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運河開發示意圖?大運河由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大運河三部分組成全長2700公裡，縱貫我國富饒的華北平原與江南水鄉，是我國古代南北交通大動脈，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對我國南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與交流，特别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促進作用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三線工程之一2014年，大運河成為我國第46個世界遺産項目，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我國東部平原上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工程，為世界上最長的運河，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古運河開發示意圖?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古運河開發示意圖

大運河由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大運河三部分組成。全長2700公裡，縱貫我國富饒的華北平原與江南水鄉，是我國古代南北交通大動脈，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對我國南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與交流，特别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促進作用。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三線工程之一。2014年，大運河成為我國第46個世界遺産項目，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我國東部平原上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工程，為世界上最長的運河，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

大運河初為春秋吳國為攻打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并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隋唐時期，我國内河航運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大業元年（605），隋炀帝楊廣下令開鑿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這時主要是開鑿通濟渠和永濟渠。黃河南岸的通濟渠工程，是在洛陽附近引黃河的水，行向東南，進入汴水（今已湮塞），溝通黃、淮兩大河流的水運。通濟渠又叫禦河，是黃河、汴水和淮河三條河流水路溝通的開始。隋朝的都城是長安，當時的主要漕運路線是：沿江南運河到京口（今鎮江）渡長江，再順山陽渎北上，進而轉入通濟渠，逆黃河、渭河向上，最後抵達長安。黃河以北開鑿的永濟渠，是利用沁水、淇水、衛河等河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蘆溝（永定河），直達涿郡（今北京）的運河。大業六年（610），南北大運河開鑿完工，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加強了京都和河北、江南地區的水上運輸。當年，航行在運河裡的船隊，南來北往舳舻千裡，呈現出一派繁忙景象。不過，隋朝是一個短促的朝代，開河不久就滅亡了。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後，要從江浙一帶運糧到大都，但隋朝的大運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間的一段，是以洛陽為中心向東北和東南伸展的。為避免繞道洛陽縮短航程，元朝修建了濟州、會通、通惠等河，明、清兩代，又對大運河中的許多河段進行了改造。

大運河的主要功能，集航運、灌溉、防洪工程于一體，在農業文明中打入商業文明的楔子。運河的貫通，帶動了運河沿線都城與城市商業的繁榮。漢唐定都長安，在關中開鑿了連接長安與黃河的漕渠。隋炀帝定都洛陽，在營建洛陽的同時就着手修建大運河，形成以洛陽為中心的水運網，南通今杭州，北達今北京，西經黃河可達長安。此後，大運河就成為曆代王朝南北交通的命脈。明清時期，運河也是催生資本主義萌芽的直接因素。因河興商，因河興業，沿河的鹽業、皮革業、煙草業、絲綢業、醬菜業等品類繁多的行業蓬勃興起，吸引更多從業者離開土地，從事商品生産，參與物資交流。由此密切了國内市場的聯系，更把經濟交流推向國際。淮安、揚州、鎮江、無錫、蘇州、杭州、開封、滄州、臨清、濟甯、天津、北京等城市因水而興，因水而衰，因運河斷流或水源不足而廢。

一、揚州

揚州古稱廣陵、江都、維揚等，是大運河上的核心城市，位于江蘇省中部。春秋時期，今揚州市區西北部一帶稱邗。公元前486年，吳滅邗，築邗城，開邗溝，連接長江、淮河。越滅吳，地屬越；楚滅越，地歸楚。公元前319年，楚在邗城舊址上建城，名廣陵。漢代，今揚州稱廣陵、江都，長期是王侯的封地。吳王劉濞“即山鑄錢、煮海為鹽”，開鹽河（通揚運河前身），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隋統一後，改吳州為揚州，始有揚州之名。隋炀帝時，大運河的開鑿連接黃河、淮河、長江，揚州成為水運樞紐，不僅便利交通、灌溉，而且對促進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流域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奠定了唐代揚州空前繁榮的基礎。

