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2018年重陽節,扶貧幹部張忠富到金河村看望九旬老人。陳家雲攝

在公布群衆認可度之前,譚本仲心裡有點兒“打鼓”。幾個月後回想,他說自己當時“很自信,也有點擔心”。

在全縣大會上,這位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縣委書記,曾一次次擲地有聲地給幹部鼓勁、加油、敲警鐘。“如果不能如期脫貧摘帽,我們無法向黨和人民交代,無法向石門68萬父老鄉親交代!”

湖南石門縣,湘鄂邊陲,武陵山脈東北端,因地勢險海拔高,被稱為“屋脊縣”。1986年,它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為貧困縣；2011年,被納入武陵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縣。

2014年,這裡有122個貧困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6724戶、82300人,貧困發生率14.4%。在2018年的貧困縣退出國家專項檢查評估中,貧困發生率減至0.9%,群衆認可度高達96.48%。

“石門做得比說得好!”考核評估組專家給出評語。這讓譚本仲,也讓石門的一萬多名黨員幹部百感交集。聽到“摘帽”消息的當晚,扶貧辦一名幹部趕回家看望父母,老父親遞來土酒苞谷燒,49歲的漢子連幹三大碗,撲在桌上放聲大哭。

脫貧攻堅,事非經過不知難。

于脫貧攻堅戰而言,識貧是第一場硬仗,扶志是沖鋒号,産業是造血,監管是保障“糧草”,而紮根在這座大山裡的一萬多名黨員幹部,則是責無旁貸的主力軍。

在石門剛剛摘下窮帽的這個秋天,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蹲點在大山深處,見證和記錄,為這場艱苦卓絕的勝利,留下注腳與縮影。

尋娃記:“一個都不能少”

2017年年末,石門縣教育局對全縣建檔立卡家庭子女進行了一輪摸排,在一萬多個孩子中,有一個叫小唯(化名)的孩子“消失”了。

根據戶籍信息,今年11歲的小唯應住磨市鎮坪塔村。可負責該村生源的九夥坪完全小學教導主任楊六華在學校花名冊、坪塔村名冊上,怎麼也找不到她。

小唯的父親說,2009年,孩子被母親帶走了,可能回了孩子母親的出生地——河南信陽市某村。自那之後,雙方再無聯系。

“隻要戶籍在我們這兒,這就是石門娃娃。脫貧攻堅,一個都不能少。”石門縣教育局局長廖琪甯當即決定,派教育股幹部盛孝華和楊六華一起尋找小唯。

第一步,在全國中小學生學籍信息網輸入小唯的姓名、身份證号,在石門縣域内沒找到,又請求省教育廳、教育部查詢,仍然找不到。

第二步,嘗試在學籍網上用小唯的年齡、性别等信息注冊,試圖用注冊系統的“查重提示”功能找到孩子可能的下落,希望再次落空。

盛孝華和楊六華依然不甘心,又從網上找到河南省某鎮政府電話,輾轉聯絡上該村村支書。

村支書透露,村裡确實有個婦女,幾年前帶了一個和小唯年齡相仿的女孩回來,如今已經更名改嫁,孩子也改了名。說到這裡,他開始顧慮重重,不願繼續透露。

“我們給村支書打了幾十個電話。後來他煩了,索性不接,我們就換個号碼繼續打。”經不住軟磨硬泡,村支書最終說出了孩子和母親的新名字。

随後,盛孝華聯絡當地教育局,希望通過查找孩子學籍,确認孩子的身份信息,确保孩子正在上學。為此,石門縣教育局、常德市教育局先後三次發去公函請求協助。

三次發出公函,100多個電話,耗時一個多月,終于找到了更名後的小唯。“我們當時想,如果他們不願協助,我們立馬動身去河南。”千方百計,也不能漏掉一個孩子——僅2018年春季,石門縣尋找到2894名“石門戶籍 外縣學籍”和234名“外縣戶籍 石門學籍”的建檔立卡貧困學生信息,發放補助資金110多萬元。

