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時報記者 邱越）“寶寶要到來了，今天特别開心。”3月4日，陸月（化名）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寫下了自己對即将到來的孩子的期待。和大多準媽媽一樣，面對這個即将來臨的孩子，她有期待也有忐忑，而這個孩子對她還有着更加特殊的意義——這個孩子是她幾經輾轉、費盡辛苦通過代孕獲得的。“我試過太多辦法了都沒成功，但我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

為何一項在我國明令禁止的行為，在現實中卻屢禁不止？

圖文無關，資料圖片。李蔚海攝

地下代孕盛行，明令禁止卻收效甚微

即使已經成功代孕，但對陸月來說，這仍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在與健康時報記者的交談中，她回避提到“代孕”二字，而選擇用“dy”代替。即便面對自己的家人，她也沒有坦誠自己代孕的事實，而選擇了買“假肚子”僞裝整個懷孕的過程。

“我雖然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但知道這個事的人能少一個是一個。”陸月說，代孕也是她不得已的選擇，正常備孕屢屢失敗，吃藥、手術、人工授精、試管嬰兒她全都試過了，沒有一次成功。一度想要放棄，選擇收養，“但收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等待了幾年，心态徹底崩了，才決定選擇代孕。”

2001年《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3條第2款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辦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醫療機構違法實施代孕技術的，要由衛生行政部門進行處罰，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2003年《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在“保護後代的原則”之下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特别規劃署報告，世界範圍内不孕不育率高達15%-20%，中國不孕夫婦約1500萬對。其中，我國不孕不育的人數占适育人數的10%到12%，大約有4000萬到5000萬人群面臨無法生育的境遇。

據全國人大代表、作家蔣勝男介紹，我國目前的代孕中介已達400多家，大多屬于“地下交易”。代孕商業化已發展為一條較為成熟的産業鍊。

“58萬包風險全包價，中途出現任何情況都不會增加費用，不過能否成功得看個人的身體情況。”健康時報記者添加了某代孕機構客戶經理的微信，該客戶經理毫不諱言自己是“做代孕的”。

多家機構都跟記者打包票：“不存在安全問題，都是很基礎的操作，行業幾十年了。”

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表示，我國對代孕采取一律禁止的态度，而在這種完全禁止模式下，我國對代孕的規制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對代孕行為加強管理而不是不應一禁了之。”

人大代表：限制商業代孕并對代孕過程進行監管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2012年後代孕案件呈現逐年遞增趨勢。2019年70個案件中，其中行政案件2個，刑事案件16個，剩餘為民事案件。

朱列玉指出，在上述案例中，雖然法院認為代孕沒有法律依據，但不管是代孕行為當事人雙方，還是實施代孕的醫療機構，均未發現被追究刑責的判例。雖然《辦法》制定了相應的罰則，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刑法》中并無針對代孕的定罪條款。對于代孕本身，該《辦法》隻能約束醫療機構，處罰手段也僅限于罰款或紀律處分，對于代孕雙方當事人，尚無任何法律或部門規章進行約束。

朱列玉表示，在有相對健全的法律制度規制且不濫用的前提之下，若代孕行為沒有侵入他人的權利領地，并得到雙方自由意志的認可，在法律上一律禁止反而是忽略了特定人群的需求。相反，對代孕行為和機構進行許可證管理，平衡代孕協議雙方的權利義務，限制商業代孕并對代孕過程進行監管，才是應有之義。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生殖醫學科名譽主任孫偉認為，代孕有悖倫理，傷害婦女權益。

孫偉建議，首先，法律應嚴格規定代孕必須具備的條件，代孕運行機構應當嚴格審查上述條件，對不符合條件的一律拒絕代孕；其次，堅決禁止商業代孕；第三，絕對禁止代孕者與當事人間的性接觸；第四，對代孕嬰兒的父母進行全面登記，包括其生母、卵母、精父、養父養母等；第五，國家應當加強行政監督管理，一方面要完善行政監督立法，另一方面國家應指定一個特定的行政部門對代孕行為進行核準。同時，對不具備醫療條件的機構應該堅決予以取締；第六，要明确規定代孕運作機構及代孕操作規程；第七，要修改完善現行相關法律法規，制定有關代孕法律法規的同時,也要通過修改和完善我國現行法律法規關于比如代孕孩子的歸屬、代孕孩子的繼承權、代孕協議的有效性等問題的規定。

“要對非法代孕行為進行查處和打擊。”朱列玉表示，在我國因非法代孕而付出沉重代價的女性日漸增多，“代孕黑市”的利潤也高得驚人。面對這個現象，一方面要針對代孕出現的新問題，盡快填補法律空白，同時，加強公安、衛健、工商及工信等部門的聯合執法，持續加大對非法代孕的打擊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相關人員的教育及普法工作，讓越來越多的人知法、懂法、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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