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社會結構上來看，唐代仍是世族化社會。雖然，科舉制的實施，已改變了中古世族制的政治功能，但是，世族仍是唐人普遍認同的歸屬，他們追求的是科舉才能與世族出身雙重價值，科舉功名唯有與世族身份相配才更有光彩。因此，研究唐代社會結構，了解唐人生存方式，仍需以世族為基本細胞。近二十年來，新出的唐人墓志數量日增，家族墓志整體出土之事也較多。利用新出石刻文獻以補充傳世文獻不足，考述相關史實，已成為當代唐朝文史研究的熱點，也是繼敦煌文書之後，又一個由出土文獻帶來的學術增長點。即以世族研究一事論，已出現了如趙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等頗有影響的成果。

近年，謝思炜等著《唐代荥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也是這樣的成功之作，其突出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文獻收集全面，材料充實。作者将傳世文獻與地下新出文獻都作了較充分的調查，本書共輯得與鄭氏人物有關的碑志材料365件，此外，還利用其他各種史料26篇，共錄得鄭氏人物近600人，見于書後索引的鄭氏人名近800人。此前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列鄭氏人數（1064）為最多，本書已增補一半以上，應是迄今為止荥陽鄭氏最豐富的史料集成了。同時，從文獻學角度看，本書又具有很強的工具性，既從譜諜學方面補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及各類鄭氏族譜，又列有《荥陽鄭氏婚姻關系總表》《荥陽鄭氏墓志存目》等，擴展了譜表的功能，展示了鄭氏社會網絡。與其他家族郡望與居地分離者的不同，荥陽鄭氏多生活在洛陽周圍，墓葬相對比較集中，墓志呈現的家族面貌也較全面。本書所附《荥陽鄭氏墓志存目》，不僅是列舉篇目，而且設制了“出處”“墓主”、“祖（曾、高）、父”、“婚方”等項目，提升了文獻工具的學術層次。

二是本書對荥陽鄭氏發展史中關鍵點有較深入的發掘，如作者關注到李肇《國史補》所述“四姓惟鄭氏不離荥陽”，發現所謂山東四姓很早已将居住地與郡望所在地分離開了，高門世族都是乘世亂各自經營的結果，而非憑自身高貴血統自然形成的。鄭氏家族在魏晉後幾次鼎革之際，都能抓住時機，通過聯姻，加大家族在權力結構中的比重，提升家族地位。如鄭沖在晉初顯達，鄭默被十二郡中正評為與皇家司馬炎等第的品級。司馬睿納寡婦鄭氏為妃，就是緣于鄭氏家族的社會影響。西晉末，“值有晉弗竟，君道陵夷”，鄭羲高祖鄭略“隐括求全，靜居自逸”，加入石勒政權。父鄭晔“仁結義徒，績著甯邊”，開始在河南本土經營。至鄭羲時已是很有影響的地方實力派了。民有亂，“以羲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羲乘慰谕。羲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亂世中，他們還與崔、盧、王、李及皇室聯姻，形成了穩固的世族聯盟。作者提出：“鄭氏家族始終保有北方世族強大的宗族關系和鄉裡基礎，作為荥陽當地的強宗豪族勢傾一方。與北方範陽盧氏等傳統強宗相比，在北魏移都洛陽後，荥陽由于接近南北對峙的前線地帶，為北魏統治者着意經營，鄭氏家族的政治影響力也因此有很大提升。”他們是控制一方的豪強，掌握了一定規模的私人武裝。世族不僅僅依士族影響，還需有勢族的實力。當然，世族也為參與政治付了很大的代價，北魏鄭胡墓志出土地有成批的鄭氏墓志，作者推斷很可能與爾朱榮河陰屠士事件相關。作者又發現由于居地相近，唐代鄭氏家族中多人有從仕河北的經曆，如鄭雲逹為朱泚掌書記，鄭衆為王武俊節度巡官，鄭晃為康日知司法參軍，鄭逍為李全略副使等。作者還由墓志發現，在動亂時期，世族成員多成為地方藩鎮控制的人質。如鄭潨墓志言：“從建中初，鎮冀之間，自為一秦，頗禁衣冠，不出境界，謂其棄我而欲歸還。府君與夫人男，輯在匪人之土矣。暫謂隔王化于二千裡之外，離我戚于五十年間，府君至于身殁，不遂卻返。”鄭氏士人也都利用自己身份在溝通籓鎮與中央的聯系中發揮了特殊作用，表明世族與王室同命運的立場，提升了家族在王權政治結構中的地位。

