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點名”,廣州“報到”。
城市人口的懸念,在5月15日清晨揭曉:《廣東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廣東常住人口總量超千萬的城市達到三個,分别是廣州(1868萬人)、深圳(1756萬人)和東莞(1047萬)。
人口對于城市建設發展和國民經濟演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七人普”中,幾項看似“不起眼”的數據,卻能影響整個城市未來的規劃走向。聚焦廣州各項人口數據,它們分别傳遞出什麼信号?
常住人口增加598萬人
讓流動人口轉為常住人口先要做好城市治理
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廣州市常住人口增長了5975805人;十年人口增長率為47.05%。十年間的人口增幅,相當于一個特大城市的城區常住人口總量。
十年間,廣州在全國常住人口增速最快的廣東省(十年增加約2171萬人)中,增數居全省第二,僅次于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714萬。
人們“用腳投票”展現了城市發展的競争力。廣州不斷加快人口集聚的背後,實質上也是在搶占發展的先機。廣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增長速度及總量走在全省前列,并依靠優越的區位優勢、開放寬松的政策環境不斷吸引大量的流動人口。
結合2020年廣州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披露的“實際管理服務人口”數據——廣州地區包括常住人口在内的實際服務管理人口數量超過2200萬,其中涵蓋了數百萬在本地“臨時駐足”的人口數量。這類人群長期留穗,将有潛力轉化為“常住人口”。
浩浩蕩蕩的人流大潮,不隻是個體的合集。人聚則财興,廣東省委黨校原副校長陳鴻宇提醒,嘗到人口帶來的發展“甜頭”之前,城市首要面對的是治理問題。廣州應當想辦法讓流動人口逐漸轉化為常住人口,首要的就是考慮就業。
“要發揮這部分人的潛力,使他們成為城市的主人。除了提供服務,還要安排就業機會,把這部分人的就業狀況納入統計。”陳鴻宇指出。
占全省人口比重14.82%
“都市圈時代”将放大中心城市的優勢與挑戰
廣州市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從2010年的12.17%,上升到了當前的14.82%。雖然隻有2.65個百分點的變動,但考慮到龐大的人口基礎,這個比例已屬可觀。
人口占比提升的城市,并不是隻有廣州。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珠三角核心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等9市)人口所占比重上升8.04個百分點。
“人口進一步向珠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廣東省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楊新洪分析指出,與2010年相比,全省常住人口增加超100萬人的市有深圳、廣州、佛山、東莞、惠州和中山等6市,它們的常住人口增量占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的94.00%。
一方面,城市的“搶人”呈現出馬太效應,地區經濟愈發達、人口基數愈大的城市,人口增量愈可觀。另一方面,城市增量的統計顯示,過去城市間的單量比較,已經上升為城市群、都市圈、經濟帶之間的比較。
“未來不是某個城市的競争力問題,而是城市群、都市圈的競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表示。盡管是城市群的競争,但中心城市在引領都市圈發展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視。“都市圈時代”甚至可能會放大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人口虹吸效應。
随着區域間城市發展關系越發緊密,市際人口流動也将加大,這将影響人口分布格局。此時,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将是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的題中之義。
人口性别比為111.98
改善性别結構需要産業結構的優化調整
全省21個市中,人口性别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在110以上的市有7個,在105—110之間的市有8個,在105以下的市有6個。廣州市的人口性别比為111.9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3.0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5.07)6.91個百分點。
正常情況下,每出生100個女孩,相應會出生103—107個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齡,男女數量趨于均等。因此,聯合國設定的正常值為103—107。
以廣州市常住人口作為基數計算,全市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200多萬人。
楊新洪介紹,就全省而言,廣東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是受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響,全省有近一半地市的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超過140以上,且外省流入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繼續上升。
目前,2020年的廣州戶籍人口和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具體值尚未公布。但參考近年來廣州市戶籍人口數的有關情況可知,全市性别比自2010年(102.98)以來呈持續下降趨勢,2019年該項數據已降至99.20。據此,廣州本地戶籍甚至呈現出“男比女少”的态勢。
結合廣州的發展特點,目前本地常住人口性别不平衡狀态(男性遠多于女性)與外來人員的性别結構沖擊不無關聯。作為制造業大市,廣州的産業結構會對性别結構施以影響,具體表現就是對男性勞動力需求的加大。
在此情況下,廣州需要考慮實現性别比的動态平衡。除了從立法、政策等制度層面進行引導外,也應持續優化産業發展态勢,加快建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強市,提升産業鍊現代化水平。當然,性别結構治理是一盤“大棋局”,使之合理發展仍需衛健、藥監、公安等部門的通力合作。
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7.82%
應對“老齡化”也應做好社會資源配置
國家定調,老齡化已成為今後一段時期我國的基本國情。那麼,廣州開始老齡化了嗎?
