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以禮儀用玉和喪葬用玉為主體的中國古典玉器，在東漢末年基本上結束了，此後的中國玉器逐漸進入以裝飾用玉和觀賞用玉為主體的新的發展時期。探讨漢代禮儀用玉的淵源及其演變過程，對了解中國古典玉器将具有一定的重要意義。本文所論的禮儀用玉，包括古代貴族階層祭祀、朝聘以及其他各種禮儀活動所用的“禮玉”（或稱“祭玉”）、“瑞玉”及儀仗用玉等。

一

　　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産生，至遲在原始社會後期就出現了禮儀用玉。進入奴隸社會以後，反映等級制度的玉禮器在當時的玉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據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周禮》記載，先秦的禮儀用玉主要有“六瑞”和“六器”。所謂“六瑞”是：鎮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王、公、侯、伯分别執不同紋飾、不同尺寸的玉圭，子、男分别執不同紋飾的玉璧。所謂“六器”是：璧、琮、圭、璋、琥、璜。“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注：《周禮·春官·大宗伯》，《十三經注疏》本。）。但從大量的考古資料考察，《周禮》所載的“六瑞”、“六器”及其社會功能，有的符合曆史事實，有的則是儒家學派理想化、系統化、等級化的結果，未必都可信（注：夏鼐《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考古學報》1983年第2期。） 。

　　從考古發掘出土的資料判斷，在東周時期，玉璧、玉圭、玉璋是主要的玉禮器，玉琮的數量很少，而且形制多不規整，已不屬主要禮玉。玉璜和玉琥主要用作佩飾，但在某些禮儀場合也有使用玉璜作為祭玉的。此外，玉環、玉瑗、玉玦、玉龍等，有時也作為事神的禮玉。至于玉戈、玉钺、玉戚、玉斧、玉矛等，都不是實用的武器，而是作為顯示貴族威嚴的儀仗用器，也應屬于禮儀用玉。

　　春秋後期晉國的盟誓遺址出土大量的玉石盟書以及用于祭祀的玉器。盟書多數為圭形，少數作璋形。用于祭祀的玉器有圭、璋、璧、環、瑗、玦、璜、珑、戈等（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文物出版社1976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号坎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3期。） 。這些玉器是舉行盟誓儀式時祭祀神衹或祖先的祭品，屬于事神的祭玉。

　　春秋時期重大的祭祀活動都用玉器。陝西鳳翔秦國雍城遺址内曾出土玉璧、玉琮、玉璜、玉觿、玉玦和石圭等與祭祀有關的玉器（注：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馬家莊一号建築群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2期；趙叢蒼《記鳳翔出土的春秋秦國玉器》， 《文物》1986年第9期。） 。戰國時期諸侯貴族祭墓也有埋玉的習俗。河南輝縣固圍村魏國王族墓地發現兩個瘗埋祭玉的小坑。坑中出土玉冊、玉圭、玉璜、玉環、玉龍形佩等；還有大量的石圭，應是玉圭的代用品（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69～83頁， 科學出版社1956年。） 。這兩個埋玉坑的坑底鋪塗朱的絹帛，玉冊、玉圭、玉璜、玉環等放置有序，顯然是祭祀後埋藏下來的遺物。

　　秦代的禮儀用玉基本上承襲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禮玉的器類。陝西西安北郊聯志村發現的秦代窖藏，出土玉圭、玉璋、玉璧、玉璜、玉

以及玉人、玉虎等（注：該窖藏的部分玉器發表在《中國玉器全集》 4，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其中圭、璋、璧、觿都未刻紋飾；三件玉璜除一件雕飾獸首外，其餘兩件也是素面的。玉人為扁平片狀，僅琢出頭部和長條形身軀，用陰線刻出眉、眼、鼻、口等以及象征的腰帶，并有男女之分，男玉人有發髻和胡須。玉虎也呈片狀，以陰線勾勒頭部及四肢，是否為“六器”之一的“琥”，值得研究。從所出玉器的種類、制作工藝的簡樸以及多數玉器未刻紋飾等情況考慮，這個窖藏可能與祭祀有關。