到了唐代，南北大運河的航運開始興盛。揚州的農業、商業和手工業相當發達，出現了大量的工場和手工作坊，并逐漸在距運河較近的揚州城南——沙洲之地形成了工商業聚居區。揚州不僅在江淮之間“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國東南第一大都會，時有“揚一益二”之稱（益州即今成都）。揚州是南北糧、草、鹽、錢、鐵的運輸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曾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道采訪使和淮南節度使治所，領淮南、江北諸州。在以長安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中，揚州始終起着樞紐和骨幹作用。作為對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揚州專設司舶使，經管對外貿易和友好往來。唐代揚州和大食（阿拉伯）交往頻繁。僑居揚州的大食人數以千計。波斯、大食、婆羅門、昆侖、新羅、日本、高麗等國多有商人僑居揚州。

兩宋時期，開封和杭州分别成為北宋與南宋首都，由于政治及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加上運河交通便利，使二者很快地成為龐大的商業城市，而揚州作為南北交通的樞紐地位稍有下降，商業發展緩慢。元代，大運河揚州段經過整治，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走向，恢複了曾一度中斷的漕運，揚州又迅速繁華起來。明時，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孕育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萌芽。揚州的商業主要是兩淮鹽業的專賣和南北貨物貿易。鹽稅收入幾乎與糧賦相等。商業擴大到舊城以外。手工業作坊生産的漆器、玉器、銅器、竹木器具和刺繡品、化妝品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清代，康熙和乾隆多次“巡幸”，使揚州出現空前的繁華，城市人口超過50萬，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當時的揚州，居交通要沖，富鹽漁之利，鹽稅與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關系極大。各地商人紛紛在揚州建起會館，各有營業範圍和地方特色。同時興起的還有會票——信用彙兌。

19世紀中葉以後，由于運河山東段淤塞，漕糧改經海上運輸，淮鹽改由鐵路轉運，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揚州的經濟地位逐漸衰落。

二、杭州

杭州山水相依，湖水合璧，江、河、湖、海、溪五水共導，京杭大運河和錢塘江穿城而過。隋朝廢郡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現。大業六年（610），楊素鑿通江南運河，從江蘇鎮江起，經蘇州、嘉興等地而達杭州，全長400餘千米，自此，拱宸橋成為大運河的起訖點。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進了杭州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

由于運河的溝通，唐代杭州成為貨物集散地，社會經濟日趨繁榮，人口也逐漸增加，唐貞觀年間（627—649）中，已有15萬餘人；到開元年間（713—741）發展到58萬人，此時的杭州，已與廣州、揚州并列，成為我國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北宋時，杭州人口已達20餘萬戶，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經濟繁榮，紡織、印刷、釀酒、造紙業都較發達，對外貿易進一步開展，是全國四大商港之一。

到了南宋，杭州進入鼎盛時期。南宋都市經濟的繁榮，不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當時臨安手工作坊林立，生産各種日用商品，尤其是絲織業的織造技藝精良，能生産出許多精巧名貴的絲織品，在全國享有盛名。

元代因遭戰亂，杭州城内的不少宮殿被毀，工商業曾一度衰落，西湖也漸被泥土淤塞。但由于在南宋時期打下了繁華基礎，恢複較快。到至正年間（1341—1370），大運河全線開通，杭州水運可直達大都（北京），再度成為全國水運交通要津。

三、洛陽

洛陽古稱雒陽、神都，是隋唐大運河的重要樞紐，位于河南省西部的伊洛盆地，南臨伊阙，北倚邙山，東西分據虎牢、函谷兩關，自古便有“八關都邑，八面環山，五水繞洛城”的說法。

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改洛陽為東京，在漢魏舊城西18裡重築新城，并将全國數萬家富商大賈遷到洛陽。隋炀帝在營建東京的同時，又從洛陽的西苑引澗水和洛水到黃河。不久，又修成縱貫南北、與黃河相交的大運河和永濟渠。這樣，從洛陽乘船，南可到達餘杭（今浙江杭州），北可到達涿郡（今北京市西南），洛陽成為全國水陸交通的中心，經濟文化更加繁榮。洛陽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商業盛極一時。船車賈販，遍布四方；奇貨異寶，滿積京城；糧食、牛馬交易最為興盛。隋代，城内有居民區120坊和豐都、大同、通遠等三個“市”。三市占地廣闊，商業繁榮，最大的豐都市方圓8裡，據說市内有120個行業、3000餘家店鋪，周圍還有400餘家商店。

