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12月27日深夜，陳素芬在夜班校對室校對稿件。本報記者劉婧宇攝

白天在家裡，她最愛侍弄陽台上的綠植，澆水施肥。上了一輩子夜班的陳素芬，對陽光有着特别的眷戀。

寒來暑往，報社的編輯記者換了一茬又一茬，她這個“編外校對”一直沒有變。每天夜裡十點，是校對員到崗上班的時候，她會攏好滿頭銀絲，穿戴整齊，拎着自己的小布兜，準時坐在校對室。

在陳素芬的世界裡，人等稿子正常，稿子等人就不正常了。工作中她極少閑聊，隻和編輯溝通稿件中的問題，多餘的話不多說一句，直到簽字付印後悄然離去。

報社夜班編輯的工作特點，是“月出而作、月落而息”，熬夜成了這個崗位的“标配”。幾年堅持下來，很多精力充沛的年輕人，都會有熬不動的疲憊感。

前不久，直到一位老記者發問，“校對陳老師快八十歲了，每天跟着大家一起熬，她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年輕的編輯們才突然發現，這個“奶奶級”的“編外校對”，似乎被自己忽視了好多年。“她肯定有什麼強大的動力支撐着，不然哪來這麼大的精氣神？”大家越想越好奇。

烏蘭巴托的夜

1941年1月，陳素芬出生在青島，父親是工人，母親靠做手工補貼家用。童年記憶中，家裡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小時候唯一一次吃到蘋果，還是生病發高燒時。

“苦命的孩子”，她這樣形容自己。每當鄰居給小素芬一點好吃的，她都會開心地帶回家，絕不會吃獨食。

解放後，因工人家庭的良好出身，陳素芬有了上中專的機會。

1960年，從護士學校畢業後，她被分配到山東省千佛山高幹療養院。每月能掙30多元，工資除了吃飯，全部補貼家用。除此之外，還在療養院後山上開辟一小塊空地，種蘿蔔曬成幹，也寄回家裡。那一年，她19歲。

1961年，一紙調令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迹——組織上經過層層篩選，決定派她去蒙古國的中蒙友誼醫院當護士。

“政治上必須絕對可靠！”半個多世紀後，陳素芬回憶此事，仍十分自豪于這份信任。

于是，她沒有多想，就和幾個同樣懵懵懂懂的小姐妹一起，登上了北上烏蘭巴托的列車。經過兩天的颠簸，終于踏上了這個陌生的國度。

當年，中國對蒙古國有很多援助項目，中蒙友誼醫院是專為我國援蒙工人設立的。陳素芬被分配到急診室工作，經常值班到大半夜時，有受傷工人被送來救治。偶爾，還會有幾個醉漢闖進來。

由于剛來時就被提醒“獨自外出很危險”，陳素芬她們幾乎不出醫院大門。中蒙友誼醫院外有一條幾十米長的小路，直通中國駐蒙大使館。深處異國他鄉，小夥伴們在這兩個地方，才能有“家”的安全感。

當時使館人手緊缺，每逢舉辦活動，就向一牆之隔的醫院“借人”。陳素芬她們手腳麻利，經常被派過來幫忙。在這裡，她遇到了烏蘭巴托分社的翻譯巴塔爾倉，他精通蒙語、漢語，年紀輕輕就已經是黨員。

當時的國際環境，巴塔爾倉也是“政治上必須絕對可靠”，才會被派來工作。

年輕陽光的陳素芬不但人很熱心，還是交誼舞高手；大個子巴塔爾倉身高一米八三，平時話很少，用介紹人的話形容，是一個“很老實的小夥”，在護士長的撮合下，倆人漸漸走到了一起。

回國前，他們在大使館舉辦了婚禮。當時的駐蒙大使成了證婚人。在使館的大禮堂裡，桌上擺幾盤糖果，雖沒有父母的參加，這對新人也收獲了滿滿的祝福。

陳素芬至今仍記得，她扯了一塊布，自己手縫了一件紫紅色小棉襖，還托人從國内買了一雙半高跟皮鞋；巴塔爾倉是外交人員，有幾套像樣的工作服，就這樣湊齊了新郎新娘裝。

“桶裝”稿子長蛇陣

1963年，陳素芬從蒙古國回來，進入了新華通訊社秘書處中文發稿組。生活環境好了一些，吃苦耐勞的習慣還一直保持着。她記得當時單位食堂，一份紅燒帶魚兩毛錢。單位發的飯費是足夠的，她卻一直舍不得點這昂貴的菜。