　　山東煙台芝罘島陽主廟遺址曾出土兩組玉器。每組玉器的種類和數量完全相同，都是玉圭、玉璧各一件，還有兩件玉觿。其中玉圭和玉觿都是素面的，玉璧的紋飾為谷紋上加刻渦紋，并有塗朱砂的痕迹，顯然都是用于祭祀的禮玉（注：煙台博物館《煙台市芝罘島發現一批文物》， 《文物》1976年第8期。） 。根據《史記·封禅書》記載， 秦始皇曾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中第五神為“陽主”，祠芝罘。“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币雜異焉。”《漢書·地理志（上）》記載，東萊郡的腄縣“有之罘山祠”。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曾“登之罘”（注：《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武帝紀》。） 。漢宣帝曾祠“之罘山于腄”（注：《漢書·郊祀志 （下）》。）。“之罘”即“芝罘”。所以芝罘島出土的這兩組玉器，可能是秦始皇登芝罘山祠祀“陽主”神時埋藏下來的，但也可能是漢代皇帝祭“之罘山祠”埋下的祭玉。

二

　　漢代在禮儀用玉方面部分繼承秦代及先秦時期的用玉制度，而在器類上趨于簡化。漢代用于禮儀的玉器主要是玉璧和玉圭。玉琮和玉璋已不再制作。偶然出土的玉琮，也是前代遺留下來的舊玉。玉璜除少數可能與喪葬儀式有關外，絕大多數都是成組玉佩的組成部分，屬于裝飾用玉。至于其他東周及秦代曾作為禮儀用玉的玉環、玉瑗、玉玦、玉觿、玉龍、玉虎等，到了漢代有的已很少發現，有的雖然常有出土，但已不是禮儀用玉，而是作為裝飾用的佩玉。作為儀仗用的玉兵器，漢墓中出土不多，隻在少數西漢諸侯王墓中有玉戈、玉钺出土。

　　玉璧和玉圭在漢代皇室貴族的禮儀活動中應用相當廣泛。根據漢代文獻記載，西漢時期天子祭祀“上帝宗廟”用玉圭（注：《史記·孝文本紀》：“春，上曰：‘朕獲執犧牲圭币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曆日綿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

場圭币。……’”。《漢書·文帝紀》所載基本相同。）。漢代繼承先秦“以蒼璧禮天”的習俗，皇帝祭天神太（泰）一用玉璧（注：《史記·孝武本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性薦飨。”《正義》引《括地志》雲：“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一裡。有通天台，即黃帝以來祭天圜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還也。《集解》引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祭黃河、漢水等大川及諸祠用玉璧、玉圭（注：《史記·封禅書》：“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圭币俎豆以差加之。”《正義》雲：“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漢武帝時黃河決口，則投入玉璧等以祭水神（注：《史記·河渠書》：“（漢武帝）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将軍已下皆負薪填決河。”《漢書·溝洫志》作“湛白馬玉璧”。師古曰：“湛讀曰沉。沉馬及璧以禮水神也。”）。漢宣帝時還為隋侯珠、寶劍、玉寶璧、周康寶鼎四件寶物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将玉璧也作為神明奉祀（注：《漢書·郊祀志（下）》，《補注》引劉敞曰：“四祠：随侯珠，一也；寶劍，即斬蛇劍，二也；玉寶璧，即受命寶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漢天子世傳者。”《漢書補注》本。）。此外，西漢時期以玉璧作為主要的瑞玉。皇帝招聘特殊人才用玉璧，例如漢武帝曾以“束帛加璧”迎申公（注：《漢書·儒林傳》：“武帝初即位，……绾、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傳從。”同書《武帝紀》所載基本相同。）。同時玉璧又可作為饋贈、貢獻的禮品。劉邦建立漢王朝之前，曾與項羽宴于鴻門，事後托張良贈“白璧一雙”給項羽（注：《史記·項羽本紀》。）。漢文帝時陸賈使南越，南越王趙佗托使者進獻許多物品，其中第一項就是“白璧一雙”（注：《漢書·南粵王傳》：“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可見玉璧在當時屬于珍貴禮品，而且往往是成雙贈送或進獻。