唐中葉安史之亂，使洛陽遭到嚴重破壞，保存下來的建築物不到十分之一，開始趨于衰落。五代時雖有後梁、後唐、後晉（約不到兩年）建都于此，仍衰蔽未振。北宋時，洛陽一度有所恢複，成為北宋學術文化中心。但北宋滅亡以後，洛陽便一天天衰落下去。

四、開封

開封是水陸都會，素有“北方水城”之美譽，境内河流衆多，金水河、五丈河（廣濟渠）、蔡河、汴河（宋代對大運河的稱呼）等四條河流穿城而過，分别通往江南、山東和河南中部，航運十分便捷，各方物資源源不斷集中到開封城裡。特别是汴河更加顯得重要，《宋史·河渠志》載汴河“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财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由此可知，北宋時期不僅江南，而且遠至南海的物資都由此水路運到開封，所覆蓋的範圍已占宋代領土的一半左右。由于位居華北，是南來北往的陸路中心，陸上交通也很方便。

北宋開封人口衆多，約百萬以上。商業極其繁榮，有兩萬多戶人家以經商為業，僅在政府登記的店肆就達6400多戶，資産10萬以上者比比皆是，最多可達百萬。此外，還有許多集中的貿易市場。飲食服務行業尤為發達，各種各樣的酒樓、飲食店、茶坊鱗次栉比。開封的手工業也極其繁榮，門類衆多，軍器、瓷器、織錦、印刷、釀酒和刺繡一向聞名，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工人人數也為以前曆代首都所不及，僅官營手工業作坊的工匠就達8萬人以上。

汴河是北宋國家漕運的重要交通樞紐，商業交通要道。北宋畫家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是繁華開封的寫照。從畫面上可以看到，開封人煙稠密，糧船雲集，人們有在茶館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飯鋪進餐的。還有“王家紙馬店”，是掃墓賣祭品的，河裡船隻往來，首尾相接，或纖夫牽拉，或船夫搖橹，有的滿載貨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緊張地卸貨。

開封在唐末稱汴州，是五代梁、晉、漢、周的都城。北宋統一，仍建都于此。也稱為汴京或者東京（另有西京洛陽，北京大名，南京商丘），這裡離江南魚米之鄉比較近，大運河的作用就更為明顯了。北宋定都汴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汴京有一條汴河溝通南北。汴河是開封賴以建都的生命線，也是東南物資漕運東京的大動脈，不僅對京城有重要作用，而且還保證了北方邊疆軍事上的需要。不僅江淮、荊湖、兩浙、福建，遠至四川、兩廣的漕運物資，也都在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今江蘇揚州）、楚州（今江蘇淮安）、泗州（今江蘇盱眙北）改裝綱船，經汴河運送京師。汴河裡長年漕運的綱船達6000艘，每綱每年往返運輸4次。由于汴河沿線往來舟船、客商絡繹不絕，臨河自然形成為數衆多的交易場所，稱為“河市”，最繁華的河市應屬東京河段。北宋時，統治階級每年通過大運河由江南運到開封的糧食，一般都在五六百萬石左右，多時還曾達到800萬石，超過了唐朝的漕運量。

五、濟甯

濟甯在曆史上是“東魯之大郡，水路之要沖”，在中國運河發展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由于山東運河在整個大運河中是關鍵部位，而濟甯運河又是山東運河的關鍵，所以濟甯被譽為運河之都。

濟甯在古代有四大水系，濟水是四大水系之一。濟水在古代是一條很大的河流，發源于河南的濟源，山東的濟南、濟甯、濟陽皆因為濟水而名。當時濟水下遊不斷被淹，原來的濟州是在巨野一帶，因為當時濟甯這片地方地勢比較高，可以免除濟水的威脅，所以就取名為濟甯。

