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和唐朝時期，中國的文治武功及國際聲望較為強盛，所以後世将漢唐兩朝出現的盛世合稱為漢唐盛世。然而自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之後，中國僅在西晉時期經曆了短暫的大一統，随後又陷入了長達數百年的分裂時期，直至隋唐時代的到來。

東漢末年直至唐朝的這段曆史，同時也是中國世家門閥興起與衰落的曆史。為了更好的梳理那段風起雲湧的曆史時期，我們以劉裕篡權迫使東晉司馬氏禅讓作為時間節點，分為前後兩大階段。第一段從曹丕篡魏稱帝到“東晉王與馬共天下”，講解了世家門閥上升崛起的時期；第二段從五胡十六國直至唐朝覆滅，表述出世家門閥在中原政權中的影響力逐步消弭的過程。

1、曹丕争儲，倚重世家豪族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各地旱澇災害頻繁，朝廷不思赈災，反而愈加專注于黨争奪權。陷入崩潰邊緣的百姓隻得寄托于宗教信仰，一時間太平道、天師道等紛紛興旺起來。其中太平道創始人張角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口号，自稱“天公将軍”，率領群衆發動起義，史稱“黃巾起義”。雖然沒過多久起義就遭到朝廷和各地豪強鎮壓，但因此形成的群雄并起、争霸天下的格局就此形成。

亂世之中，群雄逐鹿中原，先後爆發了界橋之戰、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劉備入川之戰和夷陵之戰，最終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不論是曹操還是諸葛亮，均處于對東漢以來豪族勢力崛起的忌憚，展開了一系列打壓士族的政策。然而在曹操死後，曹丕篡漢建立魏國，重新确立了倚重于世家豪族的大略方針。原來曹丕還是世子之時，曾與兄弟曹植、曹彰（曾引十萬大軍到洛陽，但被谏議大夫賈逵勸阻）等争儲，得到了世家勢力的大力支持。在得不到軍方和宗室強有力支持的情況下，曹丕隻得效仿劉秀繼續仰仗世家力量以穩固篡漢之後的曹氏江山。

2、九品中正制，一次不成功的矯正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是曹丕稱帝後不久采納了吏部尚書陳群的意見，命其所制定的選官制度。曹魏以前的兩漢時期，朝廷主流的人才選拔制度是察舉制，這種到了東漢時期漸漸被少數公卿大臣、名門望族所控制的制度，在評判舉薦之時存在較大主觀意識，因此很容易遭到大量賢才被埋沒的情形。九品中正制在察舉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度化，它将察舉制中州郡長官自辟僚屬的權力和地方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有利于朝廷對地方的掌控，具有積極作用。

然而九品中正制在本質上依然殘留了察舉制的影子，到了西晉時期更從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的評議标準逐步淪為了以家世背景為唯一衡量的标準，徹底成為士族門閥把控朝政的便捷通道。所以說九品中正制是一次不成功的矯正，并未改變世家崛起和把持朝政的現狀。曹魏後期，世家勢力愈發壯大，并最終将皇權架空。

3、司馬昭之心與八王之亂

雖然曹丕接掌了曹操的事業之後，迫使漢獻帝劉協禅讓帝位給自己，建立了曹魏政權。然而他壽命不長，去世之時還不到四十歲，竟比漢獻帝死得還早。這就給曹魏政權埋下了隐患，衆所周知開朝皇帝的威望通常是最高的，也是遭遇一些社會問題之時，朝廷韌性最強的時候。可是曹丕早夭導緻不得不托孤後事，他安排了曹真、司馬懿、曹休和陳群四位顧命大臣，以曹氏宗親和士族功臣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勢。這種安排确實十分穩妥，之後繼位的曹叡也算得上是一位年輕有為的賢明君主，隻是曹叡同樣短命。當其他三位顧命大臣和皇帝曹叡都死了之後，再次成為托孤大臣的司馬懿的權勢日益增長，也因此遭到了曹氏宗親的猜忌。繼承曹叡衣缽的是曹芳，他稱帝繼位之時年僅八歲，權力基本都被兩位托孤大臣掌握着。與司馬懿同時擔任托孤重任的是曹真的兒子曹爽，隻是此人遠遠不如他的父親那麼睿智勇武，最終在高平陵政變中慘敗于司馬懿。

