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生于19世紀末，他和他的同時代人一樣處于從思想到社會生活都在新舊交替的大轉型年代。在中國傳統與現代文化之間何去何從，是他們思考的共同議題。傅斯年認為，“恢複民族的固有道德，誠為必要，這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滌蕩傳統的瑕穢，亦為必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他試圖在兩者中實現一種平衡。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曆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

理解一位思想者的觀念選擇，既可以去閱讀他的言語文字，也可以去看他怎樣處理身邊的日常生活，而後者往往考驗着他是否言行一緻，更能反映其真實選擇。在傅斯年逝世70周年之際，本文從日常生活中回憶了他如何盡孝道、如何從生活到思想都信任妻子，以及如何“六親不認”堅持規則意識。

撰文｜葉勝舟

與母：賣書葬母

傅斯年9歲喪父，弟弟傅斯岩才7個月。他由祖父傅淦及母親李夫人撫育成人，親戚長輩資助接受教育。改變他命運的其中一位恩人，是他父親傅旭泉的學生侯雪舫，将他帶離相對封閉的山東聊城，來到當時更為開放的天津上中學。

家境衰落，雨天屋頂漏水，傅母“懷中抱着幼兒，頭上撐着一把雨傘”。傅斯年曾自稱是“中産階級的無産貧家出身”；“出身于士族的貧家，因為極窮，所以知道生民艱苦”。

《傅斯年全集》（全七卷），歐陽哲生 等編，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9月。

傅斯年“尚未成年的時候，大概是從母姓”，所以他的不少藏書中寫的名字是“李永”。他在外面呼風喚雨，鋒芒畢露，妻子俞大䌽回憶他在家裡“侍母至孝”、秘書那廉君回憶他也是“事母至孝”。留學七年突然回國，自承原因“全是由于對于母親的一個Moral weakness（道義缺陷）所緻”，擔心“如再不歸，母親大有去世之可能”。

《傅斯年遺劄》，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 等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月。

傅母愛吃肥肉，但體胖、高血壓，不宜多吃。俞大䌽為婆婆健康着想，不敢多給，多次觸怒婆婆。“太夫人發怒時，孟真辄長跪不起。”他好言勸老太太平息怒火後，又私下安撫妻子：“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制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含辛，撫育我兄弟二人，我隻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

如果讀者以為傅斯年一味順從母親，那就誤會了。他也體貼妻子，就是一個時時、事事、處處操心的勞碌命。婆媳關系偶爾緊張，他夾在兩個最重要的女人中間，也和很多男人一樣，一個頭兩個大。

中日即将大戰，硝煙彌漫，危機四伏。1935年12月2日，中研院總幹事丁文江從南京往湖南，設計打通備戰的粵漢鐵路，調查鐵路沿線的煤礦資源，為即将南遷的清華大學考察校址。12月7日，在湖南譚家山煤礦堅持下到170米深的洞底考察，洞内嚴熱，地面嚴寒，多日奔波勞累，患了傷風。8日下榻粵漢鐵路株韶段路局賓館，洗澡後想早睡、發汗，關閉門窗燒壁爐，煤氣倒灌室内，不幸中毒，救治又延誤。

作為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匆忙趕赴長沙，組織搶救好友和上司，判斷兇多吉少，心緒極其悲痛，12月28日給胡适寫信的落款，罕見不用“學生 斯年”。又不得不強打精神，作為丁家全權代表跑前跑後。即使這樣的壓抑狀态，還牽挂妻子，信末拜托胡适照料家事，讓妻子散心，什麼原因和怎麼散心都交代得仔細：“我去前不久，婆媳大不高興一次，因此我心中十分不放心。能約大䌽出來玩玩，甚好（例可打打牌之類）。”此信落款為“‘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漢者’敬上”，有自嘲之意，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胡适為落款加注：“傅孟真”。

母親受涼、吃壞了東西，發燒、腹瀉，不是什麼大病，次日晨已燒退、不瀉。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寫信向丁文江、史語所代理所長李濟緻歉，“如此情形，弟決不能上路也”，“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依然在家多呆兩天陪伴母親，同時表明沒有閑着，也在趕活工作。