三是本書寫出了荥陽鄭氏在唐代世族文化中的特色。荥陽鄭氏在進入新朝後，一面繼續保持與皇室的聯姻，多家世代為驸馬，僅《新唐書·諸帝公主傳》就記有八位公主嫁荥陽鄭氏，高祖安定公主嫁鄭敬玄；睿宗代國公主嫁鄭萬鈞；睿宗鄎國公主嫁鄭孝義；玄宗臨晉公主嫁鄭潛曜；肅宗蕭國公主嫁鄭巽，肅宗紀國公主嫁鄭沛；順宗梁國恭靖公主嫁鄭何；宣宗萬壽公主嫁鄭颢。同時，也益發重視科舉功名，如《唐摭言》所說：“草澤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荥陽鄭氏順應了進士科文化上升趨勢，家學傳統較早完成了由經學到辭賦之學的轉型，累代皆有進士科人材，甚至出現了鄭虔這樣專門教授辭科的廣文博士。本書第二章關于各房支系的叙錄以及第三章“荥陽鄭氏宦曆與生活”多有這一内容的說明。現知唐代鄭氏科舉及第者凡158人，其中進士114人（狀元13人），主要集中在鄭進思、鄭鄰、鄭珣瑜、鄭絪這三個家族（參見許友根《唐代鄭氏科舉家族的初步考察》，《科舉論叢》，2018.2）。這在當時世族中是比較突出的，提升這一家族的社會聲望，以至其時流行的科舉故事也多以鄭家子弟為素材。本書正是從這一角度專章分析了《李娃傳》中荥陽公子原型問題，揭示了這一文學作品中的曆史真實。又如，新近出現的鄭鲂墓志、鲂與妻合葬墓志，比較集中反映了鄭氏家族文化特征，本書也作了專門論述，指出：一方面如鄭鲂父以門風标榜：“吾世家能讀書為文，保素業，老足矣。焉能求名輩耶？”另一方面，又孜孜以求之，鄭鲂由江南到長安求試了四五年才及第。作者還由此連綴出李景讓事，“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辄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弟考試失利兄則被母打，并以此出名，博得宰相同情而使弟及第。此事既說明世家家教之嚴，又表明世族也極重進士科功名。取材典型，饒有趣味。

四是以荥陽鄭氏姻親為中心，勾稽出了唐代世族社會關系網絡。本書第五章分别梳理了鄭氏與皇室、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範陽盧氏及其他世族的婚姻關系，列表展示，分列人名、科舉、年代、職事官及官品等類目。這應是宋前世族社會形态最直接的揭示，甚有價值。世族在唐代并不是一個制度性存在，而是作為一種社會習俗發生着影響，主要是以婚姻方式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聯盟社會。雖然，唐初李氏王朝曾想以王權法令打破這種聯盟體，但是，積俗難改，終唐一朝五大姓世婚仍相沿不斷。這種姻親關系就是世族在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存在方式，也是唐代士人社會的活動空間，每人都可在這種關系網中找到自己的坐标點。如書中論及杜甫與鄭氏的關系，就是從這一關系網入手深究其事。杜甫有《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一文，約作于天寶元年。其時，杜甫三十歲，既無官職，又無科舉功名，何以能為當朝皇帝淑妃作此文呢？首先，這是因為三王子事件後，皇甫妃作為瑤王母，尊位已有下移；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杜家與鄭家的姻親關系。杜甫的外祖母是李世民的孫子義陽王李琮的女兒，下嫁到崔氏家，有二女，一女嫁杜家，生杜甫母親，一女嫁崔家，生鄭宏之母，故杜甫與鄭氏子弟有姨表親關系。之前，他與鄭宏之曾合寫過一篇《祭外祖母文》：“維年月日，外孫荥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顔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由文看，鄭宏之與杜甫都有早年喪母的經曆，故多得外家同情。可能即緣此關系，杜甫與鄭家人鄭虔、鄭潛曜交往頗多。由本書所列《鄭氏北祖平簡公房世系表》看，鄭虔、鄭潛曜是堂叔侄關系。潛曜妻是皇甫妃與玄宗的女兒臨晉公主，杜甫文中說：“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窦主之園林。以白頭之稽、阮，豈獨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托；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閥，遊、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顔、謝有後妃之誅。”雖然自認是無名無位的野老，又說他是鄭氏清客。對照《鄭氏北祖平簡公世系》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可發現杜甫與鄭氏及皇家之間的關系。