司馬懿政變得勝之後，效仿曹氏先祖曹操的做法，并未急于稱帝。但其子司馬昭專權時期，朝堂上下皆已知曉司馬氏的野心了，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隻是作為曹操的後人、曹丕之孫，曹髦親率部從讨伐司馬昭。隻是事情敗露，被賈充指使成濟弑殺，年僅20虛歲。此時之後，處于對輿論風評的顧忌，司馬昭直至病逝也未篡奪皇位，但卻進一步穩固了世家勢力和司馬氏家族對朝政的把控。等待司馬昭之子司馬炎之時，正是篡魏稱帝，建立了晉朝。

由于自曹丕開始，曹魏政權就沒有給予宗親貴胄過多的軍政大權，導緻出身世家的司馬氏篡權成功。故而當晉武帝司馬炎稱帝之後，吸取曹魏政權的教訓，大肆分封宗親藩王以拱衛中央。由于晉朝皇族自己出身于士族階層，故而對依舊在不斷發展壯大的士族門閥存在極大的忌憚，晉武帝擔心自己“禅代”的故事重演，因此給予了各地藩王許多地盤和地方軍政大權。宗室藩王出鎮的同時，也被允許參與朝政，這導緻許多宗室範圍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幹涉中央朝局，最終導緻八王之亂的爆發。

4、五胡亂華與衣冠南渡

八王之亂發生于西晉滅掉東吳、統一全國的11年之後，前後曆經十六年，極大的損傷了中原地區的民力、财力。此後，在八王之亂的烽煙裡，南匈奴、氐、羌、羯、鮮卑等部紛紛趁機作亂，以至于中原闆蕩、生靈倒懸。五胡亂華被視為華夏文明曆史上最為黑暗的篇章，而坐擁社會絕絕大部分财富的世家門閥也不能免于禍患。

所幸晉室支脈司馬睿渡江南遷，幾乎同時南渡的還有諸多北方世家，史稱“衣冠南渡”。當然，也不是全部的漢人世家門閥都選擇渡江南遷，依舊留存了大量士族在北方建立了諸多具備防禦工事功能的塢堡，形成一個個塢堡勢力，進而演化出自給自足的塢堡經濟。從此之後，世家門閥勢力在南北兩邊開始出現分化。

5、王與馬共天下

關于西晉為何滅亡有許多學術研究，主要觀點有四點。首先東漢中期以來的氣候變化造成漠北遊牧族群大量南遷内附，這一問題在漢末三國時期就曾出現過鮮卑南遷、羌人動亂等問題，到了西晉之時依舊未能解決；其次中原社會豪族化之後，世家豪族掣肘朝局，雖經曆漢末三國時期當權者對世家的打擊，但到了西晉時期反而愈演愈烈；第三是豪族雖然最後進化為士族，卻不斷的堕落腐化，早已不複其先輩們披荊斬棘的精氣神，許多士族子弟開始談玄論道，仿若出世高人，另一方面又憑借“九品中正制”獲得晉升之路，将摟錢的地位制度化，極大的敗壞了政治和社會水準；最後便是晉室諸王内鬥，隻是諸王内鬥本身就是皇族為防範士族勢力掣肘，矯枉過正後産生的惡果。西晉滅亡之後，士族勢力繼續影響着後來的東晉王朝。

晉室南遷之後，司馬睿建立的東晉從一開始就主要依賴于琅琊王氏世家的王導、王敦兄弟二人的大力扶持。不同于其他士族子弟，在亂世之中的王導、王敦二人皆堪良佐之才。其中王導主持政務、位高權重，他憑借自身的身世背景，連接南北士族共匡晉室。當時東晉朝政皆有王導定奪，他運籌帷幄、縱橫捭阖，在五胡南遷之時迅速促使晉室在南方站穩腳跟。而另一位王氏兄弟王敦則專任殺伐、總掌兵權。王敦到了後期即坐鎮荊州以威懾北方，又遙控建康，參與朝政。當時朝中官員有四分之三以上均是琅琊王氏或與其相關之人，即便與其無關者，也大多是其他南遷士族子弟，同王氏保持有高度重合的社會利益。正因如此，當時東晉百姓才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

