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十惡”，是一個在古代傳統社會，在廣大民間影響甚廣的一項刑法專門制度。其中的“十惡不赦”更成了廣為流傳的一句成語。

具體地說，“十惡”是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十種重罪的總稱。把“十惡”置于法典的第一篇，作為嚴厲打擊的對象，以增加法律的威懾力。《唐律•名例》疏議即載：“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标篇首，以為明誡。”唐律中的十惡規定具體是：

謀反：謂謀危社稷，指謀害皇帝、危害國家的行為；

謀大逆：指圖謀破壞國家宗廟、皇帝陵寝以及宮殿的行為；

謀叛：謂背國從僞，指背叛本朝、投奔敵國的行為；

惡逆：指毆打或謀殺祖父母、父母等尊親屬的行為；

不道：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為；

中國古代刑法中的“十惡”，源起于西漢。正如《唐律疏議》所言：“事類有十，故稱十惡。然漢制九章，雖并湮沒，其不道、不敬之目見存，原夫厥初，蓋起諸漢。”這就是說，西漢時期所謂的“不道、不敬”等犯罪，就是十惡的萌芽。

及至曹魏統治時期，有關大逆不道、不敬之罪的立法繼續沿襲下來，但比之漢朝有所改進和發展。根據《晉書•刑法志》記載：“（魏律）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于謀反大逆，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迹也。”

到了兩晉時期，關于大逆不道的立法，又進一步縮小了處罰的範圍。《晉律•刑法志》載：“減枭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适養母出女嫁皆不複還坐父母棄市。”同時強調加重對違反封建禮教的處罰。其時，張裴注《晉律》，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又在理論上加以闡述。

到了《北齊律》中，首次規定的“重罪十條”标志着“十惡”的初步形成。《隋書•刑法志》載：“北齊……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此重罪十條，都關系到君主權力地位和封建政權的最高利益，所以傳統刑律将此類犯罪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以維護皇帝專制制度。但是，北周修訂法律時，曾一度删去了“十條重罪”,“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内亂之罪”。其實也隻是從形式上取消了其名目。南朝梁、陳的法律基本上與北周相同。

據《隋書•刑法志》講：隋開皇定律時，正式于法律上确立了“十惡”之目，“又置十惡之條，多采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據《唐律疏議•名例》載：唐律中關于十惡的立法，全部繼承了隋律的内容，所謂“仍遵開皇，無所損益”。由此可見，中國傳統律典中的十惡，起源于西漢，形成于北齊，至隋唐律中則達到完備階段。

比較隋唐時期的“十惡”與北齊律中的“重罪十條”，可以看出，在隋唐時期，加重了對危害皇權統治行為的處罰。北齊律中的“反逆”“大逆”“叛”，在唐律中修改為“謀反”“謀大逆”“謀叛”，所謂“将有逆心而有害于君父者”，就是将要産生反對皇帝的動機，并不是已有反對皇帝的行動，就構成了犯罪，實質上隻是犯意的表示或預備行為，從而加大了對危害皇權統治行為的防範。同時，隋、唐律中删去“降”罪，而增加“不睦”罪，說明其時加重了對封建家庭倫理關系的保護。

在唐律中，對十惡所規定的刑罰，比其他一般犯罪的刑罰嚴厲很多，謀反、謀大逆、謀叛，不僅犯罪者本人要處以死刑，其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等親屬也要緣坐受罰，有的也要被處以死刑。而且，有的還關系到罪與非罪的問題。同時，根據唐朝法律規定，犯有十惡重罪的，不僅要受到嚴厲的懲罰，而且還不得享有法律所規定的赦免刑罰的優待方法。唐律規定，凡犯有“十惡”重罪的，不得享有“議”“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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