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寶武局設于雍正七年，位于湖北省武昌府江夏縣縣城内，即武昌省城。

寶武局是湖北省開鑄時間最長、鑄錢量最大的錢局，自順治七年（1650年）開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銅錢局并于銀圓局為止，前後曆經二百五十年。

寶武局的建立，為促進湖北地區貨币流通以及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寶武局兩百餘年的發展脈絡，不僅反映了湖北地區的經濟發展面貌，其制錢鼓鑄的終結以及機器鑄币銅圓的興起更是湖北經濟逐步進入近代化進程的具體表現。

清代貨币的形式主要是白銀和制錢，除國家财政收支與民間大額交易外，普通老百姓的小額貿易使用的大多是制錢。

因此，制錢關乎于國計民生，掌握制錢權力對維護統治至關重要。

清兵初入關時，全國僅設寶泉、寶源鑄錢局鑄制順治通寶，随着政治秩序的重新建立、經濟的穩步發展，清廷開始籌劃重整制錢體系，決定在中央與地方分設鑄錢局鑄造制錢，由朝廷壟斷鑄造制錢，嚴格禁止私鑄、私銷行為。

順治元年，戶部議将順治通寶錢式頒發各省鎮，有應需鼓鑄者，令定議開局。各省鎮相繼題準，陸續設局開爐鼓鑄。

中國這麼大，又為什麼要在湖北地區設立鑄錢局呢？清代沿襲明制，設立湖廣行省，康熙三年分治，大體以洞庭湖為界，北為湖北省。

湖北省地處長江中下遊平原，土地肥沃，農作物生長條件優良，很長一段時間都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說。

而且，湖北省位于中國中部、長江中遊，可謂交通便利、四通八達。此外，湖北省的漢口鎮素有“四大名鎮”之稱号，人口多、貿易往來密集。

擁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經濟形勢甚是繁盛，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湖北地區對貨币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因此，湖北地區迫切地需要一個鑄錢局。

想要建鑄錢局，有需求性還不夠，還需要有足夠的币材。

漢口鎮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在清代始終是銅、鉛、錫等金屬中轉的集散口岸，而這些金屬可以作為币材，直接用于制錢的鑄造。

一方面，漢口是額運京銅鉛錫的中轉之地。

據記載，自乾隆四年起，雲南每年運供京局鼓鑄的所謂京銅即達六百三十餘萬斤，貴州、湖南所提供的白鉛、黑鉛亦有五百二十餘萬斤，再加配鑄所需的點錫等，乾隆一朝每年自西南等産區運京的銅鉛錫都在一千一百萬斤以上，數量相當大。

另一方面，漢口還擔負着各省鑄局的币材中轉任務。

自乾隆三年起，各省局中，使用滇銅配鑄的江蘇、浙江、福建、湖北、陝西等六省所采銅斤，亦都經由漢口轉運回省，總數亦在一百五十萬斤以上。

近水樓台先得月，借助漢口的條件優勢，在此地建立鑄錢局可以大大節省運費，從成本角度考慮，也十分适宜建設鑄局。

天時地利人和，基于以上種種需求性與便捷的條件，湖北省設立了荊州局、襄陽局、武昌局及鄖陽局四個鑄錢局鼓鑄制錢。

其中武昌局為省局，其餘三個為軍鎮類錢局。這四個鑄錢局對清初湖北省政治的穩定、經濟的恢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順治七年，寶武局正式開爐，鼓鑄本朝年号順治通寶錢。順治八年，戶部議準各布政使司止開一局，于是湖北省内僅留武昌局。