東晉王朝從一開始就處于皇權不穩的狀态之下，不僅世家勢力對皇權日益造成掣肘，東漢以來的諸多社會矛盾同樣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各地百姓生存疾苦，但朝堂之上的世家門閥卻大多視而不見。最終經曆了大門閥叛亂（王敦作亂、桓玄之亂）和百姓起義（五鬥米道士族孫恩掀起的孫盧之亂），東晉軍權在一系列鬥争和妥協之下，逐步落入底層士族手中。

1、五胡十六國的三種政權模式

西晉崩潰之前，為躲避氐人齊萬年的起義南遷巴蜀的氐族流民首領李特已經開始起兵叛晉。到了公元304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稱帝，建立成國（後改國号為漢，合稱成漢）。與此同時，在八王之亂中崛起的南匈奴屠各部領袖劉淵，在晉南盆地打着匡扶漢室的旗幟，建立了漢國（後改國号為趙，合稱漢趙，又稱前趙）。成漢和漢趙的建立，拉開了五胡亂華的序幕。

在劉淵打出匡扶漢室不久，就面臨胡人排斥、漢人不支持的窘境。雖然劉淵非常清楚要想成就大業就必須整合為數衆多的漢人勢力，然而其自身的胡人屬性卻成為最大障礙。劉淵之後，不論是漢趙還是從其别部萌發誕生的後趙政權，皆以胡本位作為執政主旨，大肆迫害各地漢人，一時間中原斷壁殘垣、餓殍千裡。後趙石勒，其主要倚重的是其親族，也就是羯人勢力。他們本位匈奴别部，是匈奴自中亞抓來的粟特族群奴隸，故而在晉朝地位極低，保守欺淩。正因如此後趙政權對漢人也最為兇橫殘暴，并曾擊敗漢趙成為短暫的北方霸主。此時的北方出現大量流民出現。這些無家可歸的百姓為了能在亂世之中苟延殘喘，逐步合流并形成乞活部衆。乞活軍初期，為了能夠吃口飯曾依附于各處勢力。但當漢趙和後趙開始推行胡本位制度之後，胡漢沖突促使乞活軍爆發出了驚人的戰鬥力，并在廣宗、陳留兩大根據地狠狠的纏着漢趙和石勒的軍隊。

原本曾依附于石勒、慕容廆等胡人的乞活軍紛紛叛離，其中冉闵更趁石家内鬥之際，盡數誅殺石虎後人并自立為帝。此後鮮卑慕容氏南下擊敗冉闵，乞活軍由此分别流入前秦、東晉政權。而直至東晉末年，洛陽一帶還有乞活軍後人活動的身影。眼見胡本位政策的失敗，前秦苻堅采取了胡漢二元的。在苻堅看來，胡漢對立的統治模式注定失敗，因此必須想辦法打碎各類胡人和漢人的小集團，消除胡漢差異，建立一個内部穩定的國家。為此，前秦得到了關隴地區漢族世家的支持，王猛更成為苻堅的宰相。隻是為了削弱改革阻力，苻堅過分的削弱了自身氐族的力量，卻為了獲取軍事上的勝利、維護北方的統一，繼續任用鮮卑、羌等胡人将領統兵（前秦除了少數漢人乞活軍和宗親軍隊，其餘軍隊大多屬于前秦核心體系之外的降将），最終淝水一戰而潰，前秦瓦解。

前秦的失敗，源于胡人的軍事共同體依舊強大，削弱氐族自家軍隊的苻堅不得不倚重他們。然而弱幹強枝之下的前秦，在亂世之中一旦遭遇危機，國家隻能四分五裂。前秦解體之後，鮮卑慕容垂和拓跋珪，堪稱鮮卑人中的雙雄。最終，長期活躍于長城邊緣的鮮卑拓跋部建立北魏，憑借對農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了解，最終成功建立了胡漢混元一體的模式。拓跋氏将鮮卑族原本的部落制度完全打破，建立了新的八部大人制度（後來演化為柱國大将軍制度）來統領他們，并吸納了漢人乞活軍和世家們的塢堡勢力進入北魏體制之中。北魏的建立，标志着五胡十六國時代的終結，中國北方由此進入混一胡漢的北朝時期。