　　東漢承襲西漢的用玉制度，圭和璧仍然是主要的禮儀用玉。皇帝祭祀天地時執玉圭、玉璧（注：《後漢書·明帝紀》：“朕以暗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皇帝納聘皇後用玉璧。《後漢書·皇後紀（下）》記載，漢桓帝納梁皇後，“悉依孝惠皇帝納後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如舊典”。《集解》引惠棟曰《漢雜事》雲：“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元（玄）纁谷璧，以章典禮。”《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載：“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漢代皇帝納聘皇後，不用谷圭，改用谷璧。先秦時期朝會，執玉圭或玉璧，漢代每年正月朔旦朝賀，諸侯王、列侯都執玉璧（注：《續漢書·禮儀志（中）》：“每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贽，公、侯璧。”注引《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贽，侯、伯執圭，子、男執璧，……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同書《百官志（五）》載：“（大夫）掌奉王使至京師，奉璧賀正月，……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執璧雲。”中華書局标點本。）。按當時規定，諸侯王所執的玉璧是由少府發給的。漢章帝建初七年，東平王劉蒼正月朔旦入賀，當時的少府卿陰就貴驕，少府主簿竟不按規定發給劉蒼玉璧，因而劉蒼的部屬朱晖隻好從主簿手中騙取玉璧給劉蒼（注：《後漢書·朱晖傳》：“正月朔旦，（劉）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晖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晖。晖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複求。’更以它璧朝。”） 。

　　在考古發掘工作中，也曾發現用于祭祀的漢代玉璧和玉圭。位于陝西華陰的華山，曾出土九件西漢時期的玉璧。《漢書·地理志》記載，華陰有集靈宮，漢武帝所建。這些玉璧可能是集靈宮奠基時埋藏在地下的祭玉（注：《人民日報》1994年3月28日，第4版。）。陝西鹹陽北原漢昭帝平陵與上官皇後陵之間有一條連接二陵的東西路，在路的兩側分别發現東西向排列的成組玉器，組與組之間的距離約為 2米。每組玉器均由玉璧和玉圭組成，中間為一枚玉璧，璧的周圍均勻地環繞着七八個玉圭，圭首均朝向玉璧。這些成組埋藏、排列有序的璧和圭，顯然與漢代帝陵的祭祀儀式有關系（注：a .鹹陽市博物館《漢平陵調查簡報》， 《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4期；b.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第72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這些玉璧和玉圭的形體都很小，應是專為祭祀活動而制作的祭玉。此外，在平陵之東的漢成帝延陵陵園南門附近也曾出土排列整齊的玉圭（注：a.鹹陽市博物館《漢平陵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4期；b.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第72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b.第115頁。） 。這些玉圭已在鹹陽市博物館展出，共8件， 也是屬于祭祀用的小型玉圭（注：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關的禮器》注 101，《故宮學術季刊》第八卷第一期， 台北。） 。

三

　　玉璧在漢代是最主要的禮儀用玉，其社會功能比周秦時期有較大的發展，已如上述。漢代的玉璧主要出在諸侯王及其親屬的墓中，數量較多。例如：河南永城僖山梁王墓出土70多件（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漢梁國王陵與寝園》，13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廣州西漢南越王趙眜墓出土71件（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滿城中山王劉勝墓和王後窦绾墓共出69件（包括鑲嵌在窦绾漆棺外壁的26件）（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巨野昌邑王劉髆墓出土28件（注：山東省菏澤地區漢墓發掘小組《巨野紅土山西漢墓》，《考古學報》1983年第4期。） ，長沙鹹家湖曹