然而，順治至雍正年間，各省鑄錢局數開數停，原因大多是鑄錢形式不一、市場秩序混亂。

如順治十四年，戶部上書：“時各省鼓鑄甚多，奸民或行盜鑄，上谕錢法無弊，莫若鼓鑄歸一”，于是朝廷下令，各省鑄爐一概停止，僅京局可以鑄錢。

可是随着時代的發展，商品經濟愈發繁榮，京局的制錢能力并不能适應市場的需求。三年後，經過制定新的規範、對秩序進行重新整理，各省鎮鼓鑄局複開。

同時，為了統一制式，戶部規定各局鑄錢錢幕兼鑄地名滿漢文，湖廣武昌府鑄‘昌’字。此後，鑄錢的制式又經曆了“鑄錢皆用‘寶’字為首，次加各省本字。”的轉變。

鑄錢不止版式不穩定，制錢重量、配鑄成色亦幾經變化，可以看出此時清政府對于錢局相應事務的管理制度體系尚未完善。

乾隆朝作為清代國力十分強盛的時期，其社會經濟發展繁榮到鼎盛狀态，貨币流通十分活躍。寶武局也在這時候迎來了“高光時刻”，鑄錢規模達到頂峰。

乾隆八年，寶武局開爐鼓鑄，試鑄制錢一年，乾隆九年正式開鑄乾隆通寶。乾隆後期，滇銅産量銳減，寶武局鼓鑄不得不采買漢銅以補滇銅之不足，而民間私鑄盛行，弊端百出。

五十九年，清廷停各省鼓鑄，寶武局也停鑄，直到嘉慶元年，才重新開鑄，制嘉慶通寶。

然而，寶武局又面臨了在乾隆後期遇到的同樣的問題——滇銅不足。這一次，長蘆官商隻能赴洋采辦洋銅，直至二十三年無力支撐，寶武局停鑄。

道光年間，鑄錢的形勢依舊不理想，寶武局時開時停。另外，随着世界市場的逐漸發展，國内的經濟形式受國際影響越來越大。

由于美洲白銀産量減少，全球白銀的價格也上漲了不少，中國甚至出現“銀貴錢賤”的局面，民間不願買鑄錢而傾向于收白銀，鑄錢越來越“不值錢”了。

鹹豐時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斷，加上太平天國運動的内亂影響，軍費開支讓清政府不堪其中，國庫所存難以維系國家運轉。

為緩解财政困難，清廷在鹹豐三年允許開鑄大錢，各地開鑄當五、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和當千等大錢，其數額之大、品種之多，在清代貨币史上前所未有。

大錢行使不久，民間物價飛漲，貨币貶值，通貨膨脹現象異常嚴重，社會經濟達到崩潰的邊緣。

寶武局也參與其中，開爐鼓鑄，但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武昌省城多次被太平軍占領，寶武局的鼓鑄也就時斷時續。

鹹豐時期寶武局的最後一次鼓鑄，是在鹹豐八年二月至同年六月，太平軍第三次撤軍後，清政府收回了對寶武局的控制權，此次鑄錢共計二十六卯一萬九千串文，除解交司庫一萬六千串文外，其餘解交糧台總局交收。

由于鹹豐一朝鼓鑄大錢，緻使清代币制大亂，進入同治朝後，全國鑄錢都很少，各省局已基本停鑄，寶武局鼓鑄時間累計不足半年。

在此背景下，同治朝成了寶武局曆朝鼓鑄時間最短的一朝。

光緒帝繼位後，曾經試圖整頓錢法規複制錢，但清代原有的制錢體系已經瀕臨崩潰，再怎麼樣也無法力挽狂瀾。

光緒十四年，洋銅價格上漲，銅鉛折耗過大，鑄錢不但不能獲利，反而虧折成本，寶武局在恢複鑄錢一年後又被迫停鑄，此後未再開局。

至此，寶武局的使命結束，退出了曆史舞台。

寶武局鑄錢業的發展反映了清代湖北省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趨勢：由封閉的封建區域經濟向開放的資本主義經濟轉變，是中國經濟逐漸步入近代化進程的具體表現。

寶武局在曆史沿革中曆經數次變遷，版式幾經變化，寶武局鹹豐錢版式，極多又雜。

其中的許多版式，因為有共同的屬性特色，形成了諸多版式系列，使寶武局鹹豐錢更具特色與曆史研究價值。

學者依據鑄錢上滿文武字寫法的不同，以及其他文字和紋飾等特征，歸納出了主要的八個系列：美字長武系列、月紋系列、大字大武系列、大字細武系列、小字小武系列、缶寶斷武系列、部頒式系列、異書長武系列。

此外，還有許多特殊版式，由于僅存個别品種而不成系列。每一式鑄錢形态各異，又各富美感，蘊含着當時的曆史特色。

它們的收藏價值也極高，2004年7月，河南一位泉友來到武漢市收藏品市場，帶來一枚缶寶斷武當百錢，品相尚佳，立即被人天價買走。

此系列的主要特征是，滿文武字首部斷開由點和撇二筆構成寶字寫法為“缶寶”，故稱“缶寶斷武系列”。

該系列錢币計值較全，但數量極少，屬珍稀品種。

寶武局前後曆經二百餘年，所鑄的制錢又投向何處了呢？

正所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寶武局的鑄錢主要通過搭放兵饷、發賣民用以及制錢協運等途徑投放到市場，用于流通。

清代各省的鑄錢局基本“自給自足”，服務本省的需求，隻有少部分需要協濟其他地區。

清代寶武局鑄錢主要用于搭放本省兵饷，搭放時間與京城一緻，初為每年二月、八月按銀與制錢各半成搭放，後根據本省的具體情況随時更改銀錢搭放比例、錢文搭放時間。

除此之外，制錢還将投放至民間，設局發賣。清政府将根據市場流通的情況調整貨币的發行量，以保證國家經濟的平穩運行。

全國上下皆為同胞，由于各個地區地理曆史條件的不同，鑄錢的能力也各有區别。因此，統治者會将鑄錢量大的地區所鑄的制錢向鑄錢量小的地區調度，确保總體的流通平衡。

清代寶武局曆經250年，其總體發展形勢是随着清代的政治、經濟變化而改變的。

清代晚期國力衰微，已經是強弩之末，外敵的步步侵入以及統治階級的腐朽都使得國家運行舉步維艱。

清代的制錢體系早已難以維持，逐步讓位于銅圓，制錢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寶武局時開時停，最終退出曆史舞台。

寶武局鑄錢業的變遷曆程反映了湖北地區的近代化進程，其建立與終結，都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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