在這場脫貧攻堅戰中,石門縣的黨員幹部們,要在3970平方公裡的大山深處、68萬老百姓中間,精準找到每一個需要幫扶的貧困戶。

譚本仲形容這是“進村過梳子,入戶過篦子”,他甚至用石門土話編了一套“十看法”——

“一看房,二看糧,三看讀書郎,四看家中有沒有人進病房,五看家裡勞力壯不壯,六看安全飲水道路交通暢不暢,七看群衆是否有笑相,八看集體經濟收入有沒有進賬,九看村容村貌靓不靓,十看支部班子強不強。”

“要扶貧,首先要識貧。”石門縣扶貧辦貧困監測組組長張兆霖說,為了不漏一人,縣裡的扶貧幹部們幾乎全年無休。

于脫貧攻堅戰而言,識貧是第一場硬仗。2018年,貧困縣退出國家專項評估檢查中,石門縣錯退率、漏評率皆為零。

追窮記:“懶漢”解心結

新鋪鄉永興橋村的扶貧幹部許元璋,他的首要任務曾經是“追人”。

這裡是石門縣供銷社的對口幫扶村,山多地少,産業薄弱,是貧困面最大、程度最深的貧困村之一。

56歲的許元璋,是該村貧困戶顔欽榮的幫扶幹部。當地有幹部說,顔欽榮曾是村裡出名的“懶漢”,沉迷打牌、東遊西蕩、沒正經生計。

2016年,許元璋帶着一肚子語重心長來敲顔家的門,卻沒想到,顔欽榮總是躲着他走。有時,他得在村裡四處找人,再去集鎮上一家家打聽行蹤,還有時,他得在顔家一等就是大半天。

“老顔,什麼時候回來?我們聊一聊啊。”家裡沒人,許元璋就打電話給顔欽榮,多數情況下沒人接,就算通了,電話那頭也敷衍着“就回了”,卻三四個小時都回不來。

“我就愛這麼過日子,怎麼不行?”窮了大半輩子的顔欽榮,已經适應了既有的生活,也對扶貧能否“見真章”并無信心。

時間長了,許元璋有些委屈。“我想不通,畢竟他年紀比我小,我又是主動來幫他的,怎麼這麼不尊重人呢。”

許元璋不死心,繼續追在顔欽榮身後。這一追,就追了好幾個月。

同在村裡的縣供銷社黨組書記、理事會主任潘湘衡看不過去了,把顔欽榮約到村部,想勸勸他——

“老顔,扶貧是個好事,能把你家的日子搞好,你要配合。”

“我不信!以前又不是沒人來過,肯定搞不好!”潘湘衡看着歪坐在對面、叼着煙、跷着二郎腿的顔欽榮,氣不打一處來,一言不合,兩人便争吵起來。

那一場争吵,以顔欽榮一句“倒要看看你們搞成什麼樣!”結束。

村支書劉德兵,能流利背出顔欽榮的手機号,因為他經常打電話喊顔欽榮來自家吃飯,邊吃邊勸,有時也叫上許元璋。顔欽榮記不清自己在村支書家吃了多少頓飯,“許主任和劉書記一直給我做工作、講政策,告訴我要相信黨相信政府,慢慢想法就有點變了咯。”

扶貧工作隊進村幾個月,破舊的村部修整一新,颠簸的村道平整了,不少貧困戶開始發展養殖種植産業,有了穩定收入。

身邊人的日子有了盼頭,讓目睹這一切的顔欽榮回想起和潘湘衡的争吵。他這才發現,自己想錯了。

“許主任,要不你幫我找個事做?”經過好幾天的思想鬥争,顔欽榮主動找到了許元璋。

在扶貧工作隊的幫助下,顔欽榮當上了村裡的公益護林員,又學起了養蜂,件件都幹得有模有樣。他也不再躲了,“隻要許主任給我打個電話,我就騎着摩托車去村部接他。現在路修好了,可方便!”