還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計劃返回北平路過濟南時停一停。結果還是沒下車，原因有二：史語所有公務；老母親不在濟南。

《傅斯年文集》（再版），歐陽哲生 編，中華書局，2017年10月。

南京淪陷後，傅斯年輾轉到長沙。兩位侄子來見，傅開始很高興，也感謝下屬。後來問侄子祖母的下落時，他倆回答：“沒有逃出來！”傅一聽，勃然大怒，當場打了侄子幾個耳光。護送兩位侄子的下屬，站在旁邊，尴尬不已。

随後，他派人陪老母親從安徽和縣，輾轉由陸路轉移到漢口，再赴長沙。他為母親逃難所受的困苦而不安，曾内疚地說：“幸能平安至後方，否則将何以對祖先？”此後傅母又轉移到相對安全的重慶，和弟弟傅斯岩一起生活，費用全由傅斯年負擔。

“孝子之事親也，居則緻其敬，養則緻其樂，病則緻其憂，喪則緻其哀。”（《孝經·紀孝行章》）将母親接到重慶後，雖然自己條件艱苦，傅斯年“仍勉力供給他老人家肉食無缺”。重慶醫療條件差，傅母的膽結石被誤診為胃病，延誤病情，1941年10月去世。

在書桌前的傅斯年。

四個月後，傅斯年在緻胡适信中自責，假如“在南京時送他老人家在中央醫院多住幾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這一場大病”，母親就有可能早确診、早治療。這個自責一直沒有釋懷。隔一個月後，他又緻信告訴羅家倫，“至今念之，倍覺罪惡者也。”

此時傅斯年的高血壓症日益嚴重，眼底血管已破裂。住院時醫生們都認為病情危急，友人們無不悲觀。1941年7月7日出院後，繼續在歌樂山休養。傅斯年也悲觀地說：“這個病是不會好，隻希望拖得好。”恨不得他早死、自己好解脫的孔祥熙，已經在外面打聽、撒播，“聽說傅斯年病的要不行了！”于是，好強的傅斯年抱病出席一半參政會會議，證明自己還活着，還要反貪、攻孔。

母親去世後，他顧不上自己的重病，喪事親力親為，看地、安葬，連續操勞奔波，血壓都不量了。等忙完喪事，到李莊一量血壓，打破一切紀錄。為防止敵機轟炸和日後破壞，傅母“葬于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堅，欲移不可，未開吊，未發訃，事後登報耳。”

他手頭拮據，又逢國難，隻好賣書葬母，喪事從簡。“棺材是賣幾箱子書換來的。朋友有勸我開吊者，我實在辦不到。”

與妻：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精神伴侶

1911年12月，不滿16歲的傅斯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萃結婚，顯然是一樁包辦婚姻。傅斯年對這段婚姻并不滿意，早在1918年11月，就公開撰文抨擊家庭是“萬惡之原”，鼓吹獨身主義。

傅斯年雖然告訴顧颉剛，“絕沒有室家之念了”，但對這段包辦婚姻也不絕情。1919年秋，他在出國留學之前回山東老家，泡了兩個月的“溫柔鄉”後，立場明顯松動軟化，又對顧說：“現在對于家庭的觀念，隻主張改良，不主張廢去了。”顧颉剛以此為例，分析“家庭裡實在有濃厚的愛情，教人颠倒在裡頭，永遠撇不開來。”筆者由此判斷，傅斯年對丁馥萃曾有好感和留戀。

《傅斯年：中國近代曆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王汎森 著，王曉冰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6月。

1934年夏，傅斯年與丁馥萃離婚，“通過胡适和丁文江的斡旋，獲得一筆貸款來處理離婚事件”（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曆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他出國求學時，前妻侍奉傅母盡孝，離婚後一直未再嫁。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和俞大䌽在北平再婚，成為俞大維的妹夫、陳寅恪的表妹夫。

1935年4月13日，丁文江寫信告訴胡适，傅斯年對“去年離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