（長沙王親屬）墓出土12件（注：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長沙鹹家湖西漢曹

墓》，《文物》1979年第3期。） 。

　　西漢的玉璧是從戰國玉璧發展來的。戰國時期各種紋飾的玉璧，漢代基本上都承襲下來，因而西漢早期的玉璧與戰國玉璧往往不容易區别。西漢中期以後，玉璧在造型風格上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雕琢的工藝水平也明顯超過戰國時期，進入了中國玉璧發展史上的鼎盛時代。

　　漢代玉璧的紋飾，除了傳統的蒲紋、谷紋或渦紋外，流行着分為内、外兩區的紋飾，一般内區為蒲紋或渦紋，外區為龍紋或鳳鳥紋。還有少數大型的玉璧，璧面紋飾分為内、中、外三區。南越王墓出土5 件具有三區紋飾的玉璧，外區為合首雙身的龍紋，中區為蒲格渦紋，内區為合首雙身龍紋或鳳鳥紋（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冊第179～182頁，圖一一四——一一七；下冊第圖版一○八～一○九，1。） 。這種有三區紋飾的玉璧，在戰國墓中已有發現。山東曲阜魯城戰國墓中所出的這種玉璧，其紋飾風格與南越王墓所出玉璧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是魯城戰國玉璧的内、外兩區都是合首雙身的龍紋圖案，而不見鳳鳥紋（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第161頁， 圖一○九～一一二，圖版玖伍、玖陸，齊魯書社，1982年。）。具有三區紋飾的玉璧未見于西漢中期以後的墓中，可能隻流行于戰國至西漢前期。

　　漢代玉璧的造型，也是在戰國玉璧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除了圓形的傳統玉璧外，漢代還流行外緣有透雕附飾的玉璧。這種玉璧造型優美，透雕的紋飾流暢生動，雕琢的工藝水平也較高，是漢代玉璧中的佼佼者。

　　外緣有透雕附飾的玉璧，淵源于戰國時期。西漢前期的這類玉璧，仍然保留戰國的風格，外緣的透雕附飾作單個的動物形，數目為兩個或更多，多數作對稱形式。從西漢中期開始，這類玉璧在造型和紋飾方面形成了漢代新的藝術風格，透雕附飾一般隻有一組，位于璧的上方，附飾多數由成對的動物紋組成，并以卷雲紋點綴其間。東漢時期的這類玉璧，其透雕附飾與西漢時期相比，造型趨于寬廣而低平，紋飾也較為繁密細緻，同時還出現了帶“長樂”、“益壽”、“延年”、“宜子孫”等吉祥語銘文的玉璧。

　　漢代外緣有透雕附飾的玉璧，其社會功能與作為禮儀用玉的傳統玉璧也不相同，應是用于裝飾或佩帶。滿城中山王劉勝墓所出的雙龍谷紋璧，器形較大，雕琢精美，上端有一小孔，應屬懸挂用的裝飾性玉璧（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上冊第 133頁，圖九三；下冊，彩版一五，圖版九五。）。其他大型的這類玉璧，包括部分帶吉祥語銘文的大型玉璧，也應屬于懸挂或陳設用的裝飾品或藝術品。漢代豪華的宮殿和帷帳，往往以玉璧作為裝飾品。例如：建章宮前殿之南有玉堂、璧門（注：《史記·封禅書》：“于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正義》引《漢武故事》雲：“玉璧内殿十二門，……椽首欂以璧為之，因名璧門。”《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本。）；漢武帝興造華麗的“甲乙之帳”，飾以玉璧（注：《漢書·西域傳贊》：“（漢武帝）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随珠和璧”。荀悅：《前漢紀·孝武皇帝紀》：“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荊璧。”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漢成帝時趙皇後之妹趙昭儀居住的昭陽殿，也以“藍田璧”作為裝飾（注：《漢書·外戚傳（下）》：“（趙昭儀）居昭陽舍，……壁帶往往為黃金