在世家社會觀念裡，外家侄依托舅姨也是一種生存方式。顯然，僅憑《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無法看出這些沾親帶故的姻親，唯有将地下史料與傳世文對照，才可理出這些旁根錯節的關系。作者由此表還考證出元稹為杜甫作墓志銘原因：元稹《叙詩寄樂天書》言：“故鄭京兆于仆為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未嘗旁備矣。”元稹母是鄭家女，此鄭京兆即鄭雲逹，為鄭虔之侄，與杜甫為同輩，是元稹的外祖父輩人物。可能就是緣于這層關系，元稹才接觸到數百首杜詩，了解杜甫，并能為杜作墓志。這一發現是很有意義的事，元稹在杜甫墓志銘末寫道：“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别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适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師。途次于荊，雅知餘愛言其大父為文，拜餘為志。辭不可絕，餘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雲。……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殁後馀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杜嗣業為祖父遷墳途經荊州，就能以寒士身份，求得當時科場名星元稹作墓志，顯然，其因不完全如元稹所叙知其好杜詩，而是他們之間存在着這種姻親關系。

如此看來，本書不僅是鄭氏家族史的史料補充，還是研究中古社會史的專書，既有全局性曆史陳述，展示荥陽鄭氏在曆史上的演進過程，又能對文獻作深度發掘與分析，對一些關節點進行了專題研究，有由微知漸、由小視大的史家意識。不僅長于輯錄新文獻，而且能從新史料中發現了易被忽略的盲點，糾正了傳世史料的訛誤。因此，無論從資料性、工具性還是從知識性、思想性方面看，本書多有值得稱道的内容，提升了唐代世族文化研究的學術高度。

同時，本書又貢獻了一個關于唐代世族與文學的研究個案。如杜甫與鄭氏多人有交往，從開元天寶到大曆初，一直有聯系。由杜甫詩文看，他隻是與鄭宏之有姨表親關系。鄭宏之應是解析杜鄭關系的關鍵人物，應須深考。将書中幾表對照即可見出，鄭宏之父屬弼誠家九字輩人（唯此家有九思、九臣、九言、九同、九徵帶九字的名），後過繼到弘簡家。《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記其終官定州刺史，《太平廣記》卷四四九記有他的故事：“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為尉……宏之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撅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劫，将行盜，擒之可遷官。宏之擒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将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甯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他的仕宦經曆已成當時的傳說。《全唐文補遺》收有鄭宏之撰《拓拔寂墓志》，署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守夏州刺史、上柱國，文作于開元二十五年（737），墓主亡時三十歲，鄭宏之稱其為兄，鄭氏其時年歲也當在此上下。至開天之際，鄭宏之約四十歲左右，比杜甫大十餘歲。杜甫《壯遊》回憶：“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此句應理解他從十四五歲起就出遊于東都翰墨文場，其所結交的鄭氏表親，如鄭虔、鄭審、鄭潛濯皆年長于他。這些都是超出五服之外的姨表親關系，杜甫旅食京華時所指責的“富兒”，主要應是這些人。宏之終官定州刺史，小說言其他由甯州改定州，墓志言其為夏州刺史，應是他在甯州前的職務。其與杜甫祭外祖母，可能是在退官閑居之時。又，元朝鄭太和編《麟溪編·别集下》收有司空圖撰《荥陽族系記序》，其有曰：“唐之有天下也，仰稽前代族姓之學，下诏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參以天下譜牒，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定為九等，号曰《氏族志》，藏之秘閣，副在左戶。”足證唐代譜諜學之盛。又有言：“觀隴西鄭回《族系記》：‘回為定著，桓公至溫為上篇，南陽至回為下篇，且旁稽戶部侍郎鄭元哲《故家考》。’”“回，進士也，宜有以久其傳矣。”鄭元哲終官“儀王文學”。《舊唐書·玄宗諸子傳》雲：“儀王璲，玄宗第十二子，開元十三年封為儀王，永泰元年薨。”任儀王文學的鄭元哲可能是玄宗時期的人。鄭回是其晚輩，是鄭宏之侄，由《舊唐書·南诏傳》看，鄭回天寶中明經，授嶲州西泸縣令，嶲州陷，為南诏所虜。成為南诏國六相之一（見張固也《讀司空圖﹤荥陽族系記序﹥劄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4），這些都是新見材料與新的研究成果，本書都未及列入，足見，這裡的研究空間尚有待于進一步拓展與充實。

（作者為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題圖：杜甫前輩友人鄭虔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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