永興橋村新修了9公裡路,水、電、路都直通顔家。2017年秋天,顔欽榮養蜂掙了錢,護林員崗位也有穩定收入,順利脫貧。

這一天,他和潘湘衡、許元璋、劉德兵聚在了一起。當年的“懶漢”躊躇許久,端起茶杯開了口:“潘主任、許主任、書記,以前不好意思,不知道你們是真扶貧,對你們态度不好。謝謝你們。”茶杯相碰,是心結打開的聲音。

如今,顔欽榮成了村裡最積極的“編外”村幹部,大小事都熱心幫忙。“我們老百姓不太會說話,但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幫了我們,我們也要幫政府。”

扶貧先扶志。記者走訪中,多位扶貧幹部說,追窮首先是為了扶志,而它不僅包括給貧困戶鼓勁,還包括“千裡勸學”——鄉幹部廖波,曾追了1200公裡,到廣東潮州勸一個辍學打工的孩子回鄉讀書。他說“教育是家庭的希望,是斬斷窮根最有力的武器”。2017年,全縣排查出疑似辍學學生17名,經過幹部教師的工作,全部返校就讀。

武陵山片區的這個窮縣,适齡兒童入學率、小學六年鞏固率皆達100%。在2018年高考中,石門一中1370人參考,1258人考取二本及以上。全縣一本率超出湖南省平均水平約28個百分點。

于脫貧攻堅戰而言,扶志是吹響了沖鋒号。

如今,顔欽榮所在的永興橋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從38戶123人減至3戶5人,預計年内全部脫貧。這樣的變化,也在120餘個貧困村同步發生。

造血記:創業押上房産證

辭掉80萬元年薪回鄉創業的蔡雲成,滿心想扶貧緻富,卻遭了老鄉們“冷遇”。

蔡雲成是石門人,先後赴廣西、廣東、上海等地打拼,2016年返鄉前,他已是上海一家世界500強企業的職業經理人。

“每次過年回家,心裡真不是滋味,一直想回來做點事。”2016年,蔡雲成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回鄉成立蛋雞養殖合作社,因為這個産業市場需求大,回報周期短,“馬上就能見效”。

他向縣裡說起自己的想法,得到熱烈的回應與支持,選址、建廠房很快完成。

2016年10月3日,回鄉探親的蔡雲成見到了縣長郭碧勳。郭碧勳問他:“回鄉辦養雞場還有什麼困難嗎?”

“主要是門前路不好,進出運貨不方便。”蔡雲成實話實說。

當年10月8日,長假結束後的第一天,為了解決“路不好”的問題,縣裡的幹部就上門現場辦公,沒過多久,路就平整了。

與縣裡的熱情截然相反,老百姓的态度卻有點微妙。

蔡雲成和縣裡商量,除了提供就業崗位,還以合作社作為擔保,邀請鄉裡的貧困戶,從金融扶貧項目中貸款5萬元入股,每年固定分紅。

“我想着,很多貧困戶都不具備獨立創業的能力,不如入股合作社。我以為會有很多人響應,但大家都不出聲”,蔡雲成困惑了。

石門是湖南有名的柑橘之鄉。10月,記者赴此蹲點,剛進入石門境内,隻見漫山遍野的橘子樹已經挂果,金燦燦的橘子在陽光下搖曳,空氣中彌漫着橘香。

在一個老百姓習慣了種橘為生的地方,提出養雞,就算蔡雲成有資本、有經驗、有規劃,卻沒人響應。

“養雞場會不會氣味很大?”“從沒養過,能賺到錢嗎?”“以我的名義貸款,萬一虧了,信用社會不會找我麻煩?”……

36歲的貧困戶蔣國民,和其他人一樣,看着這個從大城市回來的“城裡人”,腦子裡冒出一堆懷疑。

于是,蔡雲成和鄉幹部一起,帶上30多個村民、村幹部,去了鄰縣的規模化養殖場觀摩。

當幹淨整潔的廠房映入眼簾,工人們“現身說法”,蔣國民的顧慮動搖了。

回到鄉裡,17個村的村支書開了個會,去鄰縣參觀的村幹部講了見聞感受,發起動員。

真正讓大家打消顧慮的,是蔡雲成的“最後一擊”——他掏出了自家房産證,押在了鄉政府。“我把我的房子押在這兒,就算賺不到錢,我也不會讓大家虧!”