俞大䌽與傅斯年。

總體而言，俞大䌽給傅斯年帶來溫暖和幸福，是他的“佳偶”（毛子水，《傅孟真先生傳略》），“使他得到許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勵”（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是不争的事實。俞大䌽賢淑聰慧，不以名門望族、名人妹妹自居，也不強勢要求傅斯年遷就她。相反，據胡适、傅斯年在北大的學生徐芳回憶，俞大䌽“很順着傅斯年，不得罪他”，認為“你怎麼樣我就照你的意思做”，所以“兩個人處得來，很平安”。

比較胡适、傅斯年的家信，他們的内容風格彼此迥異。胡适幾乎不和江冬秀讨論複雜的人事、政治、學術、國家等大事，絮絮叨叨以生活瑣事為主，定位于“生活伴侶”。傅斯年不僅與俞大䌽大量讨論敏感的所務、國務和微妙的人際關系，而且自然傾訴自己的煩惱，可見夫婦信任、默契、合拍，定位于“精神伴侶”。

陳寅恪與傅斯年不僅是姻親，還是同窗、知音、密友。1927年7月6日，陳題詩贈傅，其中第二首的頸聯是：“今生事業馀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借曹操煮酒論“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的典故，對傅斯年即将開創的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的業績寄予厚望。

傅斯年的學術初心，一生未改；對陳寅恪禮敬，一生未變。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史語所職員陸續由湘遷滇，傅、陳兩家住在昆明城北青雲街靛花巷三号宿舍樓，傅在一樓，陳在三樓。陳身體虛弱，右眼已經失明，左眼高度近視，行動不便。昆明常遭日機轟炸，聽到防空警報響，别人紛紛往外跑，傅斯年卻搖晃着肥碩之軀，往上晃到三樓，小心把陳攙扶下樓進入空地的防空洞。

這個防空洞水深盈尺，陳寅恪帶着椅子坐在水裡，等警報解除。曾苦中取樂撰寫對聯描述此情此景：“聞機而坐，入土為安”。“機”指日機，“入土”指入防空洞。傅斯年忙碌，不可能每次由他扶陳寅恪下樓。1938年10月，史語所遷至昆明郊外龍泉鎮龍頭村；1940年冬，又搬遷至李莊。陳寅恪則未赴李莊。

上世紀20年代，傅斯年（立排右二）、陳寅恪（立排左二）和章士钊（立排左四）等人合影。

與友：六親不認與禮不逾矩

然而，即使是對陳寅恪這位學術泰鬥，一旦涉及規章、規矩，傅斯年并不會通融，反對陳寅恪違規拿高薪。

陳寅恪從香港剛到桂林時，養家糊口，入不敷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好心援手，直接與朱家骅院長商定，聘陳寅恪為史語所專任研究員，月薪600元外加薪40元，而且聘書不通過傅斯年所長，直接寄給桂林的陳寅恪。

傅斯年知情後，“六親不認”，維護規章的原則性，适當兼顧援助的靈活性。1942年8月6日，他緻函葉企孫，堅持“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則絲毫不通融。蓋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

聲明三點：

一、“絕不承認領專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二、對總幹事“略過所長處理一所之事”深表不滿，“此乃違反本院十馀年來一個良好Tradition（傳統）之舉”，又抱怨葉企孫的處理辦法，“恐所長甚難做矣”；三、留有操作彈性的餘地，“為彌補寅恪旅費，為寅恪之著作給獎，院方無法報銷，以專任薪為名，弟可承認。”信末還附錄院章相關條款全文，再次強調陳寅恪“領專任研究員薪而在所外（指陳寅恪停留桂林，而不來李莊）工作，大悖院章”。

傅斯年對頂頭上司如此強勢，固然與他的價值取向、性格、見識相關，還有兩個因素不可忽視，就是他的人脈和資曆。他是史語所創立者，也是中研院元老，朋友圈精英荟萃，和蔡元培、胡适、朱家骅、葉企孫、陳寅恪等學術大腕，熟到不能再熟。