文獻記載，東晉時期，濟甯就開挖了一個汶河連接洸河的運河，叫汶洸運道，那時就開始通航。到隋朝，又開挖了府河，就是現在濟甯城的府河。唐朝在濟甯建了大閘口，直到元代挖大運河。大運河開挖以後，元明清三代都把治河的最高機構設在濟甯，這充分說明濟甯在運河之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後來濟甯稱為運河之都。當時由運河的繁忙而使濟甯大興，濟甯因為水而繁榮興旺。

運河的暢通使得濟甯每年都有數千艘大船經運河由南向北以達京師，擔負着南糧北調的任務，濟甯成為“南控江淮，北接京畿”、“處漕渠之中，襟帶四方”的重鎮。當時運河兩岸貨物堆積如山，南船北馬、人煙擁簇，酒樓歌館、笙歌喧嚷，有詩這樣形容：“運河流水千古流，流到濟甯古渡頭，畫裡帆船江南來，船到碼頭貨到州。”商業的繁榮加上運河從繁華的鬧市區穿城而過，河中帆船繁忙，岸上車水馬龍，頗有江南風光。

六、天津

天津東臨渤海，北依燕山，海河、子牙新河、獨流減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和薊運河等在城中蜿蜒而過，素有“河海要沖”之稱。

漢末，河北是袁紹勢力範圍，曹操欲取河北，而糧草多屯淮河，為将這些糧食運至河北，必須打通由淮河至黃河，乃至整個河北的南北水道。建安時期，曹操開通白溝，把漳水、呼沱、泒水等連接入海，開挖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溝通南北水道，把整個河北水系相互溝通，曹操從淮河漕運糧草成功，擊敗袁紹等。曹操對河北諸水的溝通，為天津後來的誕生乃至成為水運樞紐奠定了基礎。

天津始于隋朝修建京杭運河後，今金剛橋三岔河口（史稱三會海口）是天津最早的發祥地。在這裡，一條運河通向北京叫北運河，一條運河通向南方叫南運河，另一條河通向渤海就是海河。這樣，江南的漕米便可由江南河、邗溝北行，再由通濟渠至坊頭，又由坊頭入永濟渠北上，經今天津達于琢郡。正是由于位置的重要，使天津成為我國古代北方漕運的樞紐。

唐朝中葉以後，天津成為南方糧、綢北運的水陸碼頭。天津軍糧城地處平虜渠南端和海河近旁，是唐代停泊海上與内河漕船和儲存軍糧的重地。唐代雖有軍糧城出現，不過是臨時屯集軍糧，并未形成穩定的聚落和城市。杜甫的《後出塞》詩寫道：“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台軀。”當時的漁陽郡就在今日天津城北及東北部一帶。

唐代中期以後，我國經濟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為維持北方社會發展，要求漕運經常化，經由天津的水運活動便成為常态。金人遷都北京，在今河東大直沽一帶設立“直沽寨”，以拱衛京師。當時，運往中都的漕糧大部分來自山東、河北兩路。各地漕糧先入禦河（今南運河），然後經直沽寨入潞水，達通州再入閘河進入中都——北京。直沽寨成為聯絡河北、山東沿河諸州和通往中都的樞紐。

元朝定都北京後，随着大運河的疏通，直沽成為京畿門戶和水路交通樞紐，天津城的海津鎮成為軍事重鎮和漕糧轉運中心。伴随着漕運的興盛，商品流通，明清天津城逐漸發展起來，一度出現“市集諸番舶，百貨倍往，商賈輻辏，百貨骈阗”的繁華場面。《畿輔通志》載天津“地當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車……江淮賦稅由此達，燕趙漁鹽由此給，當河海之要沖，為畿輔之門戶”。

天津的形成始于隋唐大運河的開通，随着漕運的發展，天津逐漸成為南北水運的樞紐，在民間素有“大運河載來的城市”一說。京杭大運河把長江、淮河、黃河和今天的海河串聯了起來，天津就像這一條項鍊上懸挂的一顆璀璨明珠。

【作者：賈兵強，華北水利水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本文系2022年度河南興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專項“河南大運河史研究”（項目編号：2022XWH143）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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