，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于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

，若車

之形也。其

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直至十六國時期，還有以玉璧作為殿堂裝飾品的實例，如後趙的皇帝石虎，在邺城太武殿懸大绶于梁柱，绶上綴有玉璧（注：〔晉〕陸翙《邺中記》，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至于小型的這類玉璧，有的是成組玉佩的構成部分，屬于裝飾用的佩玉；有的可能是系于帶間的所謂“系璧”（注：《說文解字·玉部》：“玤，石之次玉者，以為系璧。”段注：“系璧，蓋為小璧系帶間，縣左右佩物也。”）。具有吉祥語銘文的這類玉璧中，有的器形很小，玲珑精緻，也應屬佩帶用玉，既可作為裝飾品，又可能具有厭勝辟邪的意義。

　　此外，漢代以玉衣作為殓服的高級貴族，其胸背往往鋪墊許多玉璧，這些玉璧應屬喪葬用玉。

　　由上可見，漢代玉璧的社會功能比以前多樣化了，除了作為禮儀用玉外，還用作葬玉以及裝飾、佩帶用玉等。

　　漢代的玉圭主要用于祭祀等禮儀活動，而作為瑞玉的一些功能已被玉璧所替代，因而用途不如玉璧寬廣，考古發掘出土的玉圭，其數量也比玉璧少得多。《續漢書·禮儀志（下）》記載，皇帝死後梓宮中安放“圭璋諸物”。漢代皇帝的棺椁中是否有玉圭、玉璋随葬，尚未得到考古工作的證實。目前出土的漢代玉圭，除見于上述與祭祀有關的玉器窖藏外，隻在少數諸侯王墓中發現過。中山王劉勝墓出土三件玉圭，其中兩件為大型玉圭，一件為小型玉圭，三件玉圭都出在棺椁之間（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上冊第134～138頁，圖九五，6～8；下冊，圖版一○○，1～3。）。昌邑王劉髆墓出土一件小型玉圭，位于死者頭部（注：山東省菏澤地區漢墓發掘小組《巨野紅土山西漢墓》，《考古學報》1983年第 4期。）。這兩座墓的玉圭都出在棺椁中，應與諸侯王喪葬禮儀有關。此外，永城梁王墓也出土青玉圭，但具體資料尚未發表（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漢梁國王陵與寝園》，13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考古發掘出土的漢代玉圭，都是具有圭角的尖首圭。《說文解字》雲“剡上為圭”。《周禮·春官·大宗伯》鄭玄注：“圭銳象春物初生。”漢人所說的圭應是尖首圭，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相符。早在殷墟西區殷代小墓中就曾出土這種尖首圭（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虛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 。但這些圭為石質，形制不甚規整，又多出在平民墓中，說明當時這種圭還不是奴隸主貴族專用的禮器。春秋戰國時期，這種尖首玉圭已成為玉禮器之一，在盟誓、祭祀遺址中時有出土。漢代繼承先秦的傳統，玉圭主要用于祭祀，而諸侯王等高級貴族可能有随葬玉圭的禮俗。

　　玉琮在漢代可能已不再制作，漢墓中偶然發現的玉琮也是先秦時期遺留下來的舊玉，不是當時的禮儀用玉。中山王劉勝的玉衣上發現一件被改造了的小玉琮。該玉琮的四個方角已被磨圓，并加上一個用玉片做成的蓋，作為男性生殖器的罩盒，成為葬玉“九竅塞”之一（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上冊第140頁；下冊，圖版一○五，1。）。江蘇漣水西漢墓所出的一件玉琮，琮的上面被加上一個鎏金的銀蓋，琮的下面加了一個鎏金的銀底座，銀座下的四足做成展翅雄鷹的形象（注：南京博物院《江蘇漣水三裡墩西漢墓》，《考古》1973年第2期。）。這件玉琮顯然已成為一件精美華麗的工藝品了。由此可見，玉琮在漢代已不是神聖的禮儀用玉，而是可以任意将它改制成為具有其他性質和用途的一般玉器了。上述這兩件被改造了的玉琮，應是前代遺留下來的古玉。

