624）到代宗大曆七年（772）近150年間，共入貢94次，其中曹國8次。

特别是8世紀上半期由于阿拉伯帝國不斷向東進攻，對中亞兩河流域諸國步步進逼，迫使它們向中國求救。唐玄宗時代九姓胡自開元五年（717）至天寶十四載（755）共入貢56次。

天寶四載，曹國國王哥羅仆祿呈貢表稱：

“宗祖以來向天可汗忠赤，嘗受征發，望乞茲恩，将奴國土同為唐國小州，所須驅遣，奴身一心忠赤，為國征讨。”

明确希望從阿拉伯人威脅下掙脫出來，願做唐朝的一個小州。

在這種背景下，曹國貢品除了進獻名寶、殊玩、異品、馬豹等外，完全有可能進獻胡人女子。

天寶元年，曹國的進獻隻記載有名馬，其他未說，但很有可能獻有胡人女子，因為開元七年俱密國進獻胡旋女子，開元十五年康國進貢胡旋女子，史國開元十五年也兩次進獻胡旋女子，米國在開元十七年一次進獻胡旋女子三人。

這已是昭武九姓胡的傳統慣例。曹國最後一次進貢是在天寶十四載三月，雖然沒有記載貢品内容，但國王設阿忽貢奉的估計仍是名馬、胡旋女子等。

唐代龜茲和于阗都置有女肆，西州繼承高昌遺留下來的奴婢買賣市場也非常興盛，尤其胡人奴婢買賣特盛，在吐魯番文書中有買婢市券可為明證。

《唐開元十九年唐榮買婢市券》：

“得興胡米祿山辭，今将婢失滿兒，年拾壹，于西州市出賣與京兆府金城縣（今陝西興平縣）人唐榮，得練肆拾匹。”

當時京城長安奴婢價格相當高，每口合絹250匹，而西州才40匹，長安價格是西州的6倍多，因而刺激來往中原的行客和興生胡們購買胡婢帶往關中、江淮地區。

吐魯番文書市券注明綠珠、失滿兒是胡婢，有些用漢人女子名字的春兒、桃葉之類，也有可能是胡婢，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書記載唐麟德二年（665）張玄逸家中失盜，懷疑婢女春香所為，婢女自辯雲：“春香等身是突厥（人）”，夜宿在家并無盜竊之事。

可見，婢女雖用漢人春香名字，實際卻是突厥人。

興生胡是胡人奴婢主要的販賣者和經營者，為了市易取利，他們是不管什麼民族情結的，往往将本民族的同胞女子轉手倒賣。

中亞九姓胡流寓遷居長安的人員較多，特别是來往于絲綢之路上的興生胡，常常以長安為貿易中轉樞紐或目的地，吐魯番文書《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為錄上訊問曹祿山訴李紹謹兩造辯辭事》所記唐高宗時期，曹祿山與其兄曹炎延均是客居長安的興生胡，與他們沿絲路北道同赴弓月城的還有“曹果毅、曹二（即曹畢娑）是胡，客京師，有家口在”。

由此印證當時曹姓胡人商賈在長安不僅人數多，而且在絲綢之路上非常活躍。長安西市作為最大的消費市場和商品集散地，其主力為胡商，他們開設鋪肆，坐商經營牟利，行商奔波供貨，一般皆有家口寓居長安，娶妻生有子女，出現許多“土生胡”，即胡人血統二代或三代的移民後裔，因而，傳承“曹”姓種族的胡人女子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長安酒肆中美貌如花的“胡姬”就有可能有曹姓胡人女子。

當然，皇家梨園中也有不少胡人藝術家，尤其是傳承三代的琵琶世家如曹保保、曹善才、曹綱等，享譽樂壇，胡姓曹家的女子作為樂戶身份入宮後，也有可能被選為皇帝姬妾。

對比分析以上三條，可以認為曹野那姬如果是出身于長安胡人樂戶家庭，一般不會再使用“野那”這樣的粟特原名，當時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是胡旋女子，因此她很有可能是開元年間曹國進貢的胡旋女，作為“最喜歡的人”，也就是能歌善舞、儀态萬方的漂亮女子，擅長“拂菻妖姿，西河别部”才能進入後宮，赢得皇帝的喜愛。

“有容止，善歌舞”的趙麗妃就是玄宗為臨淄王時于潞州藩邸得幸的倡女，後生太子李瑛。楊貴妃也擅長胡旋舞，就是靠“善歌舞，曉音律”而令玄宗大悅。

唐玄宗時期後宮飄散着外來的縷縷胡風，故曹野那姬倚仗胡旋女這條捷徑進入後宮的可能性較大。

總之，不悖情理又合乎邏輯的是，在唐玄宗後宮傾國傾城佳麗衆多的背景下，曹野那姬作為一名來自域外的女子，其深目高鼻的胡貌肯定非常引人注目。

我們不難想象她很有可能就像唐代壁畫中所描繪的跳舞的胡旋女一樣，“身輕入寵盡恩私，腰細偏能舞柘枝。一日新妝抛舊樣，六宮争畫黑煙眉”。

她曾經迷倒過風流一世的唐玄宗，演出了一場胡漢男女浪漫史，并生有一個名叫“蟲娘”後封為壽安公主的女兒。

正如元稹《胡旋女》所說：

“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

白居易《新樂府·胡旋女》載：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裡餘。”

因此，這段曆史記載的故事框架和話語形式被納入了民間筆記和官方史書，盡管一些細節無法再考證，但它畢竟是唐時皇家婚姻關系所反映的中西交流問題，足可書寫出一部浪漫的中古經典藝術作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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