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慚愧，雖說從大一開始接觸傳播學的課程，但直到準備考研和專業課要求提高的現在，我才借助于教材和專著的閱讀，對傳播學領域有了一個相對清晰、完整的認知。

對于想要初步建構起傳播學理論框架的同好來說，從E·M·羅傑斯的《傳播學史》入門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任何涉入一條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這裡的水來自何方，它為什麼這樣流淌（羅傑斯，1997）。

本書作為傳播學領域的一部基礎之作，為讀者梳理了這個新興學科發展的曆史，準确地說是它“截止于1960年的百年曆史”。歐洲起源、兩種視角、三個學派、四位先驅和作為奠基人的施拉姆，是這本《傳播學史》的主線。

羅傑斯從19世紀的三位歐洲大師——達爾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入手，分析傳播學的歐洲起源。

作為北美傳統經驗主義視角的反面，繼承自馬克思的批判主義視角也在書中得到呈現（盡管篇幅有限）。

對于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和帕洛阿爾托學派三者在傳播學發展史以至整個美國學術發展史中的開創性作用，羅傑斯也不吝贊美之詞。

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的概念始于B·貝爾森（1959），并為施拉姆所強調和推廣，一直在學界保持着極大的影響。但羅傑斯認為，關于四個奠基人的神話是對傳播學史的一種嚴重的簡單化的做法（羅傑斯，1997）。

他在序言中區分了先驅者（forerunners）和奠基人（founders），認為“如果說傳播學曾經有有過一個奠基人的話，那麼施拉姆就是這個奠基人”。

于是在《傳播學史》中，拉斯韋爾、勒溫、拉紮斯菲爾德和霍夫蘭暫時被請下了神壇，和施拉姆、帕克、阿諾多、香農、維納和默頓等學者待在了同一個位置。

不過通覽全書，這四位先驅所占的篇幅依然冠絕。他們都是傑出的社會科學家、來自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在傳播學的開創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施拉姆曾将傳播學比作學術領域的“十字路口”，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在内的諸多學科都對它的确立和發展有着交叉而深厚的影響。

交叉和融合的思想在《傳播學史》中幾乎随處可見，各個學科的交叉融合、學派與學派的交流合作、學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打破領域局限的思想精華……

羅傑斯的聰明還在于他清醒地知曉曆史與人的交纏，即使是撰寫一個學科的曆史，他同樣會煞費苦心，竭盡全力去挖掘學科背後鮮活生動的“人”（王婷，2013）。

書的名字即表明了作者行文所采用的是“一種傳記式的方法”，我更願意把《傳播學史》看作一本令人興趣盎然的傳播史話，講故事的手法極大地提高了全書的可讀性。

除了深刻的學術理論内容和清晰的曆史發展脈絡之外，許多學者轶事很好地充當了閱讀過程中的潤滑劑。比如諸多學者間錯綜複雜的人際關系、施拉姆的口吃和“能做”（can-do）的性格、《物種起源》發表的内幕、阿多諾對音樂和高雅文化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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