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網絡圖片）

2014年3月26日，人民網發了一條微博稱：【曆史上的今天】林語堂逝世，說林語堂從小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終身與二者打交道,或學,或教,或比較,或偏愛,或回望,須臾不曾放下,直到1976年3月26日病逝于香港。

我看了很有感觸。這雖然隻是網站的一條不大引人注意的微博，但也明确表示對林語堂這一曆史文化人物的正式評價，而且可以被認為是主流文化界的态度。

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是極為重大的。當時出現的像林語堂這樣一些新文化人物，現在能得到比較公正的評價，應該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界的一個很大進步。此前，我們臧否當時的新文化人物往往有失偏頗頗，除了魯迅被大樹特樹之外，其他如胡适、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等等的文化建樹都很少見諸文學史詳細介紹，更多的隻是當做資産階級的、幫閑、甚至反動文人加以批判。

就拿林語堂來說，我們過去很少知道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也很少讀過他的文學作品和雜文，隻知道他在黑暗的社會現實裡搞什麼“性靈”和“幽默”，和魯迅很過不去，還投好國民黨政府。

經過這些年的研究和讨論，現在我們才知道，林語堂乃是和魯迅并駕齊驅的新文化幹将，他不僅有很紮實的中國古典文學功底，又對英語和西方文化造詣很深，對現代白話文的研究推廣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他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于1940年、1950年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不僅如此，林語堂還首創了漢字筆劃、筆順、漢字偏旁部首的概念，進而開辟了以筆劃、筆順、偏旁部首為依據對漢字進行拆分、解構、歸類的全新理念，參與創造出曾被定為國家正式推行注音方案的“國語羅馬字”漢字注音方法。他甚至還破天荒地發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機”！因此，林語堂被公認為中國現代著名文化學者、文學家、語言學家，他在新文化事業上的貢獻實在不能抹殺，他在文化史上地位理應得到更正。

除了林語堂之外，這些年來，我們對胡适、包括周作人等其他新文化人物也都做了比較客觀的介紹評價，糾正了過去對他們的偏見和不實之詞，肯定了他們在文化上的建樹和貢獻。作為文學史、文化史，對這些新文化人物重新進行研究評價是很必要的，完全應該的。這既是對新文化運動成果的客觀定位，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血脈的正确傳承。

但是在臧否新文化人物的輿論中，我認為也還存在着兩種不公正的現象。

一是在糾正過去的偏頗時又出現另一種偏頗，那就是對凡是過去批判的人物都大加贊揚甚至吹捧，對過去褒揚的人物都反過來加以貶責甚至謾罵。乃至于出現這樣一種輿論傾向，胡适、林語堂等都偉大得不得了，而魯迅則問題多多，甚至還不如他那個當了漢奸的弟弟。

我認為這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翻燒餅，也不是臧否人物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反而說明我們許多人的思想感情仍然被偏見支配着。臧否曆史人物，政治評價是應該存在的，但或左或右各執偏見就難免有失公允。而以偏概全、否定其文化學術成就就更不對了。政治觀念的偏激、思想方法的片面絕對化，在評價曆史和臧否人物中都是應該盡量避免的。

另一種不公正的現象，是對文化人在某種特别曆史時期的表現過于苛求。比如對郭沫若，他也是一位新文化人物，在新詩、曆史，考古等文化領域都建樹頗多，但由于他晚年未能保持士節，現在被人罵得一塌糊塗。

郭沫若晚年的一些表現固然很糟糕，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在新文化上的成就。周作人當了漢奸，我們現在還承認他的小品散文寫得好，難道郭沫若連漢奸都不如嗎？我主張對文化人物的表現，甚至包括在漫長封建專制下的表現，我們都得從曆史的客觀情況出發，更多采取悲憫的态度。老實說，在那種情況下能實行孟夫子的“三不”當然值得表彰，但能要求大家都挺着脖子砍腦袋嗎？如果一味苛求，那麼可以說，自秦皇以後，中國少有節士；元代清朝，中國多是漢奸！我們能這樣苛責郭沫若嗎、我們能這樣臧否文化人嗎？

最後我還想總結一下，現在我們之所以能比較正确的評價林語堂、正确的臧否新文化人物，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很大進步，是文化界解放思想的結果。我們應該高度肯定這個曆史進步，保持這種進步的态勢。這也是我看到人民網發了關于林語堂的微博感到特别欣慰的原因，是以此文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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