就這樣,56個貧困戶貸出的280萬元,入股到了合作社。辦好手續的當天,合作社現場提前返了1500元紅利,拿到這筆錢的蔣國民“心放下了一半兒”。

2017年7月,第一批雞苗進籠,9月底就開始産蛋,到了10月底,合作社開始盈利了。年底,蔣國民領到了4000塊分紅,今年7月,又領了2000塊。對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隻有一個勞動力的他而言,這極大地改善了家庭狀況。

分管農業的副縣長譚本軍說:“發展産業,是脫貧攻堅戰必須攻下的關口。”

扶貧不扶懶,幫窮更幫勤。為了讓非貧困戶們也享受到産業發展的紅利,石門縣在除城市社區之外的每一個村,都建立了20萬元的産業發展扶持獎勵基金,非貧困戶隻要自力更生發展産業、實現增收,同樣有獎勵。

如今,地形地貌複雜的石門因地制宜,以柑橘、茶葉、養殖等為主的十大扶貧産業欣欣向榮,貧困村産業覆蓋率達100%,帶動60531名貧困人口脫貧,人均增收3200元以上。

于脫貧攻堅戰而言,産業是造血助力的必由之路。

2018年8月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發文批複,石門縣脫貧摘帽。

量山記:一米米丈量山路

所街鄉位于石門縣西北部偏遠山區,這裡有個少數民族貧困村,地處深山,交通不便,老百姓長年“與世隔絕”。脫貧攻堅戰打響後,一條路從山腳一直盤旋修到山頂,解決了村民們的出行難。

這條山路哪一段陡峭、哪一段狹窄,紀檢幹部林忠喜都了如指掌——他曾和同事一起頭頂烈日,拿着滾輪尺,一米米量過。

當地有村民向石門縣紀委反映,村裡用扶貧資金修路時,疑似虛報了工程量。石門縣紀委、審計局、所街鄉政府等立即派出幹部組成工作組,林忠喜就是其中一員。

工作組約來施工方的代表,也請來做見證的村民,拿着滾輪尺,扛起鋤頭、帶上記錄本,跋涉在山路上,一米米丈量記錄裡程數。

山路狹窄,在壘了路基擴寬路面的區段,村民一鋤頭挖下去,直到挖到基腳,林忠喜再把卷尺放下去,測量壘砌有多深,請審計局的工作人員拍照記錄。

“大概7.5公裡的山路,我們量了整整兩天。”林忠喜清楚地記得,七八個人從山下走到山頂,出發時天還沒亮,結束時已經天黑,汗流浃背,隻為了量出工程裡是否存在“水分”。這本沉甸甸的記錄,為紀檢部門徹查這起群衆舉報的扶貧腐敗案件,提供了依據。

這樣的故事并非個例。石門縣紀委統計數據顯示,僅是為了工程量相關問題,近幾年紀委、審計等部門組成的複核組,丈量了10公裡山路,6公裡路基和30公裡的安飲工程水管。

“老百姓反映的問題真實不真實?嚴重不嚴重?我們要一步步走出來,一米米量出來。”一位參與丈量的幹部說。

“毫厘必較”的工作态度是有原因的。為了将脫貧攻堅責任落實到人,石門縣上至縣領導,下至村幹部,人人都簽訂了《承諾保證書》,承諾脫貧程序合規、信息資料真實齊全等,“如出現不合格情況,本人自願承擔全部責任,接受組織處理”。

譚本仲告訴記者,從上至下的高壓态勢下,誰也不敢随便簽下名字,原定于2017年12月30日回收的《承諾責任書》,直到第二年3月才全部收齊。“就是要用嚴格高壓,倒逼每一位幹部把扶貧工作做實、做細、反複核驗、查漏補缺,為自己負責,也為老百姓負責。”

石門縣委常委、紀委書記張凱回憶,一次,常德市督查發現,縣統計局的一名駐村扶貧幹部面對“村裡有多少貧困戶”的問題竟答不上來,縣紀委在一個小時内趕到現場,一天時間立案處理通報,給予這名幹部行政記過處分。縣統計局當天召回了這名幹部,重新換人。