2、北朝的胡漢之辨與南朝的儒佛之别

北魏的建立雖然實現了北方漢人和胡人的融合，并促使皇帝居于各方之上，成為一個均衡力量，然而自先秦以來的華夷之辨卻并未完全消亡。胡漢之争雖在北魏二元帝國的籠罩下變得微不足道，亦不再成為動搖統治基礎的因素。然而在皇族對自身認同感的立場上，卻始終出現搖擺，這顯示出北魏從本質上來講依舊是一個偏向鮮卑化的國家。

就在北魏在胡漢之辨的身份定位中緩緩站穩腳跟之時，南方同樣發生異變。東晉底層士族雖與軍隊接觸最為密切，但始終徘徊在權力中樞之外。淝水之戰後被晉室日益倚重的北府軍本就是北方戰亂而來的流民組成，其中更有乞活軍的部分成員加入，戰鬥力非比尋常。此後原北府軍參軍劉裕率部對抗和鎮壓桓玄，之後主掌東晉朝政大權。公元420年，劉裕篡晉建宋，拉開了南朝的序幕。

雖然相較于北魏，存在胡漢之辨的身份歸屬難題，南朝具有一定的優勢。然而當宋、齊、梁、陳接連發生臣下篡權逼禅的事情後，南朝的法統出現了嚴重動搖。因為北朝在軍事上逐步占據優勢，南朝皇帝為了鞏固統治就必須更加重視法統。傳統的儒家雖然對南朝漢人政權的認同感超過鮮卑人所建立的北朝，但以下犯上的謀逆之舉為曆代南朝政權都蒙上了一層陰影，推崇儒家反而會放大自家的正統性缺失。南朝因此陷入了政權的長期不穩定狀态，皇位和朝代變更都很頻繁，于是隻得大力扶持佛教思想。一時間，出現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景。

3、西魏-北周-隋朝

淝水之戰發生于前秦和東晉之間，其中晉朝北府軍在士族謝家的率領之下戰勝了内部利益錯綜複雜的前秦軍隊。然而此戰雖然晉勝秦敗，卻是日漸堕落的南方士族最後的餘輝，也是北方胡漢門閥破繭而生的前奏。前秦之後，北魏在苻堅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胡漢混元一體的統治模式，減少了内部掣肘因素，逐漸占據了南北朝對峙的主動權。然而，北魏的君主還是陷入了胡漢之辨的漩渦之中。

從原先的遊牧生活入主中原之後，鮮卑人中間不可避免的有許多人進入了農耕生活。然而這些處于農耕生活狀态下的鮮卑人和原先的漢人，卻遭到了北魏統治階層的過渡剝削和壓迫，最終引發蓋吳起義。蓋吳起義雖然失敗了，卻使得北魏皇族内部陷入了震動，以馮太後、孝文帝為代表的一系人物開始着手進行一系列漢化改革。為了規避鮮卑軍事貴族們對改革和皇權的掣肘，孝文帝将北魏都城從平城南遷至洛陽，并哄騙了一部分貴族朝臣一同南下。隻是此舉大破了北魏的胡漢平衡，引發了北方出身草原的六鎮軍人不滿，最終在孝文帝改革數十年後爆發了六鎮起義。在六鎮起義乃至随後的反複權力拉鋸中，出身于懷朔鎮的高歡和出身于武川鎮的宇文泰逐漸發展壯大起來，分别扶立拓跋氏傀儡皇帝建立了東魏和西魏，後世稱之為“北朝雙雄”。

