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登基，文治武功，開創漢朝盛世。但他為何把君臣情看作夫婦情？ 他真得做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麼？為何當時的衆多儒家代表人物痛苦不堪？

具體說來，漢武帝的君臣情與夫婦情之糾結，體現在司馬相如的漢賦《長門賦》中。

電視劇《大漢天子》裡的陳皇後

長門”原來是漢武帝奶奶窦太後的山林。窦太後寵幸董偃，故獻長門園以取悅于帝，後更名長門宮、《漢書·東方朔傳》：“上（武帝）大說，更名窦太主園為長門宮。”，此事發生在窦太主孫女、漢武帝皇後陳阿嬌因巫蠱事被廢、“罷退居長門宮”（元光五年，前135年）的第二年《漢書·外戚傳》。陳皇後廢居長門宮，将近二十年而薨。

首先，“長門”的特定内涵在司馬相如塑造棄婦形象的過程中可以引起共鳴。當時司馬相如寫作此賦與他的免官失意有一定關聯，因此，不排除本賦有借題發揮之義。長門始為窦太後園林，後獻給武帝，其間陳皇後幽閉此處，又發生了窦太主與男寵董偃相好之事，在當時乃是一個頗有争議的地方，在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經曆了一定時間，長門這個地方在相如所處時代必然具有了與棄婦含義有一定關聯的内涵。因此，“長門”這一意象在當時不僅具有失意被棄的内涵，更容易喚起人們對這種情感的體驗。應該注意的是，由于負心人與被棄者的特定身份（漢武帝和陳皇後），此處的棄婦帶有宮怨色彩，而不同于《詩經》、漢樂府所反映的棄婦。

其次，賦中女子身份的雙重性。此賦托長門而以陳皇後口吻自叙，賦中女子既是棄婦又是臣子，負心人既是丈夫又是君王，情感和身份比較複雜，帶有雙重性。鑒于這一大前提，表現方式也很獨特。

第一，不能像一般棄婦題材一樣，公然埋怨丈夫負心。而同類題材在《詩經》中卻有不同體現，棄婦通過傾訴丈夫品行不專一來表達憤懑，獲取心理上的平衡：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小雅·白華》）；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氓》）；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邶風·日月》）。

由于賦中棄婦為昔日的皇後，她所表達的不滿對象是權力的最高統治者，因此，情感和措辭必須有所節制。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

第二，帝王不僅擁有政治特權，還擁有性特權。抛開作者是否有寄托不說，單是賦中女子身兼臣子與妻子的雙重身份來說，她既是妻妾，又是臣子，所謂臣妾。臣妾在先秦及漢代一些典籍中一般都作為奴仆俘虜之義，但是，臣與妾的結合從最初意義上講，是包含了兩種人倫關系的。就像這一詞語中“臣”置于“妾”之前一樣，在這兩種關系中，君臣之義要大于夫妻之義，重于夫妻之義。因此，性别的差異某種意義上顯然沒有階級差異巨大。

對于帝王來說，多個内寵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是作為合理的制度規定存在的，因此，帝王感情不忠移情别戀在一般人眼裡極為正常，不會受到譴責；相應地，被棄女子也不會引起人們的同情憐憫。皇後雖然貴為特權頂層，但是一朝被棄，她們的境況與一般女子無多大差異，甚至比不上一般女子。相比之下，皇後可能更加忍氣吞聲，在遭受情感的巨大打擊的同時，還充滿自責和愧疚，不斷從自身找原因。

正如漢武帝李夫人所說：“色衰而愛弛，愛弛而恩絕”（《漢書·外戚傳》上），這種引起妃後情感不幸的主因促使她們不斷尋求讨好帝王的各種手段，相互之間邀寵獻媚。在這種情況下，被棄女子的性格也就更為柔弱敦厚，她們隻能将怨艾和自責的心情付諸身邊景物，因此，賦中多感發性的場景，多細膩深曲哀婉悲怨的心理活動的描寫，如蘭台遙望、疾風雷音、徘徊深宮以及對明月、閨房、帷幕、鳴琴等景物的描寫，極具感染力地勾勒出一個失魂憔悴的被棄女子的日常生活及相思。這倒無形中成就了本賦的藝術性，成為後世同類題材參照的意象，如曹丕《豔歌行》、阮籍《詠懷詩》第一首。