雷厲風行的處理,讓這支在扶貧一線沖鋒陷陣的隊伍,保持了十二萬分警惕；也讓數十億扶貧資金的後盾“糧草”,花在了刀刃上。

于脫貧攻堅戰而言,嚴管是鞭策将士,更是守衛“糧草”。

2014年來,石門縣立案查處扶貧領域違紀案件375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336人；組織處理891人次；追繳、清退資金1149.68萬元,連續獲得了中央、省财政專項扶貧資金績效評價獎勵上千萬元。

留人記:76個手印挽留一個人

今年6月,石門縣委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申請報告,上面按着76個鮮紅的手印,從“湖南屋脊”壺瓶山寄來,為了留住一個叫張忠富的人。

位于壺瓶山的南北鎮金河村是深度貧困村。在縣裡派駐的扶貧工作隊隊長張忠富來之前,“要想富,先修路”隻是一個念想。

這是個平均海拔1200米的村子。沒有固定的村部,沒有衛生室,不通路,不通網,因為建築材料運不進來,許多地方見不到磚瓦房。

2016年,扶貧工作隊隊長張忠富到南北鎮報到不久,年過80的老人覃事法,走了整整7個小時山路找到他。老人說:“張隊長,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通路。”

張忠富一咬牙,下了決心。聽說要修路,村民們紛紛出資,覃事法更是拿出了自己的6萬元積蓄。

有村民阻工,說修路占了自家地,不樂意,張忠富就冒着大雨進山,一次次苦口婆心勸說。為了修通通往白竹山的公路,他每次步行20多公裡,一共跑了21趟。運動鞋穿破了,手提包提壞了,民情筆記也記滿了。

不管是不是貧困戶,張忠富都挨家挨戶去走訪,即使搬出了村子,隻要戶口還在,他也要翻山越嶺去探望。山路崎岖,有時天沒亮就出門,天黑了才返回,也隻能走三戶。

就這樣,修通13公裡的山路,最終沒有一戶要補償,反而很多村民出錢又出力。

兩年過去了,金河村修通了“天路”,改造了危房,通了有線電視,也通了網。最讓張忠富高興的是“村裡風氣變好了”,這個過去占據了南北鎮85%信訪量的村,近兩年成了“零上訪村”。

村子脫貧了,村民們擔心扶貧隊長要走,覃事法等老人給他打電話,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于是,就有了那封按上76個紅手印的“留人”報告。報告寫得質樸,卻是拳拳之心:“隻要是我們老百姓的事,不管是誰,無論是什麼事都是有求必應……他就是我們的貼心人,讓我們看到了希望,我們需要他繼續留下來。”

這份報告,讓張忠富想到了三個月前縣委書記的講話,感歎自己“脫層皮也值了”。

“我們要用幹部脫層皮,換群衆脫貧!”2018年3月5日,農曆正月十八下午,譚本仲在全縣脫貧摘帽工作推進會上,振奮精神,給大家鼓勁。

許多參會的幹部并不知道,譚本仲的老母親幾日前過世,那天上午,他剛剛替老母親辦完出殡。

在石門縣,像張忠富這樣的駐村扶貧幹部一共有954人,他們組成了331支駐村工作隊。包括他們在内,10526名撲在扶貧一線的黨員幹部,對全縣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結對幫扶。其中,有五名幹部先後倒在了扶貧一線。

張忠富在金河村留了下來。

11月,記者采訪時,他正和村幹部一起跋涉在壺瓶山裡,頭頂烈日,在密密麻麻的叢林裡穿梭,給村民們尋找幹淨的水源。

他說,省裡宣布石門縣脫貧之後的9月19日,在全縣脫貧攻堅工作推進會上,領導說“絕不是摘帽了就萬事大吉了。摘帽不摘政策、不摘責任、不摘幫扶、不摘監管!”

他還說,石門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獻,特别能戰鬥”的隊伍,自己既然是其中一員,就責任在肩,始終不卸。

于脫貧攻堅戰而言,黨員幹部是責無旁貸的主力軍。

“哪裡有脫貧攻堅的戰場,哪裡就有黨旗飄揚。”每一個共産黨員,都是一面旗幟,牢牢插在這片曾高寒貧瘠、如今正煥發生機的大山裡。（記者袁汝婷、高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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