東魏雖在對峙初期占據絕對優勢，但看到孝文帝改革帶來了六鎮起義的惡果之後，高歡作為漢人卻極力将國家往鮮卑化的方向拉，使得東魏始終無法充分發揮出河北漢人塢堡勢力巨大的人力财力。與之相反，西魏權臣宇文泰雖然廢除了孝文帝要求鮮卑人改換漢姓的舉措，卻開始大力推行“複周禮”的方針，并因此赢得了儒家學派和漢人世家塢堡勢力的大力支持，胡漢在西魏時期迅速合流。正因如此，宇文家族逼迫拓跋氏禅讓之後，新建國号為“周”。所謂周禮制度，其實就是一種由貴族世家所主導的兵民一體的社會秩序。西魏時期經過連連征戰之後，地廣人稀，具備了此前曆朝所不具備的先決條件。在均田制、府兵制等政策的保障下，這種社會秩序得以順利建立起來。北周之後，楊堅篡權稱帝，建立隋朝。作為延續自西魏體制内的人物，楊堅繼承了“複周禮”所帶來的政權正統性。

4、科舉制，一次成功的矯正

隋唐時期，一掃魏晉時士族腐朽堕落的社會風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對此有過一段非常精彩表述，他說唐朝：“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别創空前之世局”。隋唐時期的士族門閥，因被鮮卑等草原部族的尚武、務實精神所渲染，一掃陰霾，開疆擴土。隻是士族門閥對中樞權力的掣肘依舊存在，隻不過轉變為了以關隴門閥為核心的士族階層。

關隴門閥，源于宇文泰創立的八部大人制度，進而又演化為柱國大将軍制度，并最終形成胡漢一體、兼具文武的關隴士族門閥集團。西魏、北周、隋、唐皇族皆出自這一政治集團。隋文帝開朝，自西晉以來重新統一天下，卻雖皇後獨孤伽羅忌憚萬分，最終落得一個怕老婆的名聲。究其緣由，主要還是獨孤伽羅身後站着的豪族集團，父親獨孤信是關隴門閥頂級軍事貴族、目前出身北方頂級漢人豪族清河崔氏，與獨孤家族關聯密切的名門望族更是難以縷清。為了擺脫關隴門閥對朝政的控制，隋文帝時期大興科舉選官制度，意圖在世襲罔替和恩蔭舉薦之外，尋求一條寒門百姓晉升仕途之路，以擺脫皇權對士族門閥的依賴。

縱觀隋唐兩代，科舉制度雖未能大破世家子弟在朝政中的優勢，但這一制度的出現還是在此後漫長的曆史歲月中，為寒門士子謀得一躍龍門的機遇，并最終成為影響中國千年之久的重要制度。

5、大唐天子？天可汗？李世民！

隋朝二世而亡，顯示了關隴門閥在隋唐初期所蘊含的巨大力量。為了擺脫關門門閥對皇權的掣肘，隋炀帝一方面遷都洛陽、一方面迎娶了南朝梁代皇族後裔為妻，并廣交江南士人，意圖制衡關隴。他延續父親隋文帝創立的科舉制度并進一步發展，同時為了防止重現孝文帝改革之後的北魏悲劇，隋炀帝三次遠征高句麗，并以此為借口組建大規模皇帝直屬軍隊和開鑿大運河。有了軍隊就不怕關隴門閥上演六鎮起義的舊事；開鑿大運河可連接河北江南等地與洛陽的聯系，降低關隴在全國版圖中的權重。隻是練兵需要錢糧、開鑿運河同樣如此，隋炀帝走上了秦朝過度耗費民力的老路，成了暴君，最終走向了滅亡。

唐朝并不是建立在推翻隋朝的基礎上的，而是在隋末亂局之中集合關隴門閥大部分力量最終脫穎而出的勝者。隋朝的問題可以說在唐朝初期都存在，隻是有一位君王将農耕-草原的二元模式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暫時掩蓋了世家門閥對皇權朝政的威脅，這個人就是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吸取隋炀帝的教訓重新回歸到了倚重關隴門閥的政策上來了。與此同時，十分熟悉農耕和草原兩種統治邏輯的唐太宗能夠很好的理解中原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和草原上的英雄主義情懷。太宗皇帝曾常年和遊牧軍隊打交道，曾在兩軍對壘之時，單槍匹馬的沖到對方陣前，痛斥入侵的突厥颉利可汗違背盟約，可謂一身英雄氣。後來唐太宗通過分化手段擊潰東突厥，最終漠北各部首領于630年來到長安，請尊唐太宗為各族共同首領“天可汗”。不同于被東突厥各部尊奉給隋文帝的聖人可汗，唐太宗的“天可汗”擁有實權，唐朝可以“天可汗”之名在漠北、西域設置羁縻乃至直轄州縣。