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對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

這是一個容不得任何差錯的崗位。由于技術落後，當時通訊社的新聞編輯發稿流程，現在年輕人根本無法想象：發稿需要細長的紙條，有的寫着字，有的打着孔，大家分工協作。

陳素芬每天的工作，從模寫開始：把稿子抄在一指寬的長紙條上。為了方便，每人都有一個帶坡度的小木闆，中間有一道用金屬貼片鑲嵌的一指寬凹槽，紙條就嵌在槽内，寫一截，向上拉一截。

往往一篇稿子，要分好幾頁。每頁都标上号，每個号對應一個人，大家寫完手頭的，都會主動去拿下一頁。等稿件謄寫完，所有的紙條就按編号順序，首尾相連地粘在一起。然後放在一個鐵皮桶裡，交付下一個程序。

60年代，經常會有超長篇幅的重要稿件要播發。無論多晚，隻要有稿件要處理，陳素芬和同事們一樣，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在發稿組辦公室的地上，總是放好多個鐵皮桶，裡面細長的“稿子”連在一起，擺着長蛇陣，成為辦公室一“景”。

這隻是最初的程序，接下來，會有人對照原稿逐字逐句校對，不能有任何差錯。校對員每人腳邊一個鐵皮桶，一邊看原稿，一邊扯着細長的紙條。

形似的漢字很多，多一點、少一劃意思大相徑庭。每當發現有差錯的地方，校對員就把錯的字撕掉，粘上正确的字。

剛開始，陳素芬也出錯，每次被叫去改錯字，都覺得很窘，心中懊惱“怎麼又錯了”。

下次，她就會格外細緻，争取不被老同志“點名”。慢慢地業務水平不斷提高，錯誤由少到無，她也可以去校别人謄寫的稿件了。

經過幾輪校對确認無誤後，這紙條才按中央和省級，分發到兩台機器，把開頭塞進去，機器“嘩啦啦”一轉，這條稿件才算傳送完成。

從不相信别人，到不相信自己，校對工作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較真精神。

她說：“我們就像一顆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擰到哪個地方，就幹好哪份工作，哪怕沒有值班，也是随叫随到。”

當年為了提高發稿效率，前輩們也折騰出一些土辦法。比如将報刊樓的角落上下打通，做一個“大炮筒”，每天10層的報房就将稿件分裝好，扔進這個筒。每層都有值班人員，每當聽見“咚”的一聲，就知道來稿了。

樓層之間，為了實現“稿件多跑路，人員少動腿”，也在地闆上鑿一個洞，上下層之間安裝好傳送帶，将需要處理的稿件标記好，夾在傳送帶上，一拉就去了樓下。樓下的編輯看到稿件，馬上對修改部分做出回應，再把稿子夾好傳上來。

現在，新華社報刊樓還是過去的報刊樓，地闆上的稿件通道，早就被填掉了。人們在電腦前鼠标一點，稿子就能與世界相連，融入新華社遍布全球的新聞信息采編網絡。

或許在這樓裡，陳素芬最能深刻體會到，這幾十年間，科技進步帶來的便捷。

刻在記憶深處的電碼

陳素芬家電視櫃上，擺着她和丈夫巴塔爾倉在大草原上的合影。

草原上風很大，她的頭發略顯淩亂，遠沒有那幾張穿着旗袍參加宴會的照片精緻。1979年，她和巴塔爾倉第二次去蒙古國。兒子就留在國内，由姥姥姥爺看管。

在新華社烏蘭巴托分社，丈夫是首席記者。她除了收稿、譯電、發稿等，還承擔起所有一切雜務。

“這是組織上交待的任務，做就是了。”辛不辛苦、适不适應，這些事兒，好像從來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内。

唯一一點，就是蒙古國蔬菜很少，好在每周都有從北京到烏蘭巴托的列車，“列車員都心腸特别好，知道我們在這邊不容易，就經常幫着從北京買點蔬菜過來，大白菜、蘿蔔之類的，帶一次夠吃幾天的。”幾十年後，對于遠在異國他鄉時，同胞之間的點滴互助，她依然心懷感激。

陳素芬有本珍藏到現在的小冊子，隻有巴掌大，綠色封面，定價0.25元。記者随便打開一頁，都是很密的小方格，一個方格一個字，對應着4位的編碼和三個大寫字母，再沒有多餘的信息，還有不少“掯”“徛”等生僻字。