司馬相如

而且，失寵被棄與富貴易妻等純粹意義上的移情别戀還不同。陳皇後的失寵是因為皇帝的移情，更由于皇帝身邊還有許多與她争寵的女子，因此，失寵後還存在得寵的幻想。希望再次得寵的僥幸心理和迫于帝王政治特權的震懾力形成被棄皇後既哀怨又忠貞不渝的性格特征。表現在遣詞造句上，多表現對君王期盼愛戀、忠誠執著之情：

“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悫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

“日黃昏而望絕兮，怅獨托于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結尾一句“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的情感是複雜的，前一句道出了棄婦之情，而後一句尤其是“不敢忘”則道出了臣妾之情，是懾于帝王在政治和兩性上的特權而發出的心聲。無論這種感情多麼折磨人，身為臣子的棄婦都不敢忘卻帝王的恩情。因此，柔婉、哀怨而又忠貞不渝的宮中棄婦形象就是在上述的政治、人倫背景及帝王與妃後的特殊關系作用下産生的。這應該不是這些女子本身的性格，而是被具體環境“塑造”而成的性格特征。

陳皇後驕妒任性，成為棄婦後也一樣凄怨哀涼，沒有能逃脫一般棄婦的命運。當然，賦中哀怨的棄婦形象也融入了作者對這一形象的理解。所以，後代宮怨詩中的女子形象大體不出隐忍怨艾的性格實在是與她們所處的環境有關，而非她們的本來面目，更不是中國古代女性生來就具有的性格特征。《長門賦》中棄婦的性格特征對後代文學創作産生巨大影響。

《長門賦》還是一篇别緻的“士不遇賦”。此賦題材的多義性與歧義性本身已經構成了君臣情與夫婦情相糾纏的情感模式。相如以一男子将宮中棄婦心态描寫得如此婉曲深摯，這種代言體如果不是有着自身的情感體驗很難寫得如此精彩。宮中棄婦對帝王怨艾不滿又隐忍擔憂的心态也代表了當時知識階層男子相似的心路曆程。

電視劇《漢武大帝》裡的陳皇後

漢賦由楚辭繼承的與政治先天性的親緣關系，奠定了它與政治不可分割的關系。

與屈原“哀朕時之不當”（《離騷》）感慨不同，漢代士人群體的盛世不遇之感造就了創作上抒發士不遇之悲慨的大環境。劉安的《屏風賦》、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東方朔的《答客難》、《非有先生論》等，都流露了盛世不遇的悲哀。司馬相如此賦也難免濡染同時代文人的普遍心态和真實感受。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表面之下，實際上并不真正重視儒生，而是以儒術為吏治之文飾。對比戰國時代，西漢士人選擇進退出處的道路狹窄了，其成敗得失皆系于帝王的一念之間，所謂“尊之則為将，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這些處境與宮中女子在帝王面前戰戰兢兢的心态是非常相似的。

另一方面，漢武帝時期儒家士人失意而依然入世的心态與宮中棄婦掩抑而執著企盼的心态非常相似。這種不遇首先源于他們在武帝眼中的弄臣身份與其自身的政治期待之間的巨大落差。

自從董仲舒以來，文人雖然失意，但依然沒有退隐山林之志，也迫使他們隻能調整自身以适應社會。公孫弘等政治家所走過的蛻變之路估計是漢代許多知識分子曾體驗過的慘痛教訓。

《長門賦》側重掩抑心态的描寫和景物襯托，對後世棄婦詩影響深遠。尤其是，這是由文人寫的、反映了棄婦心态及文人對棄婦的理解，隐含作家自身的情感體驗，進一步規範了宮中棄婦角色之悲戚哀婉自責等心态。《長門賦》是在夫妻之情中寄寓君臣之情，多言自身的卑微和對帝王的期盼畏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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