蔡元培1940年去世後，中研院總幹事朱家骅接院長，沒有任何懸念地請傅任總幹事。傅做了一年多，因為嚴重高血壓症治療、休養才辭職，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接總幹事。所以傅敢想、敢說、敢寫、敢做，常常又占理、又霸氣，在台面上攤得開，隻是難免有時咄咄逼人。

1942年8月14日，傅斯年寫信直白批評陳寅恪，“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誤不容再誤”；直白反對陳在桂林拿專任研究員高薪，“兄向為重視法規之人，企孫所提辦法在本所之辦不通，兄知之必詳。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一有例外，即為常例矣”；直白告知自己的處理原則，“凡事關人情者，當對同事盡其最大之幫助；然事關規例者，則未可通融”。

涉及每人切身利益，特例一開，易成慣例，傅斯年這個所長确實不好帶隊伍。8月31日，他不依不饒，又緻信葉企孫，抱怨盡管陳寅恪“在任何處一樣，即是自己念書，而不肯指導人”，他還是一向尊重陳寅恪的決定，再盡力效勞，“但求為國家保存此一讀書種子”。甯願“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建議對陳寅恪大幅降薪六分之五，定為“專任研究員暫适用兼任研究員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暫加薪四十元”，是否加薪四十元，請葉定。葉企孫回信，提議把陳寅恪月薪加至200元。他又以“此時非年度轉換時，似不必更易”為由，不同意陳的月薪定為200元，但也做了妥協，堅持月薪為150元。

陳寅恪清高孤傲，雖窮決不為“五鬥米”折腰，寄回專任研究員聘書與薪金。回信表示理解：“弟尚未得尊電之前，……即于兩小時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院章有專任駐所之規定，弟所夙知，豈有故違之理？今日我輩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點正與兄同意者也。”還綿裡藏針反駁傅對他“皆是一‘拖’字”的指責，回應之所以滞留香港、桂林，“取拖延主義”，跟夫人無關，全是自己做主，原因有二：其一，經濟困難。在桂林月薪不過八九百元，月開銷兩千元以上。到李莊不能“安眠飽食”，“若複到物價更高之地，則生活标準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其二，寫作需要。“在生活能勉強維持不至極苦之時，乃利用之，以為構思寫稿之機會。”

《陳寅恪集：書信集》（再版），陳寅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7月。

傅斯年信奉法治，堅持以規治所、以章治院，并非一點不近人情。安排陳寅恪一家逃離香港及籌集路費，就是他和朱家骅幫的大忙。1941年12月10日，傅分别緻電陳寅恪、王毅侯（中研院總務處主任）、杭立武，落實陳全家離港來渝事宜。告訴陳已電杭立武、丁巽甫（丁燮林字）相助；請王毅侯轉電丁巽甫，墊款助陳離港，傅負責料理此款，報告朱家骅院長。

陳寅恪抵達桂林次日，即緻信感謝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幫助他全家死裡逃生，“骝公（朱家骅字骝先）及諸兄親友之厚賜，感激之忱，非紙墨可宣也。”又說他抵達桂林後，已收到中央研究院寄款5000元；朱家骅、杭立武寄款1.4萬元；俞大維兄弟寄款1.5萬；另有“親友所寄之款未到”。據行前傅斯年的電報，提到他已籌的款項，“前說四千元，均為同人墊借。”另據研究者披露，“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協會、西南聯大等有關單位，籌款四萬元，作為搭救他一家人的路費。”（吳定宇，《守望：陳寅恪往事》第188頁）

《守望：陳寅恪往事》，吳定宇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1月。

孔子雖然倡導“禮之用，和為貴”，也反對做“老好人”，強調“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意思是隻為表面和諧而和諧，不以禮法節制和諧，也不可行。由這件小事，可看出中國知識分子菁英的風骨、風采。尤其是傅斯年處理耿直、得體，既聘陳兼職研究員，緩解其經濟壓力；又不逾院章，以免留下話柄，守護其清譽，确實是“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益者三友”（《論語·季氏》）。

本文省去了原文的注釋。引用史料參考（不含古籍）如下：

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歐陽哲生 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 主編：《傅斯年遺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王為松編：《傅斯年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葉勝舟

編輯｜西西 安也

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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