這是1974年，當時的郵電部編寫出版的《标準電碼本》，陳素芬不知道翻爛了多少本，這是她保留至今的最後一本。

當時駐外分社從總社來的稿件都是一串串數字，要發回國内稿件也要逐字譯為電碼，并在紙條上将對應的碼打孔。同樣，也是一份“失之毫厘謬以千裡”的工作。

記者以為譯電碼的工作，就像是諜戰電影裡經常有的鏡頭：報務員一手翻電碼本，一手寫查出來的字，顯得特别緊張。

陳素芬笑着一口否定：“那怎麼來得及？電碼都得背下來，一看碼就知道是什麼字，隻有偶爾不太确定才去查。”為了保證發稿效率，她這樣要求自己。

“0022 0948 0364 3934 7825”，不做譯電碼工作幾十年了，這一串數字她依然脫口而出，這是“中國共産黨”五個字對應的電碼。

小小的電碼本雖然隻有80頁，看起來完全沒有邏輯，不能靠理解去記憶，背起來相當枯燥。記者很詫異地問：“這怎麼背得下來？”她笑着說：“可能當時年輕吧，記憶力還可以，就這麼死記硬背了。”

這種一絲不苟的認真，滲透到陳素芬做的每一件事中。記得有段時間，駐蒙大使館缺一個出納，叫她去幫忙管賬。有一次，對賬時差了幾塊錢，怎麼也對不上，她飯都顧不上吃，就翻來覆去折騰了快一天，才在一個筆記本裡找到這幾塊錢。

就連這樣一個幫忙的分外事，她都不允許出錯。陳素芬說，覺得自己“死心眼”。

遠在北京的兒子，卻得不到這麼多關注。單位的電話不能用來傳私事兒，孩子的姥姥姥爺又不識字，陳素芬隻能将囑托錄成磁帶，拜托回國的同事帶回去，再隔幾個月，收到另一盤“回信”。

一次痛心的“失誤”

陳素芬與編輯打交道，一般都是有事說事，很少談及自己的心情。跟記者談到丈夫巴塔爾倉，她用了簡短兩個字：傷心。

“剛退休沒幾天，老巴就走了。”陳素芬習慣叫丈夫“老巴”，她倚在單人沙發上，喃喃地說。

當年護士長介紹二人認識時，老巴的黨員身份，給這個不善言辭的小夥子，增添了一層光環。由于精通蒙語和漢語，中蒙邊界談判時，老巴也是工作組成員。之後，外交部和新華社搶着要他。婚後，陳素芬跟着老巴國内國外來回跑，風裡來雨裡去都不在話下。

蒙古人喜歡靠酒交朋友，必須喝到一定程度才行。老巴是蒙古族人，在蒙古國采訪到處都得喝酒，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們第三次派駐蒙古國，老巴外出采訪幾天，回來說胃不舒服。陳素芬以為是喝酒喝多了——這次近30年前的“失誤”，她到現在仍耿耿于懷。

這個小小的警報，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簡單熬點粥緩了過去。就這樣沒有檢查、沒有治療，在蒙古國待了四年。

1996年，結束駐外回國兩年後，老巴突然吐血，這才去醫院檢查，确診為肝硬化，已經有了腹水。擔心自己一休息就徹底成了病号，老巴一直沒有停止工作。

1998年，剛退休沒幾天的老巴，一天大清早突然吐血。

陳素芬來不及向單位請假，趕緊扶丈夫去醫院。他們好不容易才攔到一輛願意搭載病人的出租車。她手裡還不忘拿個塑料袋，擔心吐出來的血把人家的車弄髒。等到了醫院，接血的塑料袋都快滿了。

老巴連句遺言都來不及留，下午就走了。

醫院要做肝病研究，希望家屬同意解剖老巴的遺體。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這樣的要求很難被接受。

陳素芬希望老巴的病例能引人警醒，避免有人犯和自己同樣的錯。在和兒子商量後，她鄭重地在同意書上簽了字，并寫下這句話：“這是巴塔爾倉最後為肝病研究做出的貢獻，希望能造福後人。”

整整一天，陳素芬沒有掉一滴眼淚，丈夫倒下了，她得替丈夫撐起來。直到在太平間，手裡抱着他的衣服，見到被醫生送回來的老巴，她終于忍不住号啕大哭。

老巴走後，面對衆人的擔心，陳素芬不願過分悲悲切切，說“不行也得行”。

一起共同生活過的屋子，已經裝修好的三居室外加一居室的大平層，她沒有多考慮就換給了同事，自己住一間裝修簡單的小房子。她說，那位同事比她更需要大的住房，自己一個人小一點就夠了。

她一邊上着班，一邊調整着心情，撕心裂肺的痛慢慢消散，就這樣過了二十多年。

“你走了那麼多年，你還在我的身邊；那一天你微笑的臉，如今閉上眼，我還能看見”。《烏蘭巴托的夜》，陳素芬時不時低聲哼唱。

老巴，是她這輩子對的那個人。這個小“失誤”成了她心靈上不能觸碰的傷口。

“隐形人”追求“零差錯”

由于截稿時間不确定，報紙夜班編輯要熬的夜，似乎沒有盡頭。到後半夜，人會抵擋不住困倦，頭暈腦脹、兩眼發花，還得瞅着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保證不出錯，這種和生物鐘的直接對抗，一般人真的撐不住。

尤其是後半夜等待發稿時，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都快熬不住了，玩手機、看小說，試着用各種辦法打發這漫漫長夜。而陳素芬一般會閉目養神，時不時在太陽穴擦點清涼油，隻要稿子一到手，就開始彎着腰，眼睛湊在離稿紙十公分的地方，一個字一個标點地看。

缺錢嗎？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兒子就不建議她上班了，“是自己閑不住，總覺得可以做點什麼。”

目前，她是國社退休返聘人員中，年齡最大的一位。報社年輕編輯記者都尊稱她“陳老師”。說起陳老師，大家最多的評價，“有她在，放心。”

關于校對工作，有人戲稱，這個崗位是“隐形”的，工作也是“隐形”的——做了很多别人卻不知道，這又是一門“玄學”，似乎不管看多少遍，都會發現有錯誤。所以現在的出版物都有允錯率，并不苛求百分百正确。

在陳素芬眼裡，工作質量不能因為年齡而有絲毫折扣。她覺得，校對人員不能給自己“允錯率”。稿子在陳素芬手裡，向來是用點校法，即用筆點着字一個一個過。她看過的稿子草樣，都畫滿了紅道道。

她校對的文章有一段王陽明原句的引用，“呼号匍匐，裸跣颠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錯将“扳”寫為“闆”。古文本就拗口，而且二字差别甚小，編輯和記者都沒有注意到。

陳素芬看到這句，雖未讀過王陽明原文，但有着幾十年的文字功底，她憑語感意識到有問題，經過核查，果然是部首錯了。這類錯誤，大部分的讀者都不會注意，但陳素芬有一種執着，堅持自己手裡出來的活，不能有問題。

不僅是這類生僻的錯，很多時候，校對需要做的，是和大腦的淺層意識較勁。

比如，“研表究明，漢字的序順并不定一能影閱響讀”，當你看完這句話，都不一定能發現這裡的字全是亂的。因為人眼都是成區域地掃視，大腦會重新組織排列，如果速度夠快，甚至能“一目十行”，隻要上下文信息充足，都不影響閱讀。

所以有些人看稿子，能速度很快“順”一遍，然後就得出個“沒啥大問題”的結論。

幾年前，一個部門發稿，錯将一位司空見慣的外國領導人，名字其中兩個字的順序颠倒了，很多人審很多遍都沒有看出來，隻有陳素芬發現了這個錯誤，靠的就是她逐字點校。

每當遇到戰役性報道，大家都熬得很晚，迎着第二天的朝陽回家，是常有的事兒。陳素芬也和年輕人一樣，什麼時候在最終版樣簽上自己的名，什麼時候結束，隻要沒有簽，就一直處于待命狀态。

她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特質，這是我們老一輩新華人的優點，我是向老前輩們學習。”

當年19歲開始的夜班，就這樣上了大半輩子，與各種錯誤較勁，也折騰了一輩子。不圖名，不圖利，更不需要刻意地拔高贊美，她隻是單純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

記者問“這樣的夜班準備上到什麼時候”，她回答：“隻要單位需要，我能幹得動，就一直幹下去。”

夜班結束，冬夜的寒風中，她包裹着厚重的外套，顯得身影越發清瘦，徐徐前行的腳步，仿佛踩着那首《烏蘭巴托的夜》的旋律：

烏蘭巴托的夜，那麼靜那麼靜；

唱歌的人，不會掉眼淚；

……（記者劉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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