隻是，唐太宗的二元帝國雖承襲自北魏，卻并未制度化。再次進入大一統皇朝之後，統治階層不可避免的再度以儒家的視角看待問題，到了唐玄宗時期已經不願承認唐朝承襲自鮮卑北魏的事實，轉而尋求從漢人建立的南朝政權中尋找繼承淵源。唐玄宗認為，唐朝的法統傳承于漢朝，因此剝離了草原屬性的一面。

6、安史之亂和天朝餘輝

從唐高宗到唐玄宗時期，皇權始終遭受世家門閥的掣肘。為了打擊士族勢力，這段時間朝廷一直在不斷的提拔任用沒有根基的人才。沒有根基就意味着其權力必須依附于皇權，自然不會對皇權構成掣肘。到了唐玄宗時期，有兩類沒有政治根基之人被大肆提拔任用，他們分别是平民和胡人。

唐玄宗并不懂得草原的邏輯，亦不願承認唐朝的草原屬性，卻必須依賴胡人戍守邊疆。最終安史之亂爆發，唐朝在玄宗任期内，從最巅峰的時刻一下子摔了下來。安史之亂雖然并未沖垮唐朝，卻導緻各地藩鎮割據勢力崛起。原來，随着社會的發展，土地兼并和戶口隐匿現象加劇，導緻兵源匮乏，府兵制難以為繼。最終在唐玄宗時期為了增強軍事力量，執行了募兵制。募兵制的軍器衣糧由朝廷供給，增加了唐朝的軍費開支和财政負擔。并且專設将領統兵雖然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卻也使得士卒漸漸隻對将帥保持忠心，逐步淪為了将領和地方大吏手中的私軍。安史之亂時，天下百姓依舊心向唐朝，隻是唐朝為确保拱衛中央的禁軍實力，開啟兩稅法以增加财政收入供養龐大的禁軍和官僚體系，最終引得民怨四起。而作為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人群，宦官執掌禁軍并逐步形成一個龐大的政治勢力，頻頻幹擾晚唐政治。最終在朝綱混亂、賦稅嚴苛的背景下，黃巢起義爆發了。

7、黃巢白馬，士族的悲歌

不同于此前中原爆發的曆次浩劫，黃巢起義以及其後繼的朱溫之流非但沒有與世家大族和既有官僚機構達成合作，盡快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統治機制，反而大肆發起了對官僚集團和士族門閥的大規模、有組織的殺戮。内府燒成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表述的正是黃巢軍隊在長安制造的混亂情形。而在随後出現的白馬之禍中，朱溫采納了科舉屢次不第的李振建言：“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将衆多大臣殺死後投屍于河。

要知道，即便是安史之亂，粗鄙如安祿山之輩也沒有做過這般行徑。自中唐至晚唐以來，科舉制、紙張的廉價化和普及化等均促使底層百姓和寒門能夠更容易的接觸到知識，士族門閥對知識的壟斷遭到打破。所以到了唐末和五代時期，即便不再依靠世家子弟的扶立，各路豪強也能取得立足之地。唐末戰亂延續時間極長，并後繼之以五代更叠動亂，從肉體上對世家門閥進行了大規模的消滅，從精神上又取代了他們的部分社會職能，最終促使延綿七百多年的士族門閥日漸消亡。

從魏晉南北朝到唐末五代，是一段世家門閥日益興起而後又逐漸淪落的曆史。其中雖有胡漢混元一體，吸納了草原精悍之氣息，卻依舊難逃曆史演化的車輪。随着知識的普及、生産工具和生産力的發展、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後，中國經濟重心從中原往巴蜀和江南逐步轉移，一個新的篇章即将到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也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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