聯合國對于“老齡化”的界定,傳統标準是:一個地區60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10%,新标準是: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7%,即該地區視為進入老齡化社會。
60歲及以上老人占比達11.41%,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7.82%。無論是按傳統标準還是新标準衡量,本次統計數據都表明:廣州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與之相對的是,廣州0—14歲人口占比并不高。放眼全省,這項數據僅東莞(13.12%)比廣州(13.87%)低。中青年群體,廣州15—59歲之間的人士占比達74.72%。
2020年全市人口統計詳細信息尚未出爐,參考2019年廣州戶籍人口年齡構成可知,全市戶籍人口中18歲以下、18—60歲、60歲以上群體的人數占比,分别為20.73%、60.87%、18.4%。綜合上述數據,龐大外籍人口的彙入,較大改變了廣州常住人口的年齡構成。
在情況下,廣州的人口結構變化傳遞了以下信号:
首先,外來人口以中青年群體為主,這部分人群的占比是唯一提升的。外來人員的到來極大延緩了廣州市人口老齡化進程,同時為廣州發展延續着“人口紅利”。
其次,外來人口中“扶老攜幼”“拖家帶口”而來的群體并非主流。他們大多是獨自來穗工作生活,缺少代際關系的依附。這或許與廣州地區生活、撫育成本相對高昂有關。
此外,廣州一方面需要面對勞動年齡人口老化、人口老齡化加速來臨等風險挑戰,另一方面也要應對大量外籍勞動力帶來的人口與社會資源配置、人口與自然資源開發等矛盾。
解決人口均衡化發展問題,留給廣州的時間不多了。
2.73萬人/10萬人、11.61年
教育新體系将助力人口優勢轉為人才優勢
老齡化造成了“人口紅利”的衰減,但并不意味着“人才紅利”的同步消解。在廣東省科學院學科帶頭人、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莊巍看來:“近年來可以明顯感到科技人口的紅利在增長,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越來越高,未來肯定有一批人才紅利的到來。”
如何衡量“人才紅利”的多寡,指标之一就是受教育情況。目前,深圳每10萬人大專及以上學曆比例(約2.88萬人),已經超過廣州(約2.73萬人)位居廣東省第一位。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廣州(11.61)同樣位居全省第二,落後深圳(11.86)。
人才是第一資源,受教育年限及高學曆人群的數量,對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廣州是華南地區教育重鎮,擁有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一批國際知名高校。因此,廣州的受教育人口數據位于全省前列。
也應看到,随着近年來全國各地區引才力度的加大,人才具有鮮明的地域流動特征。這也是深圳的高校院所資源相比廣州有限,而受教育人口的數據卻更可觀的重要原因。
說到底,學校已非“栓”住人才、提升受教育人口比例的唯一要素。地區發展環境、城市對人才的友好程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才的走向。
此外,廣州外來人員數量的增多,也意味着相應的教育水平應當跟上。提升受教育人口的有關數據至少包括兩方面的内容:一是外來人員或其子女在廣州應有條件接受合格的教育,二是來穗常住人員本身具有一定的學曆水準。
“十四五”期間,廣州提出構建“公平卓越、活力創新、開放包容”的教育新體系,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示範城市。此舉将助力廣州積累人力資本,使人口優勢轉化為人才優勢。
【南方 記者】李鵬程
【作者】 李鵬程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 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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