　　秦代以前有時也用作禮玉的玉璜、玉龍、玉環、玉觿等，在漢墓中也出土不少，但已不是禮儀用玉，而是作為裝飾用的佩玉。

　　玉璜主要出在西漢前期的諸侯王墓中。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雖經盜掘仍然出土玉璜60多件，其中有的有精美的透雕附飾或細膩的淺浮雕紋飾，顯然屬于裝飾用玉（注：《中華文化畫報》1996年第3、4期。）。廣州南越王墓也出土玉璜30餘件，其中除出于棺内左側的三件谷紋璜可能與喪葬禮儀有關外，絕大多數也是用于裝飾的佩玉（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以玉龍作為佩飾的習俗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漢代的諸侯王貴族墓中偶然也有玉龍出土，當亦作為佩飾用。玉環是漢代常見的佩玉，有些玉環的雕琢工藝十分精湛。南越王墓所出的透雕玉環中，有一件龍鳳紋重環佩。該佩由内、外兩環組成，透雕龍、鳳紋，龍居内環中，内、外環之間有一長尾鳳鳥，龍鳳隔環相對，整個畫面布局勻稱，是一件工藝水平很高的佩玉（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冊第190頁，圖一二四；下冊彩版六，1。）。長沙鹹家湖曹

墓所出的一件玉環，也透雕龍、鳳紋，刻工精緻，也是難得的藝術品（注：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長沙鹹家湖西漢曹

墓》，《文物》 1979年第3期。）。玉觿是漢代貴族墓葬中常見的佩玉。西漢中期以前的玉觿多雕琢成龍形。南越王墓出土 4件玉觿，皆雕作龍形，其中兩件器形相同，是成組玉佩的構成部分；另兩件出在南越王玉衣的右手中，成為葬玉中的“玉握”，但從其器形看，原來也應是佩玉（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冊第 204頁，圖一三四，2、3；下冊， 圖版一一六， 3、4。）。屬于西漢中期的江蘇銅山小龜山漢墓所出的玉觿中，有一件也雕作龍形，龍身飾勾連雲紋，背脊上有透雕的螭虎、鳳鳥裝飾，雕镂精細，是漢代玉觿中罕見的珍品（注：南京博物院《銅山小龜山西漢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 4期。）。西漢後期的玉觿，有雕作龍形的，也有雕作鳳鳥形的，造型更加優美。在東漢時期的墓葬中，玉觿出土不多，雕琢的工藝水平也較差。看來以玉觿作為佩玉的習俗，盛行于西漢，東漢時期已逐漸衰落。

　　此外，漢代用玉雕琢而成的兵器隻發現于少數西漢的諸侯王墓中。河南永城梁王墓出土玉戈、玉钺各一件，玉戈飾勾連雲紋，玉钺的銎部飾卷雲紋（注：《中國玉器全集》4，圖版一九○、一九一， 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曲阜九龍山魯王墓出土一件玉戈，一面刻有紋飾，戈援前部浮雕龍紋，中部雕琢突起的渦紋，後部飾陰線花紋及浮雕夔龍紋（注：山東省博物館《曲阜九龍山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 5期。）。徐州獅子山楚王墓所出的一件玉戈，形制與梁王墓玉戈基本相同，但戈的援、胡之間有透雕的附飾，造型更為優美（注：《中華文化畫報》1996年第3、4期。）。這些雕琢紋飾的玉兵器，顯然不是實用的武器，而是作為儀仗用的，也應屬禮儀用玉。

